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走向国家、资本和非政府组织力量的重新布局？“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等概念暗示了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作为主要政治参与者和基本理论分析范畴的首要位置。然而，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世界权力格局和政治规范已经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比如，2000年4月，当布什在攻打完阿富汗之后为进攻伊拉克做舆论准备的时候，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一次讲话中公开宣称，他为英国能参与使另一个国家发生政权更迭的行动而自豪(McSmith and Harnden，2002)。在经济领域，不少跨国公司操纵着规模庞大的经济实体，后者所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许多民族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传播领域，一些民族国家纷纷修改宪法和其他法律中有关传播产业结构与所有权的条款，以符合世贸组织和其他多边贸易协定的要求。所有这些都表明，民族国家已经不足以作为理解和分析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传播现象的唯一维度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出以下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大英帝国的旧殖民主义政策和布莱尔热衷的在某些国家搞政权更迭的战略之间有什么区别？某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官员铺上红地毯欢迎国际传媒巨子到访，而这些国家的传媒机构也忙于与以西方为基地的传媒跨国公司结盟，这是否暗示着我们应该重新理解“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当第三世界中有第一世界的生存景况、第一世界也存在着第三世界的生存景况时，当分散在纽约、孟买、圣保罗等地的消费精英们彼此之间比他们与各自国家中的贫困群体之间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单一分析框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局限性？
在本书第1章和第3章有关“方法论民族主义”局限性的讨论基础之上，本章拟探索一条理解世界传播的新思路。首先，为了理解快速变化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本章引入帝国这一概念作为新的分析框架。其次，本章从世界传播舞台中的四个主要参与者，即超国家机构、民族国家、资本和非政府组织出发，试图描述这四种力量的角色变化和运作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图绘出帝国时代世界传播的混杂建构状态。之后，本章简要讨论“9·11”之后世界传播领域中的新发展与新趋势，尤其是美国对自身作为帝国首要传播者的地位的强化，以及国家与资本间更加紧密的关系。最后的结论简短归纳现行世界传播秩序中的矛盾与张力。
■帝国和新型统治制度的建构
冷战结束、跨国公司与超国家机构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的力量增长，以及市场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导致了民族国家统治权力的削弱，尽管这是一个极端不平衡的过程。今天，在确定的区域内要对经济和文化交流进行管制，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帝国主义“就是欧洲民族国家把主权扩展到自己的边界以外”(Hardt and Negri，2000：xiii)，这一传统观念也不再能够恰当描述世界现行秩序了。许多学者就此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表述，从右翼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到左翼的哈维（David Harvey，1989）的“后现代状况”和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96）的“网络社会”。进入新世纪，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关于帝国的理论在西方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在他们合著的《帝国》一书中，作者用帝国这一概念来描述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运作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就像他们所说：我们基本的假设是主权已经拥有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一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与帝国主义相比，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在其开放的、扩展的边界当中，这一统治机器不断加强对整个全球领域的统合。帝国通过指挥的调节网络管理着混合的身份、富有弹性的等级制和多元的交流。帝国主义的世界地图明显的民族国家色彩，已经被合并、混合在帝国全球的彩虹中。(2003中文版：1—2)。
因此，帝国是与世界市场相对应的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秩序。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定义，帝国的概念“假定了一个体制，这一体制成功地包括了空间的整一性，或者说真正地统治了整个‘文明’的世界”(2003中文版：4)。全球化，以此观点看来，不是侵蚀了单个国家的主权，而是将其转化为一个由扩散的国家和超国家机构所组成的新的系统。这产生了新的仲裁机构和新的管制及社会控制形式，这些新的机制既依赖于国家又依赖于资本全球化。新的统治形式并不会导致统治的终结，而是将其自身建构为全新的形式——“一个单一的逻辑规则”(2003中文版：2)。该形式一方面凌驾于现有民族国家形式和国际体系之上，一方面又依存于现代国家与国际体系，并将这一体系与资本的全球扩张紧密联系起来。因此，虽然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依然存在，这种竞争已被一种单一的权力秩序和权力观念所决定(2003中文版：7)。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政治秩序，帝国是一个“混杂的结构”——其组成不仅包括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还包括跨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具体而言，由不同组织和机构组成的新的全球权力形态，在哈特和奈格里笔下，拥有金字塔式的三个层次，每个层次又包括几个层次的内容。帝国权力的第一层包括三方面内容。占据第一层，或者说占据帝国权力等级最顶端的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可以在国际上单独行动，但作者认为它更偏好联合行动，这正是冷战以后美国海外军事干涉行动的例行做法。第二层是一个包括世界七大工业国在内的民族国家联合体。它们控制着全球的主要货币工具，具有管制国际交换的能力。第三层则是一系列成分复杂的超国家联合体，如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北约组织等，它们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行使军事、金融以及其他方式的权力。
帝国权力的第二层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在第一层中心权力的庇护和保证下运作的跨国公司；具有地方和区域组织功能的一些主权民族国家，其功能旨在与第一层的全球权力进行政治斡旋，与国际组织协作，并在其自身有限的地域范围内重新分配收入。这种民族国家往往在国际合作中一定程度上屈从于跨国公司的权力。
第三层，这是金字塔中最宽的底层，由在全球权力秩序中代表普遍利益的群体构成。在理论上这包括所有名义上代表了全球民众的民族国家。事实上，强势的国家已经在第一层占据了位置，权力稍逊的国家也在第二层占据了位置，剩下的正是附属的、弱小的国家。他们在联大会议上数量巨大而权力微小。但是这些国家很重要，因为他们至少具备抑制世界强国并给予其在国际上的行为合法性的象征功能。这个层级也包括数量众多、成分复杂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展迅速，宣称代表民众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在制度安排上，它们与正式国家机构分开，甚至有些组织还跟国家处于对立地位。
帝国没有呈现出一种历史政体的形态，而是自我表现为“一个成功地终止历史并因此永远固定正在存在的事态的秩序”(2003中文版：4)。对哈特和奈格里而言，帝国不仅是深奥的历史积淀体，还是满载冲突和危机的一种统治形式。冲突和危机并不意味着资本的终结，“而是标志着资本的趋势与运行模式”(2003中文版：207)。此外，在帝国内部包含着其自身的毁灭力量——拥有巨大的建设性和生产性力量的芸芸众生，借用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的话，他们将其称为“大众”(multitude，另译为“弱势群体”)。也就是说，尽管帝国代表了对大众的统治，使之服从于其贯穿一切的权力，可是另一方面，大众是我们社会中真正的生产性力量，而帝国仅仅是一个依存于大众活力的捕获装置。借用马克思的话，二位作者把它描述为“一只死劳动积累的吸血蝙蝠，它只有靠吸食活人的血液才能生存下去”(2003中文版：62)。正如他们所说：我们所面对的帝国持有巨大的压迫和毁灭的力量，但是事实不应该使我们以任何形式为了旧有的统治形式感伤怀旧。通往帝国的道路和全球化的进程对自由的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非是单一的事情，我们把多种类型的进程理解为全球化，这些进程不是统一的、单一的。我们认为自己的政治任务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一进程，而是去重新组织它们，再次引导它们通往新的目标。维持着帝国的芸芸众生的创造力也能够自主地构造一个反帝国，一个可供替代的全球流动和交流的政治组织。反抗和颠覆帝国的斗争以及建立一个真正的替代物的斗争，将因此在帝国自身的场域发生。
确实，这种新的斗争已经开始出现。通过这些斗争和许多酷似它们的斗争，大众将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宪政力量，它总有一天将带领我们穿越和超越帝国。(2003中文版：4—5)由于篇幅限制，本章不可能在这里对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论做更详细的描述和评价。把帝国看成一种既成现实也许还为时过早，但一些学者已就作者对“大众”所持的理想主义情怀，以及对新的民主形式的必然性断言提出挑战。同时，如我在本章结论中会进一步论及的，民族国家力量削弱的程度是不是像作者所说的那么大也值得进一步商榷。相对于本书第3章提及的哈维（Harvey，2003）的“新型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理论有关国家的地域逻辑和资本积累逻辑间的分析，或者“非正式美帝国论”(informal American empire，Panitch and Gindin，2004)中有关美国和其他国家关系的分析，帝国理论中有关国家概念的分析显得单薄。到了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期，随着美国陷入深重的经济危机，也随着“中国崛起”话语的兴起和“G7”先被“G8”再被“G20”所替代，我们还可以质疑帝国概念所描述的美国的顶级地位是否已经被动摇——当然，也有理由认为，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G20”以及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金砖四国”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帝国的逻辑。
无论如何，帝国这个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考快速变化中的全球秩序的新途径。第一，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全球视角，并从根本上动摇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分析单位的理论取向——当布莱尔赞同在别的主权国家搞“政权更迭”之时，他不仅作为另一个民族国家的领导，而且代表了显现中的帝国在发言。第二，帝国的概念超越了把权力局限在政治领域的狭窄范畴，二位作者不但承认经济权力，尤其是资本逻辑和跨国资本力量在全球权力秩序中的中心地位，而且把自己的权力观念建立在福柯所提出的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生物权力”(biopower)概念的基础上。倘若说，政治和经济曾经被认为是两个尽管相关，但相互分离的力量的结构体，全球化过程则使这两种力量相互融合，并加速整合在一个单一的框架中。从这一点看来，在分析社会时，帝国的理论表述与最新的政治经济学表述是一致的。如莫斯可（Mosco，1996：200）所言，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做概念上的区分，固然有助于厘清分析思路，可是更多的时候，这种区别仅仅起到了混淆和掩盖真相的作用。第三，此概念突出了变革的过程。尽管跨国公司以及全球性的生产和流通网络已经逐渐侵蚀了民族国家的权力，但国家功能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被置换到别的层次和领域中。第四，这一概念把混杂性和多样性看成是帝国的内在本质和存在状态。在以往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中，论辩双方均倾向于将同化与区别对立起来，将全球化看成是在同质化与异质化或杂交化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其中一方更进一步认为多元化受到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威胁。与此相反，哈特与奈格里认为，差异的生产正是帝国力量再生产过程中的决定性机制。最后，这一理论在意识到帝国压倒性的力量的同时，强调了大众的创造力和他们从压迫性权力结构中获得解放和自治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