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三大”实现了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即从党的“一大”确定的发动工人、组织工人，开展工人运动为中心转变为发动、组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联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为中心。使党的工作更符合中国国情，从而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走向高潮的起点。
早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心任务是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通过党的公开机关——劳动组合书记部，教育组织产业工人建立工会，开展罢工斗争以反对经济的剥削和局部的政治的迫害。这时工人运动活动的方式主要是依靠公开的斗争。京汉铁路大罢工，党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治的口号，把争人权、争自由，取得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为出发点。这样，工人的罢工就触及到阶级敌人的统治地位。随着斗争的发展，反动派预感到他们的末日来临。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就对工人阶级进行血腥、残酷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紧紧依靠公开的斗争形式就远远不够了，必须随着斗争目标的变化，改变、调整自己的斗争方式和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党从京汉铁路工人的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斗争策略必须发生变化：
1．由公开斗争转入以秘密斗争
为主罢工能够迫使敌人妥协，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是一种斗争形式，也是党创建初期采用的主要斗争形式。由于罢工多是面对面的公开进行，这样，骨干力量又易于被敌人掌握，造成重大的损失。如京汉铁路大罢工时，军阀吴佩孚对指挥这次罢工的处所和领导人一清二楚，他们又掌握着军队等国家机器，所以杀戒一开，一批骨干力量很快遭到迫害。二七惨案发生后，为了避免更重大的牺牲，总工会不得已下了复工令，这次罢工的失败充分说明，仅仅依靠公开的罢工形式反对军阀的统治是行不通的。
二七惨案发生以后，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暴行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严厉，工人运动遭到禁止。在这样十分艰难的环境下，斗争方式必须由公开转入秘密进行。这是避免更大牺牲的重要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发动群众，恢复组织，壮大队伍，伺机再战。二七惨案以后，中国共产党利用军阀割据这一特点，把总部转移到了上海，秘密指挥全国的工人运动。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京汉铁路总工会、也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因此，在敌人严密封锁、疯狂镇压下，中国的工人运动依然能够开展活动，京汉铁路工人仍然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京汉路各主要车站均有数人至数十人的秘密组织。比如，京春路唐山工会不仅秘密存在，还有一定的资金。京绥路车务工会有会员1500人。正太路、粤汉路、津浦路、株萍路都有工人的秘密活动、特别是胶济路工会，还发展会员1000多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后，《工人周刊》依然能继续出版，这都是秘密斗争的结果。
2．利用合法身份，推动工人运动发展
京汉铁路大罢工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若想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也不能失去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另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也看到了中国工农群众的力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能失去工农，于是萌发了联合工农的思想。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确定与孙中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按照“三大”所确定的决议，积极推动孙中山、廖仲恺等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国共建立统一战线以后，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员被选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着又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些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机关的工作，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长。会后，各地区的各级国民党党部也大部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了改组。李大钊直接担负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工作。这就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复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3．广泛参加活动，壮大自己力量
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一条深刻的教训，就是与其他各阶层人民未能建立起联盟，取得他们的支持和援助，结果形成了孤军奋战。罢工斗争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了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改变斗争的策略原则，广泛地参加各种活动，壮大自己的势力。“二七”工人罢工斗争喊出的响亮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说明这是当时工人阶级和全国民众的共同愿望，民众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斗争是有共同基础的。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各地学生、小商人、工人、农民、妇女都参加了进去。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最广泛参加的政治运动。在斗争中，日益发展党的力量，工人运动逐渐活跃起来。
1925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时，已有工人会员54万余人。这时，全国各产业工人组织，如海员工会、全国铁路工会，都有较大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实力，这是抓住时机、推动工人运动的结果。
4．根据形势变化，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5月1日，中华海员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两次会议总结了京汉铁路罢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明确规定了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原则，对当时的工人运动起到了指导作用。第二次劳动大会形成的《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人、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是不能成功的。”《工农联合决议案》则强调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工人阶级要领导革命推翻现存制度”，“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工农联合决议案》还指出，工会、农会可以采取互派代表的方式来加强这个联盟。《组织问题决议案》则论述了工会的阶级性和组织形式的灵活性。所有这些，不仅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密切了各地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中国工人运动第二次高潮的到来打下了思想上、组织上、路线策略上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