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惨案发生前，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曾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强调国共合作的重要性。
该决议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与国民党合作，“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或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卷起自己的旗帜。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以此作为“重要而特殊的任务”，但“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这个决议强调了共产党在两党合作中必须坚持保留原有组织的原则，这对中国共产党执行国共合作的方针起了推动和指导作用。
但这个决议对国民党的估计太高，只看到了它革命性的一面，没有看出它妥协性的一面，而对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估计则偏低。这种对国民党和工人阶级估计偏高偏低的倾向，不利于联合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孙中山先生也已初步确定了联俄联共的政策。由于陈炯明的叛变和“二次护法”的失败，孙中山已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联”。
这一切，要求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统一全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认识，特别是消除党内尚存的对“党内合作”方式的疑虑，以加快国共合作的步伐。
罢工失败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陈独秀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变化。他于1923年4月在《向导》第22期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文中认为：“中国现实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无产阶级也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陈独秀的观点虽然没有被采纳，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并未得到解决。会后，陈独秀又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刊登在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前锋》月刊上，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律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工人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不感政治的需要”。他断言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
邓中夏从1923年12月至1924年11月，接连发表了《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我们的力量》等文章，对陈独秀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关于中国工人阶级是不是幼稚的问题，邓中夏说：“中国工人阶级是在本国的外国的两个资产阶级之下发育成长的。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幼稚，但中国的工人阶级却能成长壮大。中国工人阶级在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内，竟然能组织起27万多名工人，这在从来是一盘散沙的中国，可说是一件可惊的事。”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质量问题，邓中夏曾经对1922年9月至12月各地工人的42次罢工斗争情况进行了分析。通过这些斗争，共提出条件97项，其中要求增加工资的37项，反对管理规则的15项，要求承认工会的11项，要求调整工时的5项，反对工头虐待的20项，响应他处罢工的3项。从以上短短4个月的罢工情况看，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觉悟是非常高的。针对陈独秀提出的工人阶级不能领导民主革命的观点，邓中复强调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他配做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更增进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力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的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邓中夏的这些文章，观点鲜明、立场坚定、战斗性很强。
为了统一思想，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加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出席大会的有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广州、山东、浙江、满洲等地区的代表，还有安源、长辛店、唐山、浦口等地工会组织的代表，共38人。他们是：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何孟雄、谭平山、王荷波、罗章龙、邓培、向警予、项英、孙云鹏、林育南、王仲一、于树德、金佛庄、刘仁静、阮啸仙、刘尔崧、陈为人、王用章、王俊、陈潭秋、徐梅坤、冯菊坡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4个月召开的。大会认真总结了这次罢工失败的经验教训。
会上，陈潭秋作京汉铁路二七惨案的报告，孙云鹏作“二七”被捕工人救济工作的报告，张国焘作关于铁路工会情况的报告。大家对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教训取得共识，认为工人再不能孤军奋斗了。正如蔡和森所说的：“‘二七’失败后得到教训，工人阶级独立的争斗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必要有各阶级的援助。且军阀利用民众开会反对京汉铁路罢工。因此工人阶级应联合各阶级引导群众做自由的解放运动。”这种共识，对促进国共两党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接着，大会围绕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一中心议题，从3个方面——
国民党的性质、全体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致形成了两方面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