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杨虎城离开西安，到了三原。十七路军在西安的部队也全部撤到三原。中共中央在“二二事件”发生后，十分关心周恩来、博古的安全，致电要他们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但周恩来很清楚：环境越危险，他就越不能离开西安。如果离开，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存在，红军就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正式谈判也难以进行。因此，他将大部分工作人员撤出了西安，要博古、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转移到三原。他自己仍然坚持留在西安，并在七贤庄一号公开建立红军办事处。
当时西安的局面十分混乱，顾祝同率领的中央军即将开入西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周恩来从容镇静地留在西安，这个事实本身最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坚持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的，表明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表明共产党要求一致抗日的决心，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月8日，中央军一个师和平开入西安。“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也在第二天到西安。国民党的政工特务在大街上张贴反动标语，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攻击西安事变。周恩来毅然去见顾祝同，严词质问：这些标语是谁贴的？想要干什么？迫使顾祝同不得不立即找来政训处长贺衷寒，当面“申斥”，并下令立即取消这些标语。第二天，满街的反动标语全部洗刷干净。14日，杨虎城也回到西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10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它成为历史转折中的重要关键。在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这次事变后，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在极端复杂而紧张的历史时刻来到西安，一直置身于这个巨大风暴的中心。在充满惊涛骇浪的险恶环境里，他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忘我工作，力挽狂澜，表现出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也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亲身参与这次事变的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这样评价：当时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毛主席、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很难得到贯彻，内战可能再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就无法巩固。周恩来同志为党的革命事业，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应该说，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三）尾声：半个多世纪的幽禁
张学良在大陆的幽禁生涯中，不管到了哪里，也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至少要设立三道防线。具体部署是：第一道防线由特务队担负，他们有30多人，全是经过挑选的军统特工人员。下分4个小组，组有组长，队有队长、队副，采取日夜轮流值班制度。队长一职，长时间由刘乙光担任；副队长则常常变换。第二道防线是一个连的武装宪兵，他们的职责是负责“招待所”的门卫和驻地四周的警戒。对张学良的住所和他有限的活动范围的防范是以“临战”的状态对待的；住的时间较长的地方，还要修工事，甚至安铁丝网、筑碉堡……在第二道防线内，张学良可以得到有限的“自由”，但不能越过划定的范围，外人也不允许靠近这个特殊地区。
第三道防线，一般是在住的时间较长的地方实施。这便是派遣特务去充当囚禁张学良所在地区的地方官员，如县长、乡长、保警队副之类，以利于军政配合，使防范更加严密。他们还指派特务参与地方上的通讯联络工作，控制电台，掌握各种机密，以作为与军统局随时进行联络之工具。
如此层层设防，犹嫌不足，还要他“好好读书”、“学习修养”。在雪窦山囚禁时，曾特地安排了一位浙江籍的前清老进士，天天上山摇头晃脑地为他“上课”，讲解四书五经，论说三纲五常。后来，张学良实在不愿再学，陪他听课的特务也如坐针毡，不知所云，都巴不得早点“下课”、“结业”。这位老先生还算明智，看到学生如此不愿听课，来了个一去不复返，这才算把张学良“解放”了。
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张学良注意力全集中到抗日上来，并一改过去在房间里吃饭的习惯，特地到餐厅就餐，以增加与外界的接触。在与人谈话时，他激动地说：“我惟一的希望就是全国人民一致抗日，就是狠狠打击侵略者，收复失地，以雪国耻。现在这一天终于被我等到了，以后即使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
但是，张学良的愿望未能实现，等待他的仍然是无限期的幽禁。
从1936年底张学良亲自陪送蒋介石到南京后，张学良便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起初，出于战事和安全的需要，张学良的囚住地点一直变换不定：
1937年初，张学良被囚禁在奉化溪口的雪窦山；1938年秋，又迁徙贵州修文县；
1946年11月，张学良被骗解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1949年，搬至台北近郊的阳明山。
1961年秋，当张学良被“解禁”后，在台湾北投新建了一座小别墅。在这5次幽禁地点的变换中，前3次都是蒋介石一手安排策划的，后两次却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精心选定的。如果说前3次囚住地点的选定出自蒋介石便于“严加管束”和“必须高度安全”的目的；那么后两次，蒋经国为张学良选定住址似乎更多地是出于对张学良的友情、敬慕和爱戴。蒋介石退踞台湾后，蒋经国接管“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之职，长期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也归于蒋经国管辖之下。蒋经国对张学良早有所闻，又敬慕已久，他考虑良久，决定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从新竹井上温泉迁出，选定了台北北郊的阳明山。
蒋经国选中阳明山让张学良夫妇落户，内心还有另外的打算。一旦张学良从井上迁到这里，也就为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相晤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他与张学良至诚交往的真意。
张学良表示非常满意，认为在此生活对修身养性、研读学问大有好处。但是在商议住所地点时，他竟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半山腰阳明公墓边的几间平房，他说：“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在热闹的地方呆着，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他就住在墓地里。我很喜欢他作的一副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跑不了这一关，我在公墓居住又有何妨。”
张学良认为，住在这里很好，因为公墓里埋着的一些人他认识，有的还是他的朋友。以后也还会有朋友埋到这里，他可以经常去拜访他们。对于张学良的这个选择，蒋经国自然不会同意，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他都不会让自己的朋友住在公墓里。最终，他在阳明山庄附近，选中了一幢别墅送给了张学良。
在漫长的幽禁中，张学良忧愤交加，精神上一直受到极大的压抑和摧残，无所寄托，就阅读书报。据当年曾经担任过看守张学良的“警卫”人员回忆，在囚系中张学良是爱读书的，赵四小姐也爱在房间里看书，每次搬迁，光是书籍，就有好几箱子。
张学良由于长期离群索居，很少与外界接触，生活实在单调寂寞，他尽量培养自己多方面的爱好，如他除了读书外，也注意锻炼身体。他喜欢登山、散步，有时也爱打网球。后来年岁大了，跑不动了，则又喜欢起养花来，特别喜欢养君子兰。
1947年2月28日，军警取缔香烟贩发生枪击伤亡事件，引燃对国民党政府和接管部队不满的台湾本省人的怒火，酿成大暴动，杀害外省人，蒋介石则调大陆部队展开全岛血腥镇压，是为“二二八事件”。那场动乱，也使到幽居在山里的张学良夫妇完全失去食物供应。在一部关于他生平的纪录片中，张学良说，当时他被关在一个山区里，是高山族人（原住民）的番薯救了他的命，没有那些番薯他“就饿死了”。纪录片旁白说，看管张学良的特务队长刘乙光曾接到命令，只要有暴徒来要劫走张学良，就把张学良杀掉。
张学良曾作诗自勉：“不怕死，不爱钱，丈夫从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