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的努力
西安方面最初希望张学良将蒋介石送到南京后，能在三五天内安全地回来，这时才确知他不能回来了。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在1937年1月5日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两人撤职留任，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个师的兵力分5路向西安推进，其中进入潼关、直逼西安的达12个师。他们不仅对“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等承诺食言而肥，并且进一步造成大军压境之势，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
在南京方面如此横暴的压力面前，西安方面自然不能一味示弱退让，需要在政治上表明严正的态度，在军事上做出有力的部署。那些天，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经常彻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冷静地处理面对的复杂问题。周恩来同杨虎城等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由杨虎城领衔于1月5日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和准备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周恩来还在报中共中央批准后，电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向关中开进。8、9两日，红一军团到达耀县、三原，红十五军团到达咸阳。10日，红二十七军也到达洛川。周恩来在几天内将南进部队急需的弹药、给养、无线电器材等迅速地补充完毕，并到咸阳看望开抵的红军，向他们讲明西安事变的意义，鼓舞士气。红军的开入关中，在各方面引起巨大的兴奋和震动。
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仍然是继续逼迫蒋介石实现他抗日救国的诺言，赞成和支持一切将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反对亲日派挑拨内战、分裂中国的阴谋。1月10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说明：“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第二天，他又写信给蒋介石，指出：“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而处理西北善后之令使一般将士实已愤慨万分。他要求蒋介石尽撤入陕甘之兵、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这样，“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他重申：中国共产党仍坚持历来主张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一贯方针。“来敢保证，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内战。”可是如果有人硬要“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那就只能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杨虎城也两次派人去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
这时西安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内部团结。如果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能紧密团结，在西北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不仅可以迫使蒋介石履行他抗日救国的诺言，也有希望营救张学良恢复自由。
蒋介石向来惯于以军事压力和政治分化并用。在军事方面作了部署以后，他又接连发动政治攻势，分化西安内部。而这时在西安内部，情况确实相当复杂。
西安的主要军事力量是东北军。东北军是一个以张学良为唯一领袖的军事集团，多年以来一直以张学良个人为中心来维系内部的团结，虽有不同派别，但都能服从张学良。除了张学良以外，没有任何人能代替他指挥并控制全军。当张学良离开西安时，虽然指定于学忠统率东北军，但于学忠不是东北军的嫡系，又远在兰州，无法起到这种作用，实际上由王以哲和何柱国在西安主持，他们被称为元老派。东北军内还有一个以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政治处处长应德田、抗日同志会负责人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他们都是中下级军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军队中的地位较低，强烈要求抗日。张学良在时，他们受到张的信任，能够通过向张学良提出建议来影响东北军。张学良不在，元老派就不大把他们放在眼里，新老两派之间，对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存在很大分歧。这种思想混乱和内部不和，严重削弱了东北军的力量。
杨虎城受张学良的委托，名义上可以指挥东北军，但十七路军的力量远较东北军为小，而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又没有人能帮助他共同控制局势，这就使他感到十分为难。
两军的高级将领，在张杨扣蒋、实行逼蒋抗日、在西北结成三位一体时，他们能团结在张、杨周围；但少数人对联共本有一定的保留，当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对两军进行分化收买、形势发生不利于西安方面的变化时，他们中不少人又有不同程度的动摇。
这样，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西安实际上陷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针对西安内部这种状况，为了进一步实行分化，南京方面在谈判中故意提出甲、乙两种方案，让西安方面选择。甲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陕北，陕西省政府主席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乙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在这两个方案中，接受甲案则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仍靠拢在一起，“三位一体”不致解体；接受乙案，东北军可移驻较富庶的地区，但东北军东开后“三位一体”自然瓦解。蒋介石给杨虎城写信，劝他接受甲案；而何应钦又给王以哲、何柱国写信，劝他们接受乙案。这样，西安内部的矛盾就更明显：十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高级将领虽然公开表示接受甲案，但暗中却想接受乙案；东北军少壮派则主张先救张学良回来，其他一概不论。
共产党在西安是张、杨请来的客人，不便干涉友军的内部事务，更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处在建议和赞助的地位。1月15日，杨虎城向周恩来表示：如果真的打起来，他对作战的胜利没有把握。周恩来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分析当前的具体局势，向杨虎城提出3点建议：第一，为了求得和平解决，须先由杨、于通电就职。第二，由他们派人去奉化见蒋，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退出甘肃，在西安得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并可伸至咸阳。第三，主要的是军事上3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来解决问题。
1月20日，派去见蒋的代表李志刚回到西安。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开会，会上没有谈出结果。第二天，请周恩来参加。这次会议决定：派李志刚携杨函再飞奉化，接受蒋的甲案，并对中央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驻防地区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张学良如一时不能回陕请给以名义。红军同意退回陕北。30日，西安方面和南京方面在潼关大体商谈就绪，决定采用甲案。
在当时，这仍是一个可行的较好选择。只要3方联合一致，实现这个方案，对西北局势此后的发展是有利的。
这时，东北军少壮派的活动大大活跃起来了。他们多是掌握团营级部队实权的人物，有爱国热忱，对张学良怀着很深的感情，思想比较急进，但有时容易流于偏激。他们认为，无论接受甲案或乙案，张学良都不能回来了。因此，他们自下而上地发动签名运动，要求营救张学良，不惜同中央军开战，认为元老派的做法是有意取代张学良而放弃营救。他们的义愤很容易引起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乃至社会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杨虎城虽忧虑作战难以取胜，但也希望张学良能早日回来，又担心中央军来后会对他报复，在这点上同少壮派有着共鸣。这样，少壮派的主张一时在西安占了上风。
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一直同各方面广泛接触，宣传坚持三位一体，坚持和平，而重点是做少壮派的工作。
1月27日晚间，少壮派的20多人到金家巷东楼会客厅向周恩来请愿。少壮派表示：我们坚持要求张学良将军回来才能撤兵。周恩来说：那样恐怕有引起战争的危险。我们现在不坚持，退兵后“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仍然可以要求张将军回来。少壮派仍不同意。应德田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篇讲话，陈述他们的理由。周恩来听完后，耐心地解释道：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的重要性，我们了解副司令在“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坚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而蒋介石一定不放回，坚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引起战争，那就不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所希望达到的团结抗战的原意。引起战争，对副司令恢复自由和回来的问题更无好处。很明显，战争一起，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我们现在退兵，我们“三位一体”好好地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继续坚持要求，副司令迟早总会回来。我们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法应该很多，不一定要现在这样坚持，要求南京即刻放他回来。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前途，都会没有好处。
周恩来充满感情地说：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凡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这些话仍没有说服少壮派。苗剑秋一边大哭，一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甚至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跪下，一边哭，一边请红军出兵。一直闹过半夜。最后，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他们才走了。
少壮派刚走不久，天还没有亮，南汉宸又赶来了。他向周恩来报告：凌晨3时，杨虎城把他从床上叫醒，对他说：“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也希望你要替我打算打算。”“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周恩来听后，立刻对南汉宸说：“请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二）处理“二二事件”
1937年1月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坐汽车赶到红军司令部所在的三原开会。洛甫、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参加了会议。
会上大家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现在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已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可能导致敌对的情势。本来是不应该打仗的，但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打。当晚，周恩来赶回西安，将这个决定告诉杨虎城和少壮派，并且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毛泽东、朱德等从延安来电，也同意这个方针。
少壮派的活动这时更为激烈。在他们的提议下，1月29日东北军在渭南召集团长以上军官40余人举行军事会议。王以哲因病没有出席，由董英斌代表王以哲主持。何柱国发言说：“现在必须先接受蒋中央的撤退命令，必须接受与顾祝同谈妥的条件。这样做可以争取放张回来。不然，蒋军兵力强大，我们打了败仗，张副司令更不可能回来了。东北军团体的前途也就危险了。因此必须先接受撤兵，退出西安，和平解决。”最后何柱国表示：“这是我的主张，也代表王以哲军长的意思。”何柱国讲完后，应德田立刻起来讲话，表示坚决反对接受潼关顾祝同的条件，他讲话的大意是：“东北军内部和‘三位一体’的局势都迫切需要副司令回来一趟，否则，一切问题无法解决，副司令回来以后，一切由他决定，以后再走也可以。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一趟，是不是就会打起仗来呢？是不是会引起大的内战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蒋介石是虚张声势，得寸进尺，真打他是不敢的。首先是打仗他没有理由。现在他的威信还未恢复，内部不稳定，加上南方的李白、北方的韩宋，都是跃跃欲试，想乘机反蒋。蒋如真要打仗，就会受到全国舆论的责备，他就会垮台。所以蒋介石是不敢真打的，现在他只是摆了个打仗的架势。我们愈软，他就愈凶。我们一硬，他们就会软下去。只有这样，副司令才有回来的可能。当然我们并不完全排除打仗的可能性，我们也要做打的准备。况且要求副司令回来，我看关键在我们能不能坚持。”应德田讲话完了以后，会场紧张，缪征流站起来激愤地说：“不放回副司令不能接受撤退命令。”经过一阵纷纷议论以后，全体军官一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会议当即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回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一战。决议上由到会的40多个军官，包括何柱国在内，都签了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