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几乎动摇了对华援助
在美国报道皖南事变的记者，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特朗，1885年出生，美国进步作家。1925年她第一次来到中国，两年之后又一次来华，写下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1937年底她再次来到中国，同周恩来有过短暂的交往。1938年初，斯特朗来到武汉，拜访了周恩来。她对周恩来的印象是，周恩来是一位能够信任的朋友。1940年12月底，当她准备从苏联飞回美国的时候，获悉从阿拉木图有飞往重庆的飞机，便放弃了回美国的打算，乘飞机来到重庆，这是她的第四次中国之行。斯特朗拜访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那里遇见埃文斯·卡尔逊和路易·艾黎。他们向斯特朗详细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不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向斯特朗提供了许多关于新四军的情况。爱泼斯坦的材料证实蒋介石似乎要向共产党在长江以南组建的抗日军队下手。得知斯特朗来到重庆的消息，周恩来派人邀请她来周公馆。连续几个晚上，周恩来同斯特朗进行彻夜长谈，向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看法。周恩来告诉斯特朗：近两年来，国共关系日趋紧张，蒋介石的将领不断加剧对我们共产党军队的武装冲突。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对我们层层封锁，在其他根据地，国民党军队也不断侵夺我们控制的地区。1940年夏季前后，在河北、山东、赣北、皖东、皖南等地，国共军队之间都发生了冲突事件。我曾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这些事件进行调查，但始终没有结果。我的政治直觉告诉我，国共之间的公开冲突不久就要到来，蒋介石已经下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必须按照他的意图撤到黄河以北，与八路军会合，如果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那么，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都将集中在北方，完全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从而为蒋介石的妥协投降创造条件，下一步就是蒋介石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国家结盟。蒋介石的行动的含义不仅是军事性的，而且还是政治性的。
周恩来将一份长达26页的文件和相关资料交给了斯特朗，并嘱咐她：现在不要发表这些资料，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的时候再发表。周恩来解释说：“我们不希望过早地揭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种资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外国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我们担心这种进攻。”斯特朗为自己能够成为值得信任的外国人士而感动，表示一切都按周恩来说的去办。周恩来还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地址交给了斯特朗。
斯特朗到香港后找到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在这里，她见到了熟悉的廖承志。廖承志告诉斯特朗说：“是否公布以及何时公布那些资料，我会通知你的。”在返回美国的途中，斯特朗从广播里听到了皖南冲突的零星消息。到达旧金山后，她急忙找来报纸，发现许多报纸上大多采用了国民党官方的说法，把事件说成是新四军“叛乱”，被国军“剿灭”。但是，《先驱论坛报》和《星期六晚邮报》刊登了斯诺从香港发回的报道，这些消息揭露了事实的真相：数倍于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突袭了北上抗日的新四军。2月初，斯特朗收到了一封盖有马尼拉邮戳未署名的信件：发表你知道的情况。信中还附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声明，声明详细叙述了重庆亲日派密谋把国民党拉入法西斯联盟的15个步骤。斯特朗找到《先驱论坛报》，把周恩来提供给她的资料交给了乔·巴恩斯，并对他说：“我不认为这些资料是我个人的财产。”巴恩斯用斯特朗给他的材料写了一篇 文章，详细阐述了皖南冲突、国共冲突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些冲突的真正制造者。
美国并不愿中国发生内战，以削弱抗日的力量，而是希望中国拖住日军，所以，美国在得知消息后，派遣居里作为特使来到重庆，宣称在国共问题未解决前，美国政府无法大量援华。1月24日，美国合众国际社报道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访华的消息。居里在考察中国经济情况的同时，还负有调查国共争执的任务。合众社还报道说，鉴于国共内争，美国国务院已暂停了拟议中的对华贷款计划的实施。1月25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了解这条消息的准确性，催促他尽快落实5000万美元的贷款计划。蒋介石在电报中说：“华盛顿24日国际电称，罗斯福总统宣布，任命秘书居里赴华实地考察中国经济情形。国务院同时宣布，美国对于中国国共之内争曾表示关怀之意。居里为经济学专家，即将携罗总统致蒋委员长之问候函赴重庆一行。据讯，美政府曾训令居里调查国民党指责共产党“抗命叛变”及其它阴谋之情事，与共党反责国民党剥削农民之情事。美政府关怀中国内部摩擦之结果，已使拟议通过之5000万美金贷款缓期实现云。此消息如何，最好请美政府声明否认，并将贷款设法促速完成。”
面对美国国内的舆论压力，蒋介石除了在国内作出表态和妥协以缩小事态范围外，还多次致电宋子文，希望他凭其在美的个人影响力，向美国各界作出解释。1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发表长篇 演讲，将皖南事变解释为绝无任何政治性质的“整肃军纪”问题，并表示：“凡遵令抗战建国纲领之一切个人、团体和党派，政府绝对尊重其应有之自由与独立之人格，而予以法律之保障。”1月29日，蒋介石拜访了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探询居里来华使命中是否“牵及敝国内政问题”，并再次表示，新四军事件“纯为一整饬军纪问题，绝不牵涉政治，望于致华盛顿报告中，详申此点”。詹森没有告诉蒋介石内情，而是认为新四军事件不会导致中国内战，理由是：（1）贵国人民一致主张继续抗战；（2）共产党亦不愿意发动内战，在内战之局势中，彼等将无扩展其势力之机会。1月31日，蒋介石将演讲情况电告了宋子文，并以中共军队力量薄弱不足影响抗战全局为由，要宋子文如实告诉美国方面：新四军案实情已于本日中正讲演发表，其实国内对此皆知，共党兵力极弱，不及全国军队总数百分之二，以中国最近有220军之多，而新四军与第八路军不过两个军。2月10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子文，要他向美方说明以下情况：此次中央处理新四军事件，纯为“严明军纪”问题，绝不牵及政治或党派问题，故中央虽明知新四军与中共有关，但对中共仍抱定宽容态度，绝无压迫中共党人，或停止其刊物之举。现中国抗战部 队共220多个军，400余万人，而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正规军队实际不过数万人，仅占总数的百分之一二，即使中共始终执迷不悟，亦决不能造成大规模的内战，以妨碍我抗战军事之进行。中央始终认定全世界反侵略势力应联合一致，与英美苏3国尤应密切合作，共同行动。若中共则倡此反帝口号，反对中国与英美接近合作，以妨碍本党对外政策，与抗战国策之实行。中共此点“阴谋”务使英美政府特别了解，并详悉共党用意所在。
当皖南事变的消息在美国报道后，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很关注此事，他告诉重庆政府：“新四军事件，美国人士颇多疑虑。其左倾者则公然批评我政府，不仅卡尔逊一人也，故深盼部中将此事详情及本月初以来之经过，电告本馆，以便随时向美国朝野解释。共军11月佳电已见，倘蒙将何、白两部长10月皓电及其他重要文件摘要电示，并将全文航寄，至感。共方宣称14个月不曾领饷械、药品；又称彼以50万人至今犹领4.5万人之饷云云。此类宣传最能惑乱视听，故切盼多得资料证据以供急用。”2月6日，胡适在纽约发表演说，声称：中国抗战43个月以来，国力已较前益见强大，反之，日本之国力则已益形削弱，整个国际形势已对中国有利。他甚至扬言：“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上必要之举动。”2月7日，胡适应邀到霍恩贝克住处吃午餐，与卡尔逊辩论。胡适认为，卡尔逊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但成见太深，总觉得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他说，他在政府区域看见拉壮丁当兵之苦，共产党区域则绝无此事。今天又看见何应钦、白崇禧12月8日致朱、彭、叶、项皓电，感叹中国国内情形危险。3月，胡适致电陈布雷：“共产党事，委座苦心应付，良深钦佩。”他还将美方舆论作了简要介绍：“美方舆论，大抵分为3种：（1）左倾分子当然不免与共产党同情。适遇机解释，恐无大效。幸为数不多，无足轻重；（2）一般民众不知我国详情，亦不愿深知一切，只望我国不起内争，不影响抗日前途；（3）政府领袖明悉我国实况，同情政府苦心，但因美国民众意见，深望我政府能：（A）避免直接冲突，以息外间反感；（B）官场营私舞弊恶习竭力肃清；（C）资产阶级应使平均负担战争责任；（D）现中国米珠薪桂，必有极多不满意分子，政府当设法助之，以免左倾；（E）农工情形，当有明显救济办法，如此则共产党或可失去其号召能力，而不再扩充云云。”
2月8日，蒋介石会见了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会谈中，居里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口信，他称，该口信是他趁记忆清新之时用笔记录下来的。借该口信，罗斯福表达了他本人对中共的看法，认为“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团结”。通过居里之口，罗斯福清楚地表明，美国不赞成国民党政府发动皖南事变的反共行为，并希望国共两党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在与居里的会谈中，蒋介石向美方保证，“中国绝无发生内战或内部分裂之危险”。在重庆期间，居里提出要见周恩来。2月14日，周恩来会见了居里。针对美国担心日本南进，急盼中国内部团结抗日，以便牵制日军的心理，周恩来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资料，说明蒋介石如果不改变反共政策，必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便于日本南进。居里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的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随后，居里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居里在离开重庆之际发表了一次公开演讲，对国民党的专制政治提出批评。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在援助国民党问题上的态度突然发生变化，对国民党的压力很大。宋子文甚感“以此为虑”，王世杰认为，目前“剿共”并非“最良时机”，主张严令国民党军队不妄发一弹，以防引起破裂。2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到：“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产党蛊惑，援华政策，几乎动摇。”
在居里访华的期间，美国政府私下派遣海明威来华。皖南事变消息传出后，《太平洋邮报》老板、百万富翁马歇尔·菲尔德和主编拉尔夫·英格蒙找到海明威，询问他是否愿意去中国，考察蒋介石政府对日作战情况，判断一下这场战争是否会影响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海明威同意了。
美国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也找海明威，请他担任美国政府特派员，调查国共关系并写出一份真实的调查报告。
1月下旬，刚刚结束在中国南方9省国民党统治区视察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军官卡尔逊，在途经夏威夷时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对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制造冲突的行为提出公开批评。卡尔逊回国后，分别参加了美国对外政策协会和太平洋学会的会议，以其所见所闻，对国民党的腐败和近乎法西斯的行为，进行了揭露与批评。
卡尔逊在夏威夷的演说见报后，蒋介石非常不满。2月19日，蒋介石在给宋子文的电报中特意提起此事，要他“以中名义劝告卡尔逊，何以彼到美后之言论，与其在华时对中所谈者如出二人，望其改正为盼”。
25日，宋子文回复说，他已于星期六向纽约宴工业合作社美国协会各委员，解释新四军事件。该合作社决定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卡尔逊出席了会议。会后，宋子文又劝卡尔逊“勿受人愚弄”。通过接触，宋子文 认为，此人对中国有热心，“惟政治思想无定见”。
随着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和远东局势的日趋严峻，美国对华援助一直没有停止，罗斯福派遣居里访华，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考察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为即将实施的“租借法案”提供依据。1941年3月，美国国会经过3个月的讨论，通过了罗斯福提出的“租借法案”。居里回到美国不久，即被委派具体负责处理租借物资援华事宜。3月1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 ：“居里谅已回美京，军贷贷借案通过以后，各种援华案能早日办妥，尤其对于平衡基金迅速签字更为重要……空军志愿队与空中堡垒，及前定空军整个计划之数量与运输办法，皆望能早日决定具体方案，此次军政部俞大维所开之武器单，以及如何分期接济，亦望有一确定”。
（二）苏联人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