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后，张国焘不顾中央一再电示和耐心挽救，进行了一系列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1935年9月13日，张国焘在阿坝格尔登寺大殿召开会议。会场外悬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张国焘首先在会上讲话，他唾沫飞溅地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张还攻击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极力鼓吹南下是“进攻路线”，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予“纪律制裁”。
张国焘一讲完，一些人就逼着随左路军行动的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当场表态，要他“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稳稳坐在那里，就是不表态。张国焘沉不住气了，他知道朱德在红军中有崇高的威望，期盼他的分裂活动能得到朱德的支持，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从容不迫地说：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他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叫‘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对毛泽东？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我不能反对遵义会议的决定”。朱德对张国焘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朱德以强调的语气告诉张国焘：“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张国焘听了朱德的回答，如一盆冷水浇头，一下子无言可讲，愣在那里了。这时，会场气氛更加紧张。有人对朱德喊道：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
朱德严厉地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我的任务是带领部队北上。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说服你们北上。
刘伯承见一部分人蛮横地围攻朱德，便指责他们：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了，一些人就把攻击目标转移到刘伯承身上。刘伯承说：我同意北上，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向南走，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最后，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决议，指责党中央先行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坚持张国焘的南下方针。
10月初，张国焘南下到卓木碉（今四川马尔康县脚木足）后，加紧了分裂党的活动。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白赊喇嘛寺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另立“中央”，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卓木碉会议后，朱德、刘伯承等同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行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原红一方面军的一些干部、战士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极为不满，有的提出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的说，如果张国焘要阻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刘伯承等人一面同张国焘斗争，一面利用接触部队的机会，耐心地教育红一方面军指战员要顾全大局，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
朱德对红五军（即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的营以上的干部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 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们有许多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五军团能攻善守，英勇顽强，优点也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所以同志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要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在朱德、刘伯承等的引导下，红一方面军干部、战士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增强了信心，相信只要坚持团结，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眼前的曲折是能够克服的。
张国焘的分裂行动在红四方面军中是不得人心的。部队南下后，于10月、11月间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中取得击溃川军六个旅的胜利，又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战役的百丈战斗中取得歼灭川军1.5万人的战果，但自己也伤亡近万人。百丈战斗，是南下红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错误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
1936年2月，国民党当局增调重兵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张国焘被迫率部不断向西撤，翻越党岭山等大雪山，于4月上旬撤到主要是藏族居住的甘孜、炉霍地区。到甘孜后，部队只剩下4万余人，同南下前相比已减员过半。部队滞留在甘孜一带，给养极其困难。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在实践中已告失败。
就在红四方面军撤到甘孜后不久，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贵州的盘县、亦资孔地区。红六军团原在湘赣根据地，1934年8月上旬奉中革军委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带领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西征。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贺龙指挥的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原先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一起行动，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1935年10月，蒋介石调集 130个团约20余万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根据敌我态势，决定进行战略转移。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桑植的刘家坪地区出发，开始长征，先后转战湘黔边、黔东、黔西、滇黔边。
红二、红六军团原想在盘县、亦资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1936年3月30日，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命令他们北渡金沙江，同位于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红六军团立即离开盘县地区向西急进，渡过金沙江，翻越大雪山，向甘孜进军。
这时，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东征和西征，巩固和扩大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一面不断同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斗争，一面不断把各方面情况通报红四方面军，要其继续北上。张国焘不能无视中央北上适应形势的发展，并打开中国革命的宽广前途的事实。红四方面军中，广大干部、战士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愿望，以及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从莫斯科回国到达陕北的张浩（林育英），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对张国焘进行耐心说服。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即将到达甘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为了迎接红二、红六军团的到来，红四方面军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除派红四军和红三十二军南下接应外，还多次电令各部队加紧准备房屋和粮食，并成立了慰问团，由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任团长，邵式平、曾传六、张琴秋、余洪远任副团长。
红四方面军各部队以实际行动迎接红二、红六军团的到来，尽管他们自己的物资也十分紧缺，但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尽量为红二、红六军团筹集到一批粮食、食盐、牛羊等。他们考虑到红二、红六军团从江南远道而来，对康藏高原的气候不适应，便人人动手，织了一些毛衣、毛裤、毛袜、毛手套，有的还将牛羊皮做成皮衣、皮鞋，准备在会师后作为礼物送给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的各卫生机关一面动员轻伤病员提前出院归队，为红二、红六军团准备一批药品。各部队还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打扫得干干净净，并铺上又松又软的麦秸，等待红二、红六军团来到后住宿。此外，红四方面军的文艺工作者还专门编写了欢迎红二、红六军团的歌曲，在部队中教唱。
6月3日，红六军团先头部队第十六师进抵理化以南的甲洼，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胜利会师。6月22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隆，受到红四方面军和当地藏族群众的热烈欢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立即会见了萧克、王震等人。6月30日，红二军团直属机关和红四师进到绒坝岔，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绒坝岔在甘孜以西约35公里处，是甘孜县的一个镇子。这里地形开阔，是一片茫茫大草原，夹有一些起伏的丘陵，镇子坐落在起伏的低洼处。居民大都是藏族牧民，只有少数是汉族，住房很简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