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后，进入四川省的会理县城附近。这时，国民党几十万人马已被甩在了江南，连续进行转战的红军也十分疲惫了，需要一个休整和补充的时间。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在会理及其附近停留五天。红三军团围攻会理，其他部队就地转入休整。
乘着部队休整的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的任务是统一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确定红军过金沙江后的行动方针。这就是党史、军史有名的会理会议。
会上发生一场风波。这场风波因林彪而起。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一反过去的被动状态，声东击西，灵活机动，大踏步前进，进行大规模的迂回作战。这样，就不免多跑一些路。但部队连续行军，确实十分疲劳，对此有些人产生了怨言，林彪就是其中之一。林彪埋怨部队走的尽是“弓背路”，认为应该走“弓弦”路，说走“弓背路”会把部队拖垮的，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颇有微词，甚至打电话给彭德怀，要他来取代毛泽东指挥部队。彭德怀拒绝了林彪的建议，说：“我怎能指挥北进，这是中央的事。”在会理会议上，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要求改变中央军事领导人，提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毛泽东误认为林彪的意见是受到彭德怀的支持，于是又批评彭德怀：“林彪的信就是你鼓动起来的！”彭德怀抱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没有对此作解释。
周恩来、朱德在会上的发言中批评了林彪，肯定了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
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的错误主张，着重总结了中央红军自四渡赤水以来的作战和渡过赤水后的行动，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并决定组织先遣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为全军开路。
根据敌情变化，5月14日，中革军委为执行中共中央确定的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放弃对会理的围攻，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
彝族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长期受到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及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端贫困。由于历史上造成的隔阂，他们对汉族不信任，不准汉族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为了顺利通过彝族区，中共中央以朱德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少数民族政策，号召彝族同红军合作，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欺压。同时，在中央红军各部队中普遍深入开展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的教育，严格要求指战员尊重彝族风俗习惯，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秋毫无犯，以模范的行动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5月22日，中央红军先遣队从冕宁大桥出发，进入彝族地区。当部队行至冕宁北25公里的袁居海子（今彝海子）地区时，遭到彝族罗洪、老伍、沽基（鸡）等家友的拦阻。红军对受国民党蒙蔽、不了解红军政策的老伍族进行说服，使其中立；对被国民党利用同红军对立，并截去红军器材及枪支的罗洪族，采取政治上争取，军事上进行一定程度的打击，迫使其停战言和；对同红军比较友好的沽基族，则采取热情友好、以诚相待的态度，争取其全力支持。
为了表示红军与彝族友好，刘伯承按照彝族风俗，与沽基族头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结盟仪式在一个小山谷间海子边举行。放上两碗清清的湖水，将一只大公鸡的嘴破开，鸡血分洒在两只碗里。刘伯承高高端起大碗，洪亮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誓毕，刘伯承把鸡血水一饮而尽。小叶丹和他的侄子也端起鸡血水一饮而尽。刘伯承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一面上有“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正式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
5月23日，由小叶丹的四叔引导，红军先遣队顺利通过了彝族居住区。同一天，中央红军由小叶丹带路进入彝族区，受到彝族同胞的热烈欢迎。红军指战员为了感谢彝族兄弟的支援，每人都准备了一件礼物送给彝族兄弟。红军所到之处，充满着彝汉兄弟团结的欢声笑语，彝族同胞到处传颂红军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的动人事迹，许多彝族青年还参加了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
中央红军通过彝族区后，即向大渡河日夜兼程前进。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谋在雅安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调兵加强大渡河以北防御力量，企图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蒋介石的思维仍处在70多年前。石达开是农民革命军队，红军是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这是两支完全不同的军队，因此历史也不会重演。
中央红军先遣队第一师第一团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后，冒着大雨急行军70多公里，于5月24日赶到安顺场，歼灭守敌两个连，缴获渡船一只，控制了渡口。
5月25日，红一团开始强渡大渡河。上午7时，第二连连长熊尚林率领17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在团机枪连和军团炮兵营的火力掩护下，乘小船由安顺场驶向对岸，一场惊心动魄的渡河战斗开始了。
勇士们乘坐的小船，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一会儿坠入浪谷，一会儿抛上浪尖，在弹雨中前进。终于，渡船靠岸了，17名勇士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把冲下来的敌人打垮了，占领了渡口的工事。
敌人不甘就此罢休，组织兵力进行反扑，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将17名勇士赶下河去。河这边，红军的炮弹、子弹，一齐飞向对岸敌人。
硝烟中，敌人纷纷倒下。17勇士趁此机会，齐声怒吼，猛扑敌群。17把大刀在敌群中飞舞，杀得川军鬼哭狼嚎，溃不成军，拼命往北边逃走。红军胜利地控制了对岸渡口。
红一团强渡大渡河成功后，《战士报》于1935年6月2日在“用我们铁的红军，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勇敢精神，扫平一切当前敌人”的大幅标题下，报道了红一团的事迹，刊登了强渡大渡河的17名勇士的名字：二连连长熊尚林；二排排长罗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红一团虽然渡河成功，打开了中央红军北进的通道，但是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面太宽，不能架桥，找到的4只渡船只有一只是好的，其余3只需要修理。全军3万来人马如果靠这几只小船来渡河，恐怕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而且此时国民党围追的强敌薛岳部已过德昌，正向大渡河昼夜前进，情况十分紧急。中革军委为迅速渡过大渡河，决定改向西北，争取控制泸定桥。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新的部署：红一师以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荣臻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彪率红一军团军团部、红二师主力及红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红三、红九军团和红五团随左纵队后跟进。
左纵队以红四团为先头，经过160公里的急行军，于5月29日晨赶到泸定桥，并迅速袭占了西桥头。
泸定桥位于今四川省泸定县，是中国著名的铁索桥之一，扼川康要道，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横跨于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桥长100多米，宽2.8米，由13根铁索组成。桥身铁链9根平行系于两岸，上铺木板，作为桥面；桥栏左右各两根铁链作为扶手，人行于上，摇摇晃晃，令人提心吊胆。
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城内驻有川军第四旅第三十八团一部，旅部设在泸定城南的冷碛地区，另有两个旅正向泸定城增援。在红军到达前，敌人已将泸定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链横在大渡河上。
红四团占领泸定桥西桥头的当日下午4时，发起夺桥战斗。团长王开湘和政治委员杨成武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