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个人的精神追求停滞，审美趣味庸俗，精神之光为世俗的灰霾所遮蔽。这种趋向蔓延于整个社会，则会严重地带来精神枯槁、风气鄙俗甚至道德堕落等严重问题。因此，“若夫非物质主义者，犹个人主义然，亦兴起于抗俗”。“新神思宗”张扬个人精神的力量，强调人的内心世界的深邃与庄严，弃绝外在物质对人精神的束缚，匡正时弊，抗击流俗，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鲁迅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估价“新神思宗”思潮的意义：“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因此，他十分强调人的精神世界的建设，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压迫下的国度，个人内心的独立和充实有着非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别的意义。
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认为科学发明表面看来纯粹属于自然科学领域，但是它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方面，自然离不开人的精神力量。“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摩罗诗力说》提出艺术教育对于个人身心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精神性是区别人之为人的独特标志，而文学能“涵养吾人之神思”，在陶冶人的性情方面有着其他方面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
他崇拜摩罗诗人“刚健不饶，抱诚守真”的雄健人格，期盼有“精神界之战士”发出“先觉之声”，来打破中国的沉闷和萧条。以后的历史证明，他确实以自己的生命践行了“精神界之战士”的使命。一个世纪之后，当我们重温鲁迅思想，仍然感到如对当代发言，其中包含的真理性与应对现实的实践意义毋庸置疑。
二、美育论视阈观照作为教材的鲁迅经典
（一）教材史与鲁迅经典美学价值取向嬗变
与其他文学经典在作为语文教材时理应承担的任务一样，美育也是鲁迅经典大众传播中的题中之义。但是，在对于美育本质的理解以及对于鲁迅经典中所包含的美育蕴含认识方面，人们各执己见，和而不同。从时间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认识。反映在教材方面，则是对鲁迅作品篇目有着不同的选择标准，体现着不同的美学价值取向。
民国时期的选文侧重于鲁迅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到20年代的作品，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类：反映“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精神的，如《土人》等；反映建设民族新精神，改造国民性的，如《二重思想》等；反映对人生思索与对生命关怀的，如《腊叶》等；反映对中学生读书方法指导的，如《读书杂谈》等；反映对现实的抨击时文类的，如《上海通信》等；反映对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思考与建设的，如《老调子已唱完》等；反映写作杂文的目的和作用以及特点的，如《且介亭杂文·序言》等。教材富有“五四”时代鲜明的人文特征和启蒙理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鲁迅思想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框架，对鲁迅文学经典的阐释侧重于政治价值取向，这些在各级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有明确的规定，如1956年《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中这样表述：“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进步作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创作了许多富有革命性的优秀作品。……鲁迅的作品，在教学大纲规定的现代文学作品里占最大的分量。……教学大纲规定，初级中学学生从一年级起就学习鲁迅的作品，以后逐年加深加多。例如“孔乙己”“故乡”“我们不再受骗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记念”等，反映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的生活和“五四”以来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表现人民对革命胜利的热烈希望和坚定信心，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歌颂人民革命，鼓舞广大人民的战斗情绪。
由此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决定了教材的选择向度是以鲁迅20世纪20年代末期之后的战斗檄文为主。这些文章，有的是应时之作，如《我们不再受骗了》；有的是文艺论文，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与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有的是抨击时弊之文，如《天上地下》《“友邦惊诧”论》等。这类杂文因为涉及二三十年代鲁迅与政治、文艺界思想论争以及人际关系的是是非非，背景复杂，政治性强，教学目的主要是“政治思想教育”。由于片面倾向于以政治性为选文标准，而忽视鲁迅的其他作品，就很难获得对鲁迅的全面印象。此外，“鲁迅手法”也非人人可以学得，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从美学角度看，这一时期篇目虽然呈现阳刚为主的特征，但由于以政治思想教育为目的，采用社会学阐释模式，因此，与真正美育意义上的价值取向有所偏离。
“文革”结束后，我国的语文教育逐渐步入正轨，越来越接近它的本质——“人”的培养。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在鲁迅作品选篇方面，也逐渐体现出现代教育理念。杂文的数量减少，“阶级性太强”的文章全部删除了。
增删后的必读篇目，保留了文质兼美的特点。有的表现出对孩子的关爱与童年回忆中对父辈教育的反思；有的表现了宽阔的文化视野和理性的文化态度；有的是关于中国文化语言的沉思和对作文真谛的揭示，涉及人生的方方面面，生动可感，回味隽永。对于初涉人生的青少年读者心灵的成熟、情操的陶冶、思维的锻炼，均有不言而喻的益处。
新世纪初，鉴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鲁迅的“神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涂饰，以及语文教育改革带来的在课程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的一系列改变，鲁迅作品在篇目、数量、学段安排等方面也随之有所变化。删除了《阿Q正传》《药》《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些思想意蕴深厚但阅读难度较大的篇目，保留或增选了富有儿童生活气息和温馨优美的篇目，体现了在消除了长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化遮蔽以后，还原真实的鲁迅，亲近人间鲁迅的良好愿望。但这样做的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种倾向：语文教材选篇阴柔有余，阳刚不足。胡晓明教授认为：学生的文学写作缺点“骨气”。由于鲁迅先生是中国文人中最有骨气的人之一，因此，他的语言带有批判性。
现在的语文教育“缺钙”问题日趋严重，如果没有鲁迅这样“有骨气”的文字激励学生，中国的语文会得“软骨病”。“现在市场上流行的文字，普遍存在太软、脂粉气太重的毛病。其实，对青少年培养并不利。”在颠覆旧的鲁迅观的同时，尽量让青年学生从温情美好人性的一面接近鲁迅，这不失为一种走近鲁迅的途径和方法。但如果侧重一面而忽视另一面，难免顾此失彼。如何准确把握鲁迅文学在美学方面的主导风格，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发挥鲁迅经典点燃国民精神之火的作用，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再三的问题。我们不妨将它放在美育论的视阈中进行观察。
（二）“美育并非只是‘美’的教育”
新世纪以来，鲁迅作品在语文教材选篇方面的时代变化，引发我们对语文教材史、美育规律和阅读本质等诸多方面的沉思。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有关国语和文言、课程目标等问题大讨论中就有学者指出：“坊间教本里的文艺作品，多数是抒写小小情事的短篇，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该算作‘小品’的东西。少有沉重的、强健的、关系人生大问题的那一类。这样会使学生误会文艺就是这么纤柔小巧的玩意儿，养成的兴趣便不会正确，影响当然是不好的。”历史总是在显示曾经有过的印痕的同时，昭示着未来的真理之光。历史不断地在岁月中沉浮而又在现实中重现。鲁迅的文学经典中，当然不乏富有人情味的优美之作，但也应该承认，悲剧与檄文代表着鲁迅文学创作的主体风格。他的作品中不乏对童年的温馨回忆，对故友的深情缅怀，但更多的是对旧传统、旧文明的深邃洞察和激烈抨击，是交织着血与火、刀与剑的勇敢抗争。他以自身的经历和体验为题材，直面生存困境中的死亡、苦难和绝望，并永不停息地挣扎与反抗，达到了形而上的高度。在教材的取舍与遴选中，对鲁迅经典作全面而客观的整体观照，将不同美学风格的作品合理地安排在适宜的学段，将有助于受教育者在认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鲁迅的同时，在人格的成长和境界的提升方面得到有益的精神滋养。相反，如果一味迎合大众文化的庸俗趣味与学生的偏颇兴趣而放弃适当的审美牵引，则效果只会适得其反。对于企图通过选择优美小品文以达到改变以往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形象的做法，我们不否认其有矫枉过正的作用，但也应该警惕它有可能造成对鲁迅形象的另一种片面化重塑，因而，对此须持审慎的学术态度。
新世纪初期，文艺理论家王元骧在考察当下美育研究状况时，指出在理论界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研究的视角上，侧重于教育学科的角度，而很少从人学的角度研究；研究仅停留在经验层面，很少关注超验层面上的意义。二是在衡量的标准上，“以能否直接引起人的精神愉悦为标准，把美育等同于‘美’（优美）的教育，甚至在将艺术作为美育的材料时，也往往以这种纯粹的愉悦性为选取标准，因而对于其他审美形态，特别是崇高在美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应有而足够的重视，以致忽视了现实生活中大量非纯粹愉悦的情感体验的审美价值和它们现在美育中的重要地位，这就把美育的内容狭窄化和浅俗化了”。这样做的结果是削弱了美育应有的理论深度、实践价值和社会意义。这段论述至少使我们得到两点启发：美育并非只等于优美的教育，崇高美在当今世俗化的中国社会里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康德那里着重致力于“优美”的分析，是因为优美是美的典型形态，但从对人的“善”的养成过程而言，优美只是“预备性指导”，而崇高则是更接近于康德所追求的“最高的善”。要完成理想的人格建构，优美与崇高缺一不可。与优美直接从人所观照对象中获得的纤秀柔美的美感不同，崇高由于其体积、形态和力量等方面的无比庞大奇特，剧烈震撼着人的心灵和生命，在使人产生无比恐惧和痛感之后，获得的是一种敬畏之感。“崇高感源于主体自身人格力量的崇高和自身所承担的道德使命的崇高。”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写道：“若是没有道德诸观念的演进和发展，那么受过文化陶冶的人称为崇高的对于粗陋的人只显得可怖。”崇高由于自然体积的巨大和所含有的震慑力，使人的想象力显得无能，因而唤起人内心超越的冲动，把人的想象力引向无限，从而拓展人的情怀。崇高有一种使身心接天地宇宙，磨砺人格，激发力量，提升境界的美育作用。过度而持久的单一的“美”则容易导致社会风气平庸和人格卑琐，使人的精神萎靡不振。
崇高和恐惧是悲剧的美感特征。悲剧在表现人间的苦难和绝望的同时，也表现人对于生存困境的不屈意志与探索精神，其中蕴含着大悲悯情怀。完整的美育应该包含优美与崇高的双重内容，这样才能使人的天性获得完全的生长与发展。
从民族的文化根源对国民气质的形成来看，崇高美的熏陶对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由于长期以儒家为代表的父权意识的统治，“加上儒道佛这三种在中国古代位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里所具有的女性偏向，使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气质、性格仍保留着深层的女性底蕴”。由此形成了中国人与西方民族强悍勇猛、粗犷有力性格截然不同的含蓄内向、中庸保守、阴柔谦和的传统气质。在全球一体化的21世纪，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对话日益频繁，它带来的不只是和谐，还会因文化的差异和不平等形成对民族的狭隘性和局限性的冲击。只有改善和变革民族思维方式、性格气质甚至审美趣味，才能够迅速融入全球文化对话。
由于我们所论及的美育仅局限于文学经典的阅读范畴，因此，对于美育的思索，自然引发我们对阅读本质的再度反思。我们为什么必须阅读那些被人们视作经典的作品？在阅读中，怎样的审美体验才是真正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