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通过内部的联系呈现它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是一个更加重要的研究方法。“所有外在于鲁迅的事物都不是衡量鲁迅及其作品的标准，衡量鲁迅及其作品的标准就在鲁迅及其作品的内部，而不在外部。外部的是参照，内部的才是根据。”后期鲁迅确实是一个值得继续思索的问题。以上我们从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史和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复杂缠绕、鲁迅自身的创作历程以及他提倡启蒙又超越启蒙的形上追求，都力图在追索“人”在鲁迅一生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实践中是否前后贯穿一致的问题。丸山昇对鲁迅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方面诸如此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们研讨鲁迅后期思想时，往往只注意他是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没有充分意识到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方面？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有什么特点？那对他的文章和行动的影响怎样？等等的问题。这反映着当时人们对待‘马克思主义’时常常怀有的这种精神态度。”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和鲁迅的关系”时，他以为鲁迅“不是将自己整个投入其中，也不是相反地全部拒绝，而且他的接收方式也没有陷入浅薄的折中主义，而是成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这些论述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来理解鲁迅的前后期思想以及贯穿其中的内在联系，不失为一种研究的路径。
从表面上看，政治、阶级、革命、暴力等赤色词语充满鲁迅后期创作的字里行间。事实上，自广州时期起，“鲁迅一直关心着‘革命’，不过他关心的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那种通过外在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革命’，而是在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后面隐含着的一个能够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进步的‘革命’，但也正是在这里，他的革命性与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甚至大学教授的鲁迅都是可以兼容的”。尝试从另一种方法进行思维，即我们如果认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致力于人的自由与解放，认可人的意识一旦觉醒，“很快就要求实现，就见诸行动，由精神的觉醒发展到实际的社会的行动。这样，历史也就从以精神觉醒为主要内容和标志的伦理主义时代进到以社会实践为主要内容和标志的历史主义时代”。根据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规律，我们就能透过表层，观察到沉潜在其深层的人道主义的本质内核。
鲁迅后期由于革命文学论争以及复杂形势所迫，学习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至能非常纯熟地运用其分析问题。因而，在论及后期鲁迅与人的关系时，马克思主义与人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思考维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打开鲁迅思想复杂通道的一把钥匙。马克思认为，“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共同点”。但在实践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阶级性同它以人为本出发点的抽象原则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
与资产阶级这种掩盖其本质的虚伪做法相反，如果“资产阶级把对立阶级化为抽象的人，而无产阶级要求从‘人’的背后看到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摆脱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历史观，不揭开覆盖在对立阶级之上的含情脉脉的面纱，它只能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而不能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马克思主义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摒弃以人为出发点的抽象人道主义历史观，但并不抛弃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的合理因素。”“社会主义社会是人道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包含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确实，鲁迅在三十年代，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我认为这主要因为当时的情况下鲁迅渐渐承认中国共产党多多少少有改变中国的现实力量。还有，他认为当时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以外几乎没有具有改革中国的政治力量。我把鲁迅的这样思考方法和行动样式看成难能可贵，很有助于我们以后正确对待将发生于二十一世纪的复杂问题。”在当时，鲁迅对政治立场的抉择，一是由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作鉴别，二是由于事实的教训。
鲁迅后期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在托洛斯基派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正是以民族兴衰存亡为选择标准。他痛斥托派的“所谓高超的理论”不为别的原因，是因为这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因此，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相反，他立场鲜明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对于社会革命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的巨大的社会功能，正在于它借助于革命暴力，通过群众斗争的形式，使和平时期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得以解决，从而推动社会发展”。
社会革命虽包含着破坏，但“革命确实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的发动机，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因此，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鲁迅既反对“彼可取而代之”的皇朝更迭式的轮回，也反对“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式的纷争，他确信“革命是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但革命的手段离不开武装。“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对文学与革命两者功能的认识，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下，鲁迅深以为“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鲁迅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提法，也是从当下民族生存的根本问题出发的。“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在这个民族矛盾尖锐激化、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的特殊历史时期，个人的生存已与民族的存亡休戚相关。个人要生存，其前提是民族的生存，唯一的出路是团结更多的人一致对外抗日。因此，在鲁迅看来，写作题材不必限于抗战为中心，也不意味着放弃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
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上，其根本依据是人的地位与经济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之所以特别强调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主要有两点：其一是通过壮大无产阶级力量并促使阶级矛盾激化；其二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是保证社会主义成为一个真正富裕社会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在论及国家的本质定义上，马克思认为，政治和法的理性是国家的本质和基础。“国家既然是合乎理性的社会存在，它的真正社会作用和教育自己成员的办法，应该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即国家的一个公民。“与国家概念相一致的国家是真正的国家。所谓符合概念、符合理性、符合人性是一致的，因为理性和自由既是国家概念的内涵，又是人的本性的根本内容。”如马克思所言，“哲学所要求的国家是符合人性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在谈到人的解放的条件时，强调“改变现实的人的生存条件意味着对束缚人的生态环境的尽可能完善”。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为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地阐发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只有推翻和消灭不合理的剥削人和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分配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鲁迅在评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时，也正是以此标准衡量的。经济增长、生产力提高，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苏联煤油和小麦的输出，证明了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蕴藏的巨大的生产力，这很为关注中国人温饱的鲁迅所折服。此外，重要的一点是苏联人民获得了基本人权，也即如马克思所言，“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见所闻的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并没有什么希奇古怪。”“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除了再次重提苏联小麦、煤油输出以证实其生产力发展的事实以外，还对苏联的文化设施得以保存、艺术发展更加旺盛而欢欣鼓舞。
新生的苏维埃使“人”作为现代国家的一员公民，获得政治、经济、思想为内涵的基本人权，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了保障，无疑与鲁迅孜孜以求的人的生存、温饱、发展的三大目标完全相一致。鲁迅正是从“人”的角度对此作出评判的。
综上所述，以“人”为中心，致力于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是贯穿鲁迅一生的统一而完整的思想，也是鲁迅终生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这既体现着20世纪全球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所追求的以平等为中心的价值理想，也反映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它的普适价值将越来越受到全人类的关注。
二、人类自我“斯芬克斯之谜”的猜想与求证
所谓“人性”，广义上而言，即指一切人与生俱来、普遍具有的共同属性。由于受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自然规律的制约，“人性”兼具动物性和人性两重内容。伦理学范畴所论的乃是狭义的人性概念，它指的是“人的伦理行为事实如何之本性”。所谓“伦理行为”，是指“受利害己他意识支配的行为”，因而是一种道德行为，是“具有道德价值并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事实如何”无非表现在两个方面：“受利他利己意识支配的行为，符合道德目的，因而便是具有正道德价值的行为，叫做‘道德的行为’”，反之则叫做“不道德行为”。从以上的概念中不难看到，人性的善恶程度，标志着人类在历史的进步过程中所达到的文明高度。因此，“古往今来伟大的文化战士，一定也是伟大的Humanist；换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于是有人欣喜若狂地喊出了一句：“我看到了古往今来若干伟大的Humanist中间一个——鲁迅先生！”然而，鲁迅先生与一般的文化学者的不同在于，他并不在抽象的层面上进行纯粹的逻辑演绎和理性阐述，他所作的并不是由某一专业学术背景所决定的职业化层面的探究。鲁迅对人的关注，最初来自家道中落后S城人留给他的创伤性记忆。
流言、势利、虚伪等世态炎凉，丑陋的“世人真面目”，此种发现，对于一个出身于高贵门第，受过良好教育，熏陶着书香气息，人生的未来刚刚展开梦幻的少年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似乎也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牲或魔鬼。”但在鲁迅，当初他只是怀着“对S城人的心肝似乎也有些了然”的憎厌之情，选择的是“逃离”之路。“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在幼稚单纯的年轻心灵中，似乎人性恶只存在于S城，异地他乡应该不会如此。当然，后来的生存体验更深重且无情地强化了这种失望，有人初到北京的，不久便说：
我似乎住在沙漠里了。
是的，沙漠在这里。
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
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
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
沉重的沙……
沙漠在这里，恐怖的……
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
“沙漠化”，是鲁迅对人生与人性荒凉枯寂特征的形象化概括。当然，如果只有敏锐的生命个体对人性的感性体验，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Humanist。引起他后来始终关注并投入了极大热情和毕生精力探究的因素复杂多元，其中在日本经历的复杂人生起到了关键作用。作为战败国子民所受到的屈辱，“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外来文化思潮的开放与接纳，流亡于日本的本国革命先驱的感染与引导等，这一切促使鲁迅将“人”的思考与民族振兴的希望联系在一起：“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探索的是人性善美刚健与强国的关系。他求证的是科学与人文兼容，以促进人性全面发展的问题：“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从中可见一个青年对历史转型时期民族命运的深切思考。但更能见出其思想深度的是他与好友许寿裳一起讨论的“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