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鲁迅学史家，基于多年来对本领域研究成果的精心梳理和熟稔把握，以及对鲁迅研究历史规律的理性认识，张梦阳能站在整个鲁迅学学科的高度去发现问题，看到问题症结，进而提出高屋建瓴发人深省的本质性问题：科学的阐释基点是什么？如何在科学阐释基点之上达到“从人本身出发，与人本身的契合”？如何在鲁迅“文本契合”的基础上达到“意义契合”——也就是如一些研究者所认识的，“将鲁迅思想命题中普遍内容与形式从具体的历史纠葛中‘剥离’出来”，“重新发现过去多少被我们忽视了的鲁迅思想中的普遍的超越的意义”？在“阐释饱和”之后如何进行学术的“视角转换”？如何区分“鲁迅本体”与“鲁迅映像”，进行合乎历史主义的“趋近性还原”？最具有深度的是对鲁迅研究学术活动进行“哲学追问”：“我们不仅要进行‘鲁迅是谁’、‘鲁迅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类一级发问，而且要提出二级发问：‘鲁迅为什么非得是谁？为什么要问鲁迅是谁？’‘鲁迅与我们为什么非得有关系？为什么要问有什么关系’？”这些建立在人的生存根基上的极具哲学深度的重大命题，不仅切中了鲁迅学术研究本身的命脉，使得鲁迅研究在不断深入的同时，推动着鲁迅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而且对于鲁迅研究者学术境界与意义世界的升华都具有重要意义。张梦阳的学术思想给鲁迅研究领域带来了全新的理念，树立了学术标高。
张梦阳的《“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本原思想探究》一文，从中国鲁迅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指出探究“鲁迅自身本原的而非外界强加或扭曲的思想究竟是什么？这是鲁迅学研究的根本课题”。张梦阳认为鲁迅本原思想的概括和宗旨，就是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的两句话：“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张梦阳从鲁迅思想的整体出发，追溯了“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本原思想的提出与发展过程，以及它是如何贯穿在鲁迅思想的各个方面的。张梦阳认为鲁迅青年时代弃医从文走上文学道路提出“立人”思想时就已包容这一观点了。具体反映在《文化偏至论》中认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1918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把中国的历史概括为“吃人”。其实，所谓“吃人”，就是极端不合理地做人。同年8月发表的《我之节烈观》，可以看作是鲁迅对《狂人日记》的内涵所作的阐释和提出“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思想的准备。这一思想在此后于1918年所写的《随感录》中贯穿始终。到了1919年11月，就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思想。以后，鲁迅无论是在小说或杂文等创作中，都始终如一地贯彻了这一思想。鲁迅后期思想发生转变，政治上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其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出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本原思想；二是对当政者肆意滥杀、“暴殄天物”恶劣行径的愤恨。文章对“合理”、“幸福”等关键词作了深入阐发。认为鲁迅把生存作为“合理的做人”的基本标准，鲁迅的生存、温饱、发展观，也就是幸福、合理观，是幸福、合理地生存与发展。它既不是苟活，也不是奢侈与放纵。张梦阳从中国思想界当下正在进行的对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反思的角度，再次对鲁迅的本原思想进行了阐析。张梦阳认为：“这种反思如果能够彻底，就首先要反思我们思考的大前提。进行正确反思的大前提应该是什么呢？是书本吗？是既定的理论概念吗？都不是的。应该是人类的生存本身。从普世的是否有益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科学角度去进行反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本原思想，在当下对于建设小康生活、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本原思想探究》是对鲁迅人学思想的精细梳理和深度阐发，给每个中国人带来了一个与自己生存息息相关的鲁迅，从而使得鲁迅突破了政治意识形态既定框架的束缚，在与当今时代建立起密切联系的同时走向了人类生存本身。
王得后自鲁迅100周年诞辰之际发表论文《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起，始终致力于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从1983年至1994年间写下了《鲁迅思想中的人性问题》《从鲁迅出发，回到人类生存、温饱和发展的抗争》等系列论文，2010年出版了《鲁迅与孔子》一书。从研究方法看，王得后侧重从文化视角展开对鲁迅“立人”思想的梳理与阐释。他的基本观点即“‘立人’就是立文化”。作者认为，文化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规范，文化与人存在着一种互动互生的关系，他们集中体现在文化的发展与变化等方面。“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创造了文化。文化规范和引导着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一种文化是一种生存和繁衍的方式方法。一种文化的根本在于规范和引导人类某种群体怎样生活，以及应该怎样生活。怎样生活和应该怎样生活的核心问题是生死问题和人我之间的问题。”从文化的生成与作用而言是这样，从文化的演化和衰亡来看，“文化的演进和不同文化的融合和冲突，都是人类生存方式方法的演进融合和冲突，都是人类生存利害的抉择。文化为人而生，人不为文化而存在”。鲁迅的“立人”思想作为一种新文化，是针对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提出来的，“鲁迅是从生命的个体性和人类生存的群居性这一事实出发，在个人和群体的交汇点来思考生命的价值，提出一种生存的文化规范的”。正因为如此，鲁迅的思想与封建专制等级制以及西方的绝对个人主义观点划清了界限。鲁迅提出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思想，代表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和愿望，具有普遍而长久的意义。鲁迅的思想“不是作为一种文化教条，而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随着中国人乃至人类生存和发展而发展的文化”。鲁迅思想的核心是“中国人”，乃至是“人”。它只有不断地与当下中国人乃至人类的生存对话，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