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语文教育特殊领域的问题成因及相关因素
在上一节里，我们从文学经典阐释与传播的一般规律出发，研究了在我国历史转型时期复杂文化语境下鲁迅经典传播面临的种种困扰，并反思了问题成因，即束缚文学的“旧成规”。我们大致描述了由于“旧成规”束缚在鲁迅经典与读者的身份、期待视野与阐释价值等诸方面造成的阻碍。在很多时候，这里的“读者”指向普通民众，但在某些时候特指专业学者。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读者与文本“视野融合”，才能实现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当下的内在衔接，达成对话双方共同的“意义世界”，在经典阐释中获得丰富意蕴。在这一节里，我们把鲁迅经典的传播对象特别指向中学生群体，把传播的范围局限于中学语文教育领域。我们之所以将这一群体特别指示出来加以分析，是因为这样两个原因：一是文学经典的认定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制度和特别的机构，但文学书籍的出版选题、文学阅读的选本，尤其是中学语文教材的选编与录用，是重要的评判标志，从中可以反映出一个时期的经典标准。“教育机构对文学经典的确定，和与此相关的有关经典的评定标准的传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阐释鲁迅经典的根本思路和目的，始终以“人”为出发点并最终回归到“人”的完善的总目标。青少年是我们民族最富有生命活力的一代，是未来的现代公民，是承担着延续民族文化薪火使命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群体。置于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中华民族，如何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继承鲁迅的文化遗产，发扬鲁迅的精神，并推进民族的现代化文明进程，这些历史的重任需要他们去承担，所以，这一群体值得格外关注。
在确定了这样一个研究理念之后，我们再来观照语文教育领域中鲁迅经典的传播现状，就会因为不满意而产生不安感。在这里，显示出来的是这个领域的重要性与实际状况之间的落差。“鲁迅在中学里的传播基本是失败的。学生与老师多难以愉快地面对这个历史人物。”“中学教学里的鲁迅有很大的问题，几乎破坏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在2009年的争议中，一位论者之言：“如果我们糟糕的语文教育不可能改观，那么，鲁迅的作品再继续在教材中存在下去，对于鲁迅先生倒不啻于一种戕害。语文教材对鲁迅选择性的阅读与强暴式的主题阐释，显然无助于下一代对鲁迅的准确认识。对于真正了解与认识鲁迅的价值，应试教育下的语文课堂的确不是一个好的平台。”现状不尽如人意，然而，人也不该因现状而放弃自己的责任。在这一小节，我们试图从鲁研界与教育界两个互相关联又属不同领域的视角，审视问题的成因与相关合力因素，进而求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学术界：鲁迅普及视角的疏漏与学术资源的匮乏
（一）精英群体阐释与学院围墙对大众传播的阻隔
作为一门“显学”，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鲁迅研究已经走过了与历史同步的坎坷之路，并以卷帙浩繁的学术成果显示着自己的辉煌成就。在新世纪来临之际，鲁迅研究学术界在回顾与展望中，将鲁迅研究与新时代使命联系在一起加以审视的时候，更多的是凝重的反思。“鲁迅研究已经有了八十多年历史，它日益成为一门在学院围墙内生存的‘古典’学问，如何让它保持与当今社会的联系，确实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9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感叹‘鲁迅正离我们远去’。鲁迅研究果真中断了与现实人生的密切联系，那就是这门学科走向衰败的开始。在社会变革中承续鲁迅遗产、阐扬鲁迅精神、突出鲁迅研究的当代性，是目前研究者面对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从鲁迅经典的属人性出发，从鲁迅经典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关系出发，从作为传统的鲁迅经典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对话”关系出发，思考本学科的生存危机与美学价值，正是以上这段话里所蕴含的忧患意识与学术追求。鲁迅研究不是专业活计，而是精神活动；不是知识体系，而是意义世界；不是楼兰古城，而是滔滔向前不断涌动的长江大河。
纵览近一个世纪来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为几乎包括了政治、历史、文化、美学、哲学、宗教、心理学等多个人文维度鲁迅研究的累累硕果感到满足的同时，也同时为大众传播领域成果的相对缺少而感到遗憾。经典传承需要通过教育与下一代形成的精神链接来实现，鲁迅经典尤其如此。如何将学术界的新思想、新成果转化为语文教育的有效资源，通过每天都在进行着的日常的教学活动，让鲁迅的“意义世界”不断向年轻一代敞开，与他们的心灵亲密攀谈，并让鲁迅经典的意义伴随着生命成长过程不断增生，这是一项崇高的人文使命，不能不成为鲁迅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这里呈现的不仅是理论与实际、知识与应用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文化与人共同发展的重大命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在对20世纪的研究成果盘点之后，不无失望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鲁迅研究历史状况的学术专著已经出版了许多部……以上学术史梳理、探讨的是汉民族知识界精英（研究者）研究、接受鲁迅遗产的基本历史，而对于大众层次接受鲁迅的状况，世界各国译介、接受鲁迅的状况，以及台港澳暨海外华人文化圈接受鲁迅的状况，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冷静而客观的审视与总结，在传递出发生于当下中学语文教育中鲁迅经典阐释深层次问题的同时，也向我们传达着这个问题成因的另一个侧面：学术界对鲁迅大众传播研究的相对忽视，是中学鲁迅经典传播相关学术资源匮乏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学术研究随着思想解放而不断涌现的新理念和不断创造的新成果，真正在中学语文的鲁迅教学中得到应用的为数不多，影响也不大。
应该承认，造成这种事实的原因来自学术界与教育界的双方，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他复杂因素。
以上只是就普遍现象泛泛而论。只要我们细加观察不难发现，鲁迅研究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始终以鲁迅普及为崇高使命，并身体力行地实践着。
李何林将面向青年普及鲁迅作为自己的理想。有史论为鉴：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反右”运动之后，学术界极“左”氛围浓重的情况下，“一些葆有学术良知的学者在权力话语得到许可的框架内做着普及鲁迅的工作，李何林是他们的代表，他在70年代中期曾撰写、出版了《鲁迅生平及其杂文》（1973）和《鲁迅<；野草>；注释》（1975）等著作”。1974年还出版了《北京市中学语文课本中十五篇鲁迅作品的问题试答》。他针对中学语文教育领域的实际困难和中学语文教师与学生的教与学的双向需求，认真地编选、注释并亲自撰写“题解”。而采用“串解”的方法解读鲁迅经典，也成为一种能行之有效地直接应用于教学实践的普及方法。
传播鲁迅的热忱和精神在学术界是代代相传的。陈漱渝在为纪念鲁迅100周年诞辰所写的文学性传记《民族魂》的“跋”中，这样阐明了自己的学术价值观：在美国，一些洁身自好的学者宁可赔钱写书，也不愿降低身份去写普及类的小册子。“为了学术，不肯把自己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这种精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但他鄙薄普及作品的观念却不免失之偏颇。”并且，他愿意以鲁迅为榜样，“放低手眼”、尽心尽力地做好鲁迅的普及工作。
陈漱渝将普及鲁迅的理念贯穿于学术活动始终，主要体现在：一是注重对鲁迅作品教学的研究；二是组织编写了相关普及书籍；三是不辞辛劳地到全国各地大、中学校宣讲鲁迅其人及其人学思想，将鲁迅精神的种子撒播在青少年学生心中。为了解决青少年在阅读鲁迅作品中“生涩和费解”的问题，王景山编写了《鲁迅五书心读丛书》，包括《铁屋子里的叫声——<；呐喊>；心读》《孤独的战士——<；彷徨>；心读》《悲凉悲壮的心音——<；野草>；心读》《青葱可爱的水横枝——<；朝花夕拾>；心读》《古人复活的时候——<；故事新编>；心读》五种。所谓“心读”，即“不要受一时一事的束缚，不拘泥难懂的细节，跳出感官的直觉而变为心灵的体察和领悟，强调联想、迁移乃至玩味。通过思索着鲁迅的思索，愤怒着鲁迅的愤怒，达到境界的升华和精神的契合”。丛书在体例上安排了“导读”，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朴素无华。
其目的在于排除阅读中的障碍，使阅读变得轻松愉悦。之所以做这些基础的工作，是因为认识到鲁迅普及的重大意义。“为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建设脚踏实地，沉思默想研究鲁迅，撰写鸿篇巨著和向高等学府的莘莘学子、硕士、博士教授鲁迅，固然很重要，不可或缺，但将鲁迅著作搬出研究室，搬出高等学府，向中学生讲解，向中等文化知识的青少年以及一般读者普及，实在尤其重要，尤其不可或缺。因为鲁迅不属于研究室，他站在十字街头，属于大众，属于青少年。”钱理群在这方面成果颇丰。以20世纪中国人的姿态与鲁迅进行平等对话，“把经过自己生命体验和热血浸润的全新的鲁迅意象传递到广大青年心中”，将鲁迅“立人”思想贯彻到语文教育中去是体现其中的鲜明理念。钱理群将鲁迅作品教学置于经典的地位来认识，提出的一个深刻问题是：“什么样的作品是经典？”在钱理群看来，经典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民族精神的源泉，他认为，应该在高中开设庄子、孔子、唐诗、《红楼梦》、鲁迅等这样四门经典选修课。道家和儒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唐诗是体现了民族健康向上的青春期的文学，《红楼梦》作为百科全书式的经典，是一个历史的总结，鲁迅标志着民族新的现代文化的开创。
“这四个代表时期的作家作品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高峰，都与青少年的心灵相连接。……我觉得中学选修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对原创性经典作家的学习，为中学生终生的学习和发展打下底子。”“要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康、健全发展的人。”显然，“为什么要读经典”的答案也在其中了。钱理群曾多次参与编写中学语文教材、教学参考书以及适合大中小学生阅读的各类鲁迅读本。《关于鲁迅作品教学的思考》、《读什么、怎么读：引导中学生“读点鲁迅”的一个设想》等文章，从学理的高度对鲁迅经典传播进行了探索和引导。2000年以后，为了配合语文课程改革的需要，出版了一批相关的鲁迅读物。江苏教育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鲁迅作品选读》，按“感受鲁迅、阅读鲁迅、言说鲁迅、研究鲁迅”的渐进性逻辑顺序设计体例，由浅入深引导学生进入鲁迅的精神世界，了解鲁迅的情感、思想与创作特点，是鲁迅经典大众传播方面的一本颇有新意的教材。到各地中学上课实验，是钱理群在普及鲁迅方面区别于其他学者的鲜明特征。
2004年和2005年之间，他分别到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开设了以中学生为对象的《鲁迅作品选读》的选修课程。怀着“把鲁迅精神扎根在孩子心上”的理想，实践着一个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的理念。在谈到“鲁迅选修课”的设想时，钱理群认为，首先要解决给孩子们一个什么样的鲁迅问题。钱理群普及实践成功的秘诀在于：以教师本人的感情打破了代际隔阂，创设了师生之间生命运动的美好境界。当然，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课程实验本身。针对不同的对象，因人施教，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也是其鲜明特色。他的《鲁迅是谁——和中学生谈鲁迅》《作为人之子与人之父的鲁迅——和大学生谈鲁迅》《和青年志愿者谈鲁迅》等文，是这方面可资借鉴的经验总结。在钱理群看来，“大学教授、学者到中学上选修课，它的作用是双向的，绝不是单向的‘给予’。对大学教授、学者自身而言，这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普及工作，将研究对象的思想，以及自己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新一代的精神资源，这正是像我这样的学者的一个自觉追求或梦想，这对我们的学术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2009年，钱理群还应邀到台湾清华大学开设并讲授了《鲁迅作品选读》课程，成为在台湾大学本科生课程体系中开设鲁迅课的第一个尝试者。这些情况在《当代中学生和鲁迅——<；鲁迅作品选读>；课的资料汇集》《部分台湾青年对鲁迅的接受》以及《鲁迅九讲》一书中都有翔实的记载。
鲁迅研究界学者在鲁迅大众传播的实践中，都渗透着这样一种理念：鲁迅首先是一个我们可以接近的朴素的人，鲁迅又是一个不平凡的精神文化巨人，鲁迅与我们的存在日渐产生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鲁迅经典在21世纪如何阐释？这些正是鲁迅经典传承的命脉所在。“大家”写“小书”，“大家”为大家讲鲁迅，“大家”鲁迅经由当代“大家”走向普通大众，这是鲁迅经典精神传承的必由之路。在学术泡沫化并日益被世俗功利的浮躁风气裹挟的情况下，如此朴素踏实的学术精神尤其难能可贵。对于传到学术接力棒的更年轻一代鲁迅研究学者而言，前辈的楷模足以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