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读者是否在阅读中为经典注入了新鲜的内涵？在鲁迅经典的丰富内涵被确定的前提下，反思读者的接受的思维方式是寻找问题原因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新时期以来鲁迅经典伴随着风风雨雨，面临挑战甚至颠覆的危机，在经过了最初的对来自多个方面的异常情状的应对之后，激动的学者很快便冷静下来，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从鲁迅经典接受与传播的历史行程中，去回溯、追问、反思，进而给出理性的回答。从“鲁迅学与20世纪中国思维变革”的宏大命题进入学术空间，从鲁迅作为近代中国最深刻的思想家，从思维方式上批判了中国传统的思维定势，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推动着20世纪中国的思维变革这一事实入手，去反思20世纪中国在不同时期的思维框架是如何限制并最终在突破中实现了鲁迅研究的发展，这正是鲁迅研究史学家张梦阳的独具慧眼之处。他将20世纪以来的中国鲁迅学思维分为八个时期。除了20年代鲁迅初涉文坛的“直觉思维时期”，30年代以瞿秋白研究为标志的“图式思维期”，以及“文革”结束后到新时期初期的“过渡思维期”，直至80年代进入“开放思维期”的四个阶段之外，其中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20年时间里，经历了前、中、后三个阶段的“规定思维期”，到“文革”十年进入了“极端思维期”。思维是人类认识、判断事物的基本方式。思维的多维、动态是自由创新的基本保障。所谓“规定思维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性质、价值、地位作出基本规定的思维形式”。
这里的“规定思维”特指毛泽东的“鲁迅观”，即毛泽东对鲁迅的性质、价值和地位的规定。从整个过程来看，“在前期，即1940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的40年代，毛泽东对鲁迅所作出的这些规定应该说是发挥着正面效应，对人们思维的束缚并不明显”。到中期，“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派鲁迅研究学者的思维都受到毛泽东规定思维的整合，逐渐丧失了独立性和主动性”。规定思维后期，即“1957年夏季反右运动之后，规定思维占据绝对权威地位，……思想僵化，声音一律，学理精神受到重创，虚伪代替了真实，造假战胜了科学，媚俗阿世之风消解了独立的精神，僵死的教条禁锢了自由的思维，中国的精神文化遭遇到了空前的厄运，科学意义上的鲁迅研究随之消亡了”。如前所述，历史主义地来看，作为新政权的建立与缔造者的领袖毛泽东，将鲁迅思想作为民主革命建设的巨大的精神资源，其阐释的深度和政治眼光都是对普通读者的一种超越。
它不但作为多元阐释中的重要一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也使鲁迅经典在推动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作用，进而将鲁迅的文学、思想、革命价值提升到了民族文化的崇高境界。但同时伴随着频繁的政治运动，它逐渐地演化为一种机械的教条，“对话”中那种自由的充满了鲜活生命力的个体审美想象失去了存在空间。鲁迅经典蕴含的丰赡意义和精神深度被单一化、平面化，甚至最后沦为庸俗的政治工具，其永无止境的面向当下直接说话的持久力量因此丧失殆尽。带着切身体验去理性反思世纪之交鲁迅经典大众传播出现的困境，进而探索畅通有效的传播途径，无论对鲁迅研究本身，还是对民族文明推进，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政治化阐释与世俗化生活期待的悬隔
20世纪末期，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残酷现实是：鲁迅本身以及鲁迅经典渐渐地被后人疏远了。对这个问题我们虽然以小标题的形式，给出了概要的解释，但更深的思考则来自理论的启发。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在接受文学作品中，有一个“在每个场合都起一种参考框架作用的东西，这就是期待视野”。尽管接受美学倡导者十分重视作品解读中读者自身获得的阅读经验和文学修养等因素，但随着理论不断地发展和成熟，人们认识到：固然文学阅读不能排除个人的经验和趣味，但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时代的价值观念对构成生活其中的读者的“期待视野”，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纯粹个人的经验在这样的研究中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德国学者尤斯特认为，“只有与历史学和社会学因素所决定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相联系，才能理解文学接受诀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在推动民族本土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中，同时也产生了非常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一是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冲击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二是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与消费的刺激，导致人们“行为动机的物质化”与“终极价值的多样化”；三是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导致社会结构层次的多样化，并最终影响到大众对公共政治和精神生活参与的边缘化和冷漠化，进而不认同甚至反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这中间，大众文化本身的世俗特征以及媒体的传播力量，在使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进一步世俗化而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迁移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学院将鲁迅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来接受和研究不同，大众对鲁迅经典的接受与日常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联，因而，世俗化的大众“期待视野”不能不与政治意识形态阐释形成强烈的反差甚至排斥关系。当鲁迅经典被纳入政治主流意识形态体系的状态未有任何改变时，它所遭遇的困境也就同样难以避免了。
但这不是鲁迅本身的问题。按照丹纳在评价艺术品价值等级时的“精神地质形态”理论来分析，鲁迅固然也以他锋利的笔触勾画了他所生活的时代里一些流行的风气，但谁也没有将鲁迅作为一个流行的作家来看待，虽然历史上也曾留下过“阿Q时代早已过时”的幼稚声音。从表面看来，鲁迅文学的确真实反映了清末至民国几十年间的社会变迁与精神特征。这也就是丹纳所指的第二个层次，即表现了可以持续大概几十年的半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但鲁迅的深度在于，他在将这个特定时期的社会变革和现实状貌作为再现对象时，却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将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这个表层之下的传统积淀。在他那里，小说情节仅仅起着一种框架的作用，他以艺术的笔触剖析了生活其中的人的灵魂。通过对这个时期的风俗世情的呈现，展现人际交往中的感性样式，表现这种感性样式背后的文化传统，表现由原始积累的文化“隐蔽力量”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宗教、婚姻、家庭，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道德变异与人性恶化，及至最终形成的整个民族的世代连绵的性格和气质。他使人们不无惊愕而森然地看到，文化传统机体组织的“硬化”是多么顽固，并非一时的革命的血与火的激荡或是地理迁徙所能改变。这样，鲁迅就不但写出了一个完全的历史时期，而且深掘到了“原始地层”，写出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不仅如此，从最新的研究成果——“东亚鲁迅”来看，鲁迅还以本民族为参照，同时展现了东亚诸民族在古老的文化大树下盘根错节的缠绕关系。1840年的鸦片战争，继之1851年金田起义和1853年英国议会对东印度公司宪章的最后修改，使得马克思饶有兴致地探索了东方民族的诸多问题与社会历史发展命运：何以古代繁荣而近代落后？东方一切现象——“内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的基础是什么？东方民族具有什么样的民族特性？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是如何形成的？东方制度为何具有稳定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以“亚西亚生产方式”概括了东方社会政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揭示了东方社会落后的秘密以及东方国家历史发展的独特性。马克思无疑是睿智的理论巨人。今天，我国学者在东亚地区中、日、韩三国近一个世纪的鲁迅研究的历史中发现，虽然这三个民族各有自己的特征，但是却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研究命题：“抗拒为奴”。这个命题正是由“亚西亚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的种族文化特征决定的，它同时表明鲁迅思想的深厚度与辐射性。鲁迅塑造的阿Q典型的意义在于：它几乎概括了弱小的个体和民族在对待强力侵袭时共同的心理特征，它超越了东方种族的局限，指向了人类共同的人性特点。按照丹纳的公式：“文学作品的力量与寿命就是精神地层的力量与寿命。”凡是伟大的作品，都有这样的共同特征：“它们都表现一个深刻而持久的特征，特征越经久越深刻，作品占的地位越高。那种作品是历史的摘要，用生动的形象表现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特性，或者一个民族的本能与才具，或者普遍的人性中的某个片段和一些单纯的心理作用，那是人类演变的最后原因。”鲁迅完全称得上是“伟大的作家”，他终生关注的是中国人的精神更新与解放，是中华民族合理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他把“认识自己”的命题提升到人类本体的层面加以观照，在揭示现代人荒诞境遇的同时作西西弗斯式的不歇的奋搏，从而敞亮了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命境界。鲁迅文学始终向着人生、向着人类、向着无限放射出无比温暖而锐利的思想光芒，具有不可磨灭的永恒的经典魅力。“过时”一词只对流行和时尚而言，它不属于鲁迅。但是，当我们几十年来一成不变地从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去阐释它，并将其束缚在那个充满了炮火硝烟的年代里，束缚在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既定框架里的时候，它就由永恒的经典降落到了至多流传半个历史时期的二流甚至三流的作品。在历史与当下的关系之间，我们甚至也不是以鲁迅作品题材的历史视野来契合当下，更不是以我们当下的视野去契合历史视野，而是以第三种视野——庸俗社会学强加给当下的读者，最终导致“你”和“我”对话链的断裂。
对人的生存而言，贫穷和不安定固然意味着不幸，但世俗化生活并不是我们可以永远安享的丰美盛宴，正如马克思所言，“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至于“一切肉体的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替代”。人类进步的最高目标是过一种更合乎人性的合理的生活，并使自己成为如马克思所言的“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因此，在世俗化生活中，人类更需要凭借精神的力量形成对平庸的抵抗，使灵魂飞向彼岸世界而不至于在日常享乐中沉沦。在对人类文明追求的过程中，鲁迅经典始终以一种超越现实的力量，牵引我们挣脱世俗拘囿而实现精神提升。21世纪人的合理生存、人性的完善等关于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重大命题，是人类面临的“可置疑的未决状态”，正是在这个共同的意义世界里，我们将再一次与鲁迅相遇。
（二）一元化阐释成规与多元化价值诉求的疏离
“经典”具有人类“精神地质层”的深度，以及本身蕴含的无比丰富性内涵，可以满足不同时代不同读者的审美需求。因此，虽然受文化语境决定，每一个时代有特定的“期待视野”与经典的衡量尺度，但真正的经典却可以逾越时空而走向永恒。鲁迅的丰富性表现在，他既是生活在特殊历史年代里一个怀着民族自省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是一个以笔为枪的文化战士，但同时，他丰富的文化修养、敏感的个人气质以及思想深度，决定他作品展示的必然是一个多侧面的立体的精神世界，张扬着鲜明生动的个性，散发着浓烈的生命气息。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诸多社团、流派、人物的种种纠葛，他对传统与现代艺术滋养的兼收并蓄以及凭借艺术天分对现代形式的有机转化，使得他的艺术成为中华民族无比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这是一部可以不断言说，并值得永久言说的伟大经典。事实上，在波澜起伏的中国政治革命与文化艺术历史上，他始终被不断阐释着。正如佛克马所言，在中国有这样几个时期是充满了对经典的剧烈变动的：“五四”、“1949”、“文革”以及“文革”结束之后。对鲁迅经典而言，充满了质疑、重估和挑战的多起论争，都发生在新时期以来的那几十年。“五四”初期的批评虽来自批评家的艺术直觉，但其阐释在今天看来却切中肯綮。而此后的两个时期，强势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鲁迅经典阐释的桎梏。当人们只能用一种巨型话语来言说一个无比丰富的生命的时候，他的灵魂就被阉割了，他的许多细微而鲜活的东西就被忽略甚至窒息了。在此之后，中国当代文坛兴起的种种思潮以及生发的多种尖锐的观念冲撞，正是多元价值诉求对一元化既定旧成规束缚的冲突和反抗。鲁迅仍旧被不断言说，裹挟其中而难以脱身。此种夏日轰雷暴雨般的文化思潮与其说动摇着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奠基者的地位，不如说是用一种蛮力撞击着旧成规的厚壁，试图以一种不太合适的方式，为文学解放和鲁迅经典的阐释开辟一个崭新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