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毛泽东、林育英（张浩）、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再次表明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电报说：胡宗南部陆续入陕，企图压迫与削弱红军，隔断中苏，隔断东北军与红军，然后强迫我们就范，成立妥协。我们的对策：第一步骤，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骤，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
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凯丰、林彪、吴亮平、秦邦宪、张闻天出席，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并作结论，在报告中说：红军的行动方向，原来是宁夏，被蒋介石破坏了，现在要改变。我们新的方针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向东南，即向京汉路发展。但这在政治上不是抗日的方向，在军事上有很多限制，不甚有胜利的把握；好处是没有自然界很多阻碍，有游击队帮助，可以扩大陕甘宁苏区。另一个方向是向东，即是原来的过黄河。这在政治上是很好的，是抗日的，对扩大红军也有利，但也要估计受到敌人的限制。这两个方向各有利害，一般地说是向东，向东南比较困难。在作结论时，更明确地指出：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
第十节其他军事活动
1936年7月23日，毛泽东就地方武装集中与分散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地方武装分散与集中并用的原则，分散以到班为止，集中以到独立师为止，中间有排、连、团的各种形式，依照敌情与苏区巩固的程度而适宜配置之。在敌情严重及苏区尚未巩固之时，应偏重于分散配置。过去中央苏区与今年春季陕北苏区采取过于集中的配置，致使县、区、乡失去了自卫武力，县、区、乡的党与政府失去了指挥游击战争的能力，在敌人进攻时便变为不利于我们。
8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红二、红四方面军，祝贺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包座。朱德、任弼时致电中央，并“转告一方面军，以战斗会合我们”。
中央当即复电“全苏区红军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通令：命令除红军大学及总政治部直属毛泽东指挥外，所有红29军、红30军各直属独立部队，各省军事部、军委各部门、后方各机关，统归周恩来指挥。任命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兼任志丹城卫戍司令。
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政治工作问题。张闻天、秦邦宪、杨尚昆、陆定一、林伯渠、冯文彬、湘龄、罗瑞卿、凯丰、张云逸、周恩来、毛泽东、李德、吴亮平、伍修权、林彪、周兴出席，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红军的政治工作应特别注意干部教育，在这方面过去有成绩，也有很多经验，主要是：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育课少而精。政治工作的方式要有计划性、纲领性和灵活性，既要集中统一，又要有伸缩性，注意各地方、各时期、各部队的差别，要适应游击战争的特点。整个红军教育，包括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纪律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发言还着重谈了干部政策问题，指出：我们的干部政策问题：第一，是信任干部，对干部应用之不疑；第二，对个别干部错误，不应扩大化，应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第三，尊重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第四，注意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我们的干部标准是：第一，执行党的路线；第二，能与群众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党的纪律。
10月16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情况和张浩去四方面军的工作方针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张浩出席，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红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红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红四方面军整理好。工作怎样做？第一，任命他为前线指挥；第二，张浩（林育英）去的任务主要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
关于张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的路线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是应与之作斗争的。
12月20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军进入友军地区的地方工作问题。张闻天、秦邦宪、朱德、李克农、冯文彬、罗荣桓、加伦、谭政、齐华、华生、林伯渠、凯丰、周兴、郭洪涛、刘英、李德出席，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不同地区的工作指示》，指出：在陕北老苏区仍可恢复苏维埃政权，亦可经过抗日革命委员会的过渡时期，在关中恢复的区域及新区一律改变为抗日救国政府。
过去已分配土地的区域在恢复后仍恢复原先土地分配的情形，在友军撤退后红军接防的区域，主要是发动群众开展抗日运动，宣传抗日纲领，发展商业，保护文教事业，建立党的组织。并规定纪律，在友军区域的地方工作须依据共同抗日纲领，争取群众和友军共同抗日的原则，改变地方工作的内容、方式和方法。
12月23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张国焘、毛泽东、凯丰、林彪、朱德、张浩、林伯渠，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讨论是否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组成西北抗日联军和参加军事政治委员会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主张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对外暂不宣布，对内可以宣布。并说，我们加入抗日联军，同时向南京招手。
第十一节安排斯诺到苏区采访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对共产党及红军的造谣诬蔑，1936年4月底，中共中央、毛泽东在瓦窑堡给上海党组织发密电，吩咐邀请一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医生来苏区访问。民主进步人士宋庆龄接受上海党组织的委托，积极进行物色和联络工作。1936年6月中旬，在宋庆龄和上海党组织的精心组织安排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分别从北京和上海动身，乘火车到西安。7月8日，斯诺一行辗转多日到达红军东线委员会驻地——安塞县白家坪村。在白家坪村，周恩来接待了斯诺和乔治，并于7月9～10日接受斯诺的采访。周恩来还为斯诺列出了一张为期92天的采访旅程表，详细说明旅程中的各个项目。同时，将消息电告毛泽东和红军总部机关。
7月11日早晨，斯诺和乔治骑马同40多名通信部队的红军战士一起向保安前进。经李塔、招安、高沟口（均在安塞县境内）和王南沟、张家湾、孙岔（均在志丹县境内），于13日到达红都保安城，受到志丹军民的热烈欢迎。到达保安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们，并嘱咐他们同周围的人见见面、谈谈话，熟悉一下周围环境，认清方位后再去见他。第二天，毛泽东出席了为斯诺和乔治举行的欢迎会，并即席讲话。
7月15日，毛泽东在其居住的窑洞里同斯诺进行第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议题是：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等问题，毛泽东通过翻译吴亮平对斯诺所提问题作了详细解答。之后，在三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同斯诺进行了多次谈话。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和实践。有些问题是毛泽东首次提到的。他第一次对外谈了个人的历史（也是唯一的一次）
和红军长征的历史；第一次明确声明欢迎蒋介石参加反日抗战和建议成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第一次提出中国抗日战争的长期性、持久性，并展望中国抗战的胜利前景。
为了便利斯诺和乔治到红军前线采访，供给部发给他们每人一套红军军装，红4师给他们挑选了上乘的马。在中华苏维埃政府外交部胡金魁、李长林等陪同下，于8月初离开保安，经顺宁（在志丹县境内）、吴起镇、铁边城（均在吴起县境内）等地，到甘肃、宁夏西征前线采访。在吴起，斯诺参观了红军的兵工厂、被服厂、鞋袜厂、工厂俱乐部——“列宁室”，观看了工人的业余文艺演出，采访了工厂负责人和一般工人。8月16日，斯诺一行到达红1军团司令部驻地——宁夏同心县预旺堡。先后采访了彭德怀、左权、聂荣臻、邓小平等，并参观了兵营、士兵的政治讨论会和步、炮兵演习。后到红15军团驻地预旺县，采访了徐海东、程子华、肖劲光、杨尚昆。
返回预旺堡后，又到红军后方基地预旺县何连湾采访了李富春、蔡畅等。在西征前线一个多月的采访，使斯诺真正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战斗集体，绝不是国民党宣扬的什么“鸦片烟枪”“一盘散沙牟取私利”“只对抢劫和杀人有兴趣”的乌合流寇之众。
9月下旬，斯诺完成在西征前线的采访任务，回到保安又继续对毛泽东采访。他们的谈话通常从晚上9时许开始，持续到次日凌晨2时多才结束。
在斯诺的一再要求下，毛泽东向他谈了自己的生平经历和红军长征的史实。
在保安采访期间，斯诺给毛泽东拍照，乔治给毛泽东检查身体。
10月12日，斯诺完成了在红色苏区的采访任务，带着三个月采访的丰富资料和珍贵照片，从保安返回北京。斯诺回到北京后把陕北苏区的所见所闻写成《西行漫记》，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斯诺的报道，使广大的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西北苏区的真实情况，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对共产党及红军的种种诬蔑和不实之词，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第十二节毛泽东为《长征记》征稿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联名向各部队发出电报：“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民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请勿忽视。”同时，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向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信函，指出：“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举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
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
征稿电报和信函发出后，得到了红军指战员的热烈响应。后经丁玲、成仿吾等中国文艺协会成员的艰苦编校，到1937年2月22日，这部约30多万字的划时代巨着编辑完成。其作者有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谭政、彭雪枫、舒同、陆定一、刘亚楼、肖华、陈士榘、邓华、徐特立、杨成武、黄镇、谢觉哉、周士第、贾拓夫、童小鹏等。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红军长征记》直到1942年11月，始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延安正式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