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认为单纯依靠基层组织的传播便可以完全满足自己对政策信息需要的比例为零，11.8％的人认为基本可以满足，32.1％的人认为一般，持中立态度。其余的53.1％的人即超过一半的被调查村民则认为他们在政策信息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状况与我们前文的分析是一致的，即基层组织的政策传播是不能满足农民在这方面的信息需求的，这也是基层组织权威性衰落的一个有力证据。
由以上数据显示的结果来看，很多农民对基层干部在对农政策传播方面的工作是不太认可的。正如统计数据所显示，当问及农民对于当地基层干部的对农政策传播工作的评价时，只有0.5％的人认为“很好”，11.8％的人认为“比较好”，从各个选项的比例来看，认为“一般”的比例最高，为34.8％，认为基层干部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好”和“很不好”的比例分别为19％和33.9％，但是选择这两项的比例总和达到了52.9％，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的农民对基层干部的对农政策传播工作是不满意的。结合数据来看，基层组织在政策信息传播方面不能满足大部分村民的需求，这也必将导致村民对基层组织涉农政策信息传播工作的不满。
虽然农民对基层干部在政策传播方面工作的评价不高，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民自身的局限性，如寻求信息的主动性不足，表现在信息的传播与收集方面便是不能充分利用不同种类的媒介收集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同时，虽然村务公开的工作存在形式主义的问题，但是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农民很少会主动到村委会了解村务公开栏上的信息。根据我们调查过程中走访乡村的体验，墙体标语口号、横幅等也是很常见的。在问卷调查的时候，很多被访人员第一次被问及是否看到过相关的标语、口号、横幅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没有，但是经调查员提醒，很多人才回想起来。这可能与农民的日常生活习惯有关。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很多农民表示，觉得这些标语口号之类的跟自己没有关系，看到的时候也没有仔细思考，看过之后就忘记了。以致很多农民（41.6％）认为他们没有了解相关政策信息的相关渠道，虽然持反对观点的比例稍高（44.3％），其余则选择了说不清（14.1％），这也说明了农民的媒介使用习惯，尤其是主动寻求信息的能力亟需得到培养。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基层政策信息传播过程的不顺畅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民对政策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的意见主要是：渠道比较单一（64.7％）、基层干部在实施政策的时候总是不考虑实际情况照搬上级要求的方式（65.2％）、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缺乏与群众的有效沟通（79.6％）、为了应付检查而突击宣传搞形式主义（68.8％）。可见，J市的政策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方面，不能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有效地进行政策信息传播的工作；另一方面，缺乏与村民的有效交流和沟通，对村民的切实需求不够了解，从而导致在采取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建立多样化、全方位的立体传播网络方面的不作为。
综合前文的统计数据与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村民对基层组织在国家涉农政策传播方面的总体态度是不满的，但是通过访谈发现，村民有关中央政权的态度与他们有关基层政权的态度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即农民对以中央政权为表征的国家是十分认同的，他们认为国家制定的各项涉农政策都是好的，不满的则是政策信息的传播及实施过程。
调查统计数据则能够显示出，在农民的认知体系中，对国家政策的认同感是十分强烈的。绝大多数农民（88.2％）倾向于认为国家制定的各项政策都是好的，问题存在于政策的传播与实施过程。从表面上来看，村民的这种意见针对的是基层组织对国家政策的实施不到位的问题，但更深层的原因应该归结为村民对基层政权的不信任。中国政府组织采用的科层制一方面可以凭借政治权威保证高层信息的下达，但由于从中央政权到基层政权之间有不同级别的政府组织，信息在传达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变异。最明显的一个例证便是不同层级的组织根据其自身利益对中央政策的“变通”，符合自身利益的便全面传达贯彻，将有悖于自身利益的政策信息予以淡化处理，甚至隐瞒。而当今大众媒介的全面覆盖使得农民可以及时地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一旦基层组织对政策的传达与农村从大众媒介上了解的有出入，便会激起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不满和怨恨，继而加剧对基层组织的不信任感。同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政策信息的有效传播对于政策实施的效果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通过对农民的政策信息接触渠道、行为及态度的调查，我们了解到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互联网成为农民了解国家政策最主要的三种渠道，而作为连接国家宏观政策与政策直接受众的基层干部，在政策信息传播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到位，致使农民对基层干部的工作表现出一定的不满情绪。同时，农民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与经济条件的局限性，J市也应当加强培养农民有效的媒介使用习惯，使他们成为主动的受众，提高政策信息的传播与实施效果。
另外，裹挟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对农村发展情况是最有发言权的，他们的需求是国家制定各项涉农政策最重要的依据。因此，重视农民在政策方面的切实需求是有效顺畅政策信息并有效实施政策的基点。根据调查统计数据显示，社会保障问题是农民目前最关心的问题（85.1％），且远远高于其他方面的需求，其次分别为增产增收问题（51.6％），就业与收入问题（33.5％）、村务公开和民主监督问题（32.1％）、农村文化娱乐问题（27.6％）、村委会选举问题（21.3％）、农村义务教育问题（19.5％）、农村的社会治安问题（17.6％）、农村的法治教育问题（17.2％）、其他问题（6.3％）。可见，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最为关切的问题是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收入问题与基层自治的问题。因此，出台相关方面的惠农政策，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完善基层村民自治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燃眉之急。
而政策是国家建构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而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将原本松散的人们组织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政府出台的政策可谓数不胜数。要详细了解每一项涉农政策传播的情况是不现实的，为此，我们在对农民政策信息接触的渠道、行为及态度有了一个综合了解的基础之上，意欲通过选取当前我国农村具有代表性的村民自治、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两个分别关系到农民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涉农政策进行专门的个案调查分析，以期能够窥见国家政策信息在农村社会传播的全貌。
二、村民自治政策的乡村传播与民主实践
村民自治是指广大农民通过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从而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村民自治程度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标志。从1980年初村委会出现至今，村民自治在我国已经进行了30余年，这项政策是我国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在调动亿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显著。
村民自治的日常事务主要由村委会处理。因此，村委会在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村民的自治权除了通过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直接决定村内重大事务外，主要体现为选举村委会，通过村委会处理村民自治事务。因此，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起点和关键。村委会是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是检验村民自治是否实现或者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因此，在此次调查中，我们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村民自治政策中的民主选举即村民选举。在税费改革、大众媒体市场化以及“熟人社会”逐渐转变为“半熟人社会”的传播生态环境中，这项政策在30余年的时间里不断完善，也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因此，选取这项制度作为研究个案具有一定代表性及现实意义。
1.农民对村民选举制度的认知
信息传播理论认为，信息传播过程是一个由相互影响的两个部分构成的循环系统，这两个相互影响的部分分别为信息由传播者到受众的过程，以及信息经过受众的内化再反馈给传播者的过程。而信息传播的目的是使得信息到达受众并为受众所内化，农民对一项政策的有效认知是接受该政策的前提条件。同时，对政策的初步认知能够帮助农民更好地接收并接受相关政策信息，不论是对于村民自治政策还是村民选举制度而言都是如此。
农民对村民自治政策的具体内容关注比较多的是村民的选举权利（33.8％）、村务财务公开（23.4％）以及村委会的选举程序（20.9％）等操作性内容，经常关注村民选举制度的比例最高。而对诸如村委会组织法的修订（5.5％）、村民自治章程（8.5％）等状况则很少关注，对于村民如何参与村务管理的关注度仅为10.9％。这与政策与农民的接近性有关，对于绝大部分村民来讲，村民自治具体到实际行动便是村民选举、财务公开等。因为这些内容是明显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关的，而村委会组织法的修订由于政策理论性较强，与村民日常生活离得较远，因此村民关注得就比较少。
具体到村民选举制度来说，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村民认为自己非常及比较了解这项制度的比例为38.5％，一般了解的比例为27.1％，这说明有65.6％的农民认为自己对村民选举政策是了解的。完全不了解的比例只有9％，其余25.3％认为自己不太了解这项政策。这说明通过30余年持续不断的政策宣传与实施，农民对村民选举政策的认知程度达到了较高的认知水平。但是，绝大部分村民对于这项制度的了解仅仅停留在表层认知上，很多人只是听说过这项制度，而对于这项制度的具体内容的关注很少。
总体说来，在村民自治政策中，村民对村民选举制度的关注度是最高的，而对于政策性稍强的村委会组织法等的相关情况则很少关注。具体到村民选举制度而言，大部分被调查到的村民对该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只是了解的程度有差异，完全不了解和非常了解的比例都不高，大部分人都是有一定认知。
2.村民接触村民选举制度的渠道
渠道是任何信息传播的载体，渠道的便利性以及顺畅度是影响信息有效流动的关键，农民对村民选举政策的认知也依赖于有效的传播媒介。因此，农民的媒介接触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政策信息的接触途径。
调查结果与我们之前了解到的情况相同，广播电视在当地农村较高的普及程度及其便利性决定了其必然也是农民了解村民选举政策的渠道。调查发现，29.4％的被调查村民认为他们对村民选举政策信息的了解大部分是通过广播电视得来的。但是之前的调查显示，在农民总体的政策信息接触渠道方面远远落后的村委会及村干部却成为农民了解村民选举政策的主要渠道之一，所占比例为14.9％。另外，由于村民选举属于政治性涉农政策，相关政策信息中牵涉到很多具体的理论性表述，而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因此，对受众文化水平有一定要求的报纸杂志不能承担起这方面的作用，比例为10.9％，远低于之前的31.3％。
调查还发现，亲朋友邻依然是农民了解村民选举政策的主要渠道之一，比例为12.4％，这说明且不论现在的农村社会是“熟人社会”还是“半熟人社会”，以乡土人情为依托的邻里之间的交流在农民的政策信息接触中无处不在。而以前曾经作为普通农民政治生活主要组成部分的村民会议却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5.5％）。
这与当地已经完成的村村合并有关。为了精简基层干部群体，当地开始了村村合并的工程，将若干个村庄合并为一个行政村，保留一套工作班子。这个措施在精简了冗余的基层干部群体的同时，也造成了现有的行政村范围的大幅度扩大，以至于新合并后的行政村的村民之间相互不认识的情况经常发生。在访谈的时候很多村民也反映，他们甚至不知道现在的村主任和村支书是谁。由于行政村管辖面积的扩大，将全体村民召集起来开会变成了不现实的事情。
另外，在了解一般性国家涉农政策信息时，村委会的作用并不突出。但是村民自治及村民选举与村委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的主要机构，也是村民选举的对象。因此，在一般性国家涉农政策信息传播过程中式微的村委会此时的作用很突出，所占比例有此前的第五位上升到了第二位。
但是，尽管村委会在村民了解村民选举政策的渠道中位列第二，但其作为传播渠道的效用并未完全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