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后，社会阶层的流动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荐举的方式，一种是科举的方式，后一种逐渐成为主流的方式。帝国前期阶段主要采用荐举的方式，有汉代的察举制、征辟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察举制、征辟制主要是由政府高级官员举荐或征聘优秀士人充任官吏；九品中正制是朝廷选择品端识高的官员兼任一方“中正”官，对所在地区士人的品学进行考察和评定，以备朝廷录用。虽然这种荐举的方式也选拔了一些优秀知识分子担任官员，但是，由于主观性相当强，导致举荐的失真性大增，所举之人往往名不副实，九品中正制后来干脆就变成了以门第而非以品学来品评举荐士人了，断送了寒门知识分子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而且，举荐的范围相对比较狭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也比较小。
到了帝国后期阶段，造纸术开始普及，印刷术日渐流行，使得全国统一考试的条件具备了，官僚机构的完备又使得朝廷需要更多的官员，官私学的长足发展也使读书人越来越多。于是，自隋至明清，科举方式日渐成为社会阶层主要的流动方式，并且流动的规模也相对比较大。如宋代，由于大规模选用文人入仕，且不论门第，科举通过后就直接授官，使得知识阶层乐意以科举方式进行流动，流动规模也得到进一步的扩大。据统计，每次应试的举子高达40万人。相应的科举取士的人数大幅度增加，据统计，两宋共取进士115427人，每年取士的人数是唐的5倍，元的31倍。而且，进士出身的人升入官僚高层的机会更多，尤其排名靠前的进士晋升速度更快。宋代的宰相和副宰相，绝大部分都是进士出身，比例高达十之八九。像南宋末年宰相文天祥就是宝佑六年（公元1256年）的状元。需要说明的是，宋代科举开始由唐代的重诗赋转向重经义和策论，明确了以儒家经籍为考试内容，有利于较大规模的知识阶层流动。自此后，至明清，这一做法沿用未改。特别是到了明清，考试内容更是限于《四书》《五经》，并且一律采用八股文的形式。同时，宋代确立了殿试制度。殿试制度后被明清所沿用，它和院试、乡试、会试共同构成了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规范途径，使流动的程序更加严密。这些措施的实施，保证了流动上来的知识分子不成为帝国的异己分子，也使得流动上来的知识分子只为君主一人服务，进一步巩固了君权的统治。
相较荐举方式，知识阶层通过科举方式进行流动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科举方式以儒家经籍为考试内容，使考试有了比较客观的标准，有利于知识阶层的较大规模流动。而且，它不论出身、地位和家产，几乎是面向整个社会开放的，能够广泛地从知识阶层中选拔人才，也即知识阶层能够较大规模地进入帝国官僚系统。应当指出的是，知识阶层的流动在一定程度防止了官僚队伍的贵族化，确保了官僚队伍具有一定程度的活力，使得文官制能够长久的生存下去，从而保证了帝国的生存。同时，进入帝国官僚系统的知识阶层，有大批是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寒士”。据孙国栋的统计，北宋见于《宋史》的官员有46.1％来自寒族，南宋的比例更高。再据何炳棣的研究，明清两代的进士有42.3％来自寒族家庭。这些“寒士”一般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为官后能够关心百姓的疾苦，并且自身也比较清廉公正，树立了帝国良好的形象。而其中一些入仕后取得卓著政绩和学术成就者成为后进者的楷模，增强了知识阶层对以科举方式进入官僚系统的向心力，也使官僚队伍品质有不小的提升，如颜真卿、韩愈、柳宗元、范仲淹、王安石、包拯、朱熹、文天祥、刘基、于谦、张居正、史可法、纪昀、林则徐和魏源等。事实上，远远不止这些，这里仅仅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第四节思想一统
进入古代社会后，原先无意识主宰人们思想的行为逐渐被有意识统一人们思想的行为所取代，即帝国实行思想一元化。所谓思想一元化，是指帝国只允许存在一个思想，民众只能接受这一个思想，不允许与之对立和有偏差的其他思想观念的存在，也不允许民众信奉别的思想。
在古代社会，科技和生产力水平仍然非常低下，但比原初社会有了一定的提高，使得人们一方面继续受到原始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发展，创造出具有严密神学思想体系的宗教。加之，社会千年不变，各阶级和阶层利益单一，知识分子很少，不易创造出新的思想。而且，即便有新的思想出现，也会受到这些宗教的打压、排挤，最终趋于灭亡。因而，这些宗教就成为政教合一帝国唯一的思想。如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就是典型的政教合一国家，伊斯兰教为其正统思想；中世纪欧洲王国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政教合一，基督教为其正统思想。不过，在古代中国，由于注重世间事务的人本观念对鬼神采取了理智的态度，因而，宗教思想并未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统治社会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在科技和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思想一元化使社会各阶层接受同一思想的教化，循规蹈矩，不越雷池一步，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还可以防止地方割据，有助于强化君主专制统治。
在古代中国，政教分离，宗教始终没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帝国缺乏统治社会的思想。事实上，自夏商周以来，一直就有一元化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夏商周，由于官有书、民无书，思想文化为天子朝廷所掌握，民众基本没有进行思想的权利，可以说思想文化是高度统一的。这种统一的思想文化主要表现为礼乐思想。到了春秋战国时，周王衰而礼乐坏，一统的思想文化局面被打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不过，这种局面只是暂时的。随着秦一统天下，这种局面很快就消失了。秦始皇将思想一统于法家，“焚书坑儒”，对其他诸家思想进行压制、打击和迫害，不允许它们存在。但是，法家思想统治天下很短暂。随着秦帝国早早夭折，它也就失去了帝国正统思想的地位。汉帝国建立之初，确定黄老道家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定为国家的正统思想。自此两千余年，儒家思想成为历代帝国的统治思想。那么，帝国为什么会最终选择儒家学说，而不是法家和黄老道家学说作为自己统治社会的思想呢？或者说，法家和黄老道家学说为什么不适合作帝国的正统思想，而儒家为什么适合呢？
先来说说法家。法家在治国上主张法治，认为法具有客观公正性，“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同时，指出“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韩非子·用人》）。因而，主张“以公正论，以法制断”，“任法不任智”（《管子·任法》）。
但是，法家侧重于从法的功用谈法，“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管子·七臣七主》），“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管子·任法》），而不注重法的具体内容。
此外，法家又把刑和法对等看待，认为刑就是法；治国不能行“仁政”，要用重刑，“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弑臣》）。即严刑峻法才能止奸息暴，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虽说是“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但实际上严刑峻法是不上君主身的，只针对臣民而已。管子对此就说道：“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这里只有对民众行为的约束，没有限制君主的行为和违法制裁的措施，更没有对民众权利的保障之策。以刑为法且不说民众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恐怕相互间的仁爱也许亦恩断义绝。况且，制定法律者为君主本人一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自己的主观好恶，甚至是变本加厉，制定的法律非常严酷。以“恶法非法”来评之，它很可能根本就是“非法”。加之，法家把“法”看做是和“势”、“术”一样为君权服务的工具，所谓“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法律不能至上，君权高于一切，其实这就是一种更为冷酷的“人治”。正如司马迁所说：“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在推行法家思想的过程中，君主不受限制，刑诛酷赋税苛，民不聊生，最终导致了帝国二世而亡。而这又导致了秦后的帝国不再把法家思想立为治国指导思想。
再来说说黄老道家。黄老道家假托黄帝立言，实则继承了老子道家思想，但又对其改造和发展，以适应君权统治的需要。黄老道家主要的思想包括：“治国理念上倡导‘任性当分’的政治理想，坚持‘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强调重民爱民的治国原则，重视仁义礼法的治理策略”。黄老道家和先秦道家都强调“因循自然”，但是，黄老道家所说的“任性当分”是在德化基础上和“顺民情而用之”的前提下，“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而并不追求纯粹自然而自由。黄老道家继承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思想，它为先秦道家消极的“无为”思想注入了积极的因素，从而转化为积极的“无为”思想，即它不主张无所作为，同时也反对任意“妄为”。表现在政治实践中，就是经济上休养生息和政治上清静无为。黄老道家注重仁义礼法，这是先秦道家思想所没有的。在它看来，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仁义礼法皆由其产生，同时，它们又归于道，并为道所用。总之，黄老道家对先秦道家进行了改造和发展，适应了汉初社会经济恢复的需要。并且，它的政治经济政策，特别是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至汉武帝初年，已是“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汉书·食货志》）。这些使得黄老道家思想在汉初取得了统治思想的地位。
黄老道家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在汉初统治了六七十年后，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黄老学说主张君主无为而臣有为，这造成：在朝廷上，丞相的权力不断膨胀，对君权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如果长此以往，丞相有可能取君主而代之；在地方上，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对大一统政局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文景时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并且，这种无为的主张有可能导致君臣都无为，消极苟安，办事效率低下，贪污受贿成风，从而动摇帝国的统治。第二，经济上的“无为”虽然恢复和发展了经济，但其放任的一面也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许多商人勾结诸侯王或地方官吏，或经营盐铁，或冶铜铸钱，形成了对国家经济命脉垄断的局面。生活上他们竞相奢侈，严重腐蚀了社会风气。第三，“无为”思想还造成了社会治安的日益恶化。“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史记·平准书》）；“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史记·货殖列传》）。第四，黄老思想虽在中央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它一直未形成一套“独尊”的学说，特别是对君权的阐释不合大一统帝国的口味。
同时，在楚、梁、淮南、河间等地形成了地方学术中心，其价值取向与中央不尽相同的。这种思想上的不统一对大一统帝国的巩固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随着黄老道家思想的消极影响远远超出它的积极作用，到汉武帝即位后，儒家思想取代了黄老道家学说，并统一了秦汉以来的思想。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不仅意味着儒家思想成为汉帝国独尊的思想，而且也成为两千年帝国统治思想的开始。那么，儒家思想为什么会成为汉帝国独尊的思想，并且又何以能独尊两千年呢？
儒家自创立以来，在生存性社会发展阶段历经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和宋明理学三个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形态。但它们有着一以贯之的思想，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以“仁”为思想核心和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儒家思想。
以“仁”为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的显著标志。自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学说以来，后世儒学如董仲舒的天、朱熹的理、陆象山的心和王阳明的良知等，无不在孔子“仁”的基本精神上加以开创、发展。因而，这里着重阐述孔子“仁”的思想。
在孔子看来，首先，“仁”首先就是“爱人”（《论语·颜渊》）。“爱人”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孝梯”和“泛爱众”。其中，“孝梯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也就是说，爱人最基础、最根本的是要有血缘亲情之爱，即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在此基础上，还要将爱亲之心外展和扩充，把爱博施于上至贵族、下及庶民的一切人，即“泛爱众”。仁不仅是爱人，还包括“能恶人”（《论语·里仁》），即仁者并不是无原则地爱一切人，他爱人以德，对不仁之人是厌恶的，是不姑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