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7世纪，特别是18世纪，一场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超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西欧蓬勃开展起来。这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发轫于英国，而后发展到法国、德国，波及荷兰、意大利等国。其中“以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声势最大，成就最高，影响最深，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高潮和中心”。正如伯恩斯和拉尔夫所说：“思想革命的顶峰是一个叫做启蒙的运动。它大约于1680年发生于英国，以后很快地传到北欧大多数国家，并且在美洲也发生了影响。但是启蒙运动的最高表现是在法国，它真正重要的阶段是在18世纪。历史很少有别的运动像启蒙运动那样对人的思想和他的行动发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如果说文艺复兴还只是人的理性觉醒的时代，那么启蒙运动则是理性茁壮成长的时代。18世纪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理性。“当18世纪想用一个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启蒙思想家正是借助于理性这一新的批判武器，而不再以宗教异端的教义教理作为思想武器，对教会企图用外力手段求得信仰一致并压制思想自由以及腐败进行了犀利无情的批判。虽然18世纪欧洲的教会势力已不如中世纪强大，但对人类理性进步的妨碍并未消失。特别是在法国，天主教会还占据着绝对统治的地位，不仅反对自由思想，而且压制宗教异端。为此，法国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对启示宗教、圣经权威和教会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甚至于有的启蒙思想家如霍尔巴赫干脆就抛弃了自然神论，而走向无神论，旧的基督教信仰受到理性毁灭性的打击。自此后，上帝益被驱逐到道德范畴，只管信仰上的事，而各个知识领域则成了理性的天下。这标志着教会完全丧失了对思想禁锢的能力，思想自由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思想多元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美法两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殖民统治和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争取的思想自由也随之写入宪法中，受到了法律的保护。这标志着思想自由得到了国家的认可。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0条写道：“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是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第11条也写道：“自由交流思想和意见是最尊贵的人权之一，除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滥用自由应负责外，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写作和出版”。这是对意见不受干涉的最早规定。1791年，美国《权利法案》第1条也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不过，这一时期的宪法没有明确表述思想自由的条款，而只是规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的延伸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独裁统治以集中营代替工厂，思想自由荡然无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思想自由在宪法中得到明确表述。据对世界142部成文宪法的统计，有18部宪法规定了观点自由，22部宪法规定了思想自由，16部宪法同时规定了观点自由和思想自由。同时，美国《权利法案》第1条还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确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从而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以避免神权治国或者政教合一，压制不同教派和思想自由。在美国确立政教分离原则之后不久，欧洲国家如荷兰、德国和法国等也都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总之，随着思想自由得到宪法的规定和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加之科技不断引发社会的变革，理性的大发展，思想多元化的局面日益明显。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德意日法西斯禁锢思想自由的情况。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思想自由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思想多元化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应当指出的是，在欧洲思想解放运动不断向前发展，思想自由逐步确立的同时，对思想自由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斯宾诺莎是较早对思想自由进行探讨的人。
在他看来，人的思想是不能控制的。“如果人的心也和人的舌头一样容易控制，每个国王就会安然坐在他的宝座上，强制政治就没有了；……人的心事不可能完全由另一个人处置安排的，因为没有人会愿意或被迫把他的天赋的自由思考判断之权转让与人的”。“思想分歧矛盾的人，若强迫他们只按最高当局的命令说话，是不会没有可悲的结果的。……所以政府剥夺个人吐露心里的话的这种自由，是极其严酷的”。“强制言论一致是绝不可能的。因为统治者越是设法削减言论的自由，人越是顽强地抵抗他们”。他认为，禁绝自由，控制思想，“其必然的结果会是，人们每天这样想，而那样说，败坏了信义（信义是政治的主要依靠），培养可恨的阿谀与背信，因此产生了诡计，破坏了公道”。“自由判断之权越受限制，我们离人类的天性愈远，因此政府越变得暴虐”。故而，他强调，“自由思考与判断之权”不能放弃，“虽然他的想法与判断可以与当局有分歧；他甚至可以有反对当局的言论，只要他是出于理性的坚信，不是出于欺骗、愤怒和憎恨，只要是他没有以私人的权威去求变革的企图”。而且，他认为，“思想自由其本身就是一种德行，不能禁绝”。接着又说，“这种自由对于科学与艺术是绝对必需的，因为，若是一个判断事物不能完全自由，没有拘束，则从事于科学与艺术，就不会有什么创获”。最后，在他看来，要为自由和真理而奋斗，即便是死了，“他认为为正义而死不是惩罚，而是一种光荣，为自由而死是一种荣耀”。不过，他不主张完全给人民以思想自由，因为“无限制地给予这种自由则是极其有害的”。
密尔是思想自由的坚定倡导者，他在前人基础上对思想自由作了最为系统深刻的阐述。密尔主张绝对的思想自由，认为“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包含思想和感想的自由——引者注）整个说来在哪里不受尊重，那就不算自由，不论其政府形式怎样；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在那里的存在不是绝对的和没有规限的，那就不算完全自由”。密尔认为压制意见有害。他说，对于压制意见的发表，“应合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比违反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是同样有害，或者是更加有害。假定全体人类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其中一人执有相反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他认为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是“特殊罪恶”，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这是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在他看来，任何人都容易冒认不可能错误性，而事实上，“每个时代都曾抱有许多随后的时代视为不仅伪误并且荒谬的意见；由此可知，现在流行着的许多意见必将为未来时代所排斥”。因而，一个人的判断真正值得信任，就要听取并吸收一切有益的意见，并驳斥谬误的东西。“一个聪明人之获得聪明，除此之外绝无其他方式；就人类智慧的性质说，要变成聪明，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样。”
他认为，真理是在思想交锋中延存下来，“一个意见只要是正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重现恰值情况有利，幸得逃过迫害，直到它头角崭露，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并且，真理只有在思想交锋中才能充满活力。“他的意见不论怎样正确，若不时常经受充分的和无所畏惧的讨论，那么它虽得到主张也只是作为死的教条而不是作为活的真理。”他指出，思想自由不仅产生能伟大的思想家，而且可以激发民族的活力。“须知作为一个思想家，其第一个义务就是随其智力所之而不论它会导致什么结论，谁不认识到这一点谁就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尽管如此，密尔也反对给予积极的煽动性言论以自由。
需要说的是，虽然民主统治形式并不控制思想自由，思想处于市场竞争的状态中，但资本对言论和新闻自由进行了控制。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的8月4日，德国体育信息通讯社解除其记者迪特·黑尼希的职务，引发德国媒体的普遍关注。德国《时代周报》评论，黑尼希被撤职“显然是因为报道中的倾向性”。德国之声电台报道，他在几篇文章里反复报道中国解除了互联网封锁，对此报道编辑部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德国体育信息通讯社收回了这些报道，最后迪特·黑尼希被撤职。报道援引该社老板克莱默的话称，他几十年来坚持自己的路线，与通讯社的宗旨无法协调。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在默多克收购《华尔街日报》的时候，澳大利亚记者艾里克·埃利斯为该国《好周末》杂志撰写默多克现任妻子的报道《邓文迪·默多克：帝国背后的女人》。他走遍了邓文迪生活过的地方，花费了25万美元。稿子谈到她怎样从原来的邓文革变为今天的邓文迪。然而，报道完成后即被封杀，因为《好周末》杂志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存在着股权方面的关系。经过辗转反复，这一长篇报道最终以中文发表。令人奇怪的是，报道在20多家网站上露面后，旋即迅速消失了。显然，默多克的资本力量有效地控制了该报道的发表和流向。在默多克掌握了世界第一大财经报纸《华尔街日报》后，一篇题为《资本比自由硬，默多克胜利了》的评论写道：“美国新闻人不得不面对一个悲凉的现实：他们只是圣徒，不是主。主的名字叫资本。”可见，资本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控制之厉害。
第四节逻辑型知识的建构
虽然古代社会也有逻辑型知识，但是，由于它对专制王权没有用处，发展极为缓慢。到了近现代社会后，民主分权的统治形式对生产什么样的知识并不干预，而且，随着独立的专业知识分子的出现，知识（本书所讲的知识主要指科技方面的知识）开始摆脱只从生产实践经验中总结归纳科技知识，转而为运用逻辑演绎方法直接探求自然规律，构建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并把它应用于生产实践。
由于逻辑型知识具有溢出效应，对资本产生增值效益（也即科技进步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因而，这种逻辑型的知识发展迅速，很快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成为主流的知识形态。
逻辑型知识占据主流地位的一个具体表现是，人类由神学方式对待自然转变为科学理性的认识自然，认识自然的观念在不断的深入，认识的方法和手段更加系统精密。
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地带着神学的眼光看待、认识自然，并匍匐在自然的脚下卑微地进行探索。特别是在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这种认识自然的方式表现得更为极致。但是，进入近现代社会后，这种对自然的认识悄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场变革以哥白尼和维萨留斯于1543年发表的巨著《天体运行论》和《人体的构造》为标志，它们分别从天文学和人体解剖学两个领域向上帝创世的神学理论发起了挑战，并开辟出人类新的科学认识领域。特别是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是一次科学革命，更是一次思想革命。
它破除了笼罩在自然之上的宗教色彩，宣告了自然是可以被理性科学认识的，同时也标志着人类理性科学认识自然进入新的阶段。换而言之，自以《天体运行论》发表为标志，人们开始逐步破除对自然的神学认识方式，以一种新的科学理性的方式认识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