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面对英国输华鸦片第一阶段的反应是，信任林则徐，谕旨：“既有此番举动，若在示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策也。”道光对英国毫无示弱，态度是强硬的。他还发出调兵上谕：“著裕泰等于湖南省派兵一千名，宝兴于四川省派兵两千名，桂良等于贵州省派兵一千名，务令详加挑选，预备调遣。一俟接到琦善咨调，立即前往，合力堵剿，务稍迟误。”面对英国强索香港的要求，道光帝连发七道上谕，包括令琦善发兵挞伐、令伊里布探查夷船，倘若驶进口岸，就痛加剿洗、严防夷逆北犯等。在这一阶段，道光对战胜英国蛮夷充满信心，后人则说他“贪功开衅”，很有两眼一抹黑不知天高地厚的意思。
皇帝斗志高昂，官兵却早已不是100多年前的满洲铁骑了。旗人整天提着鸟笼喝茶听戏，战斗力今非昔比，勇猛的凶性经过几代消磨，也逐渐退化了。这就应验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老话。箭不磨都生锈了，人失去了挑战也就丧失了勇气。而英国人不远千里而来，可是冲着利益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急需要市场和原料来“钱生钱”，这就像是猫见了腥，哪有后退的道理。敌人的意志异常坚决，全副近代装备，而清军腆着大肚子，提着100多年前的长矛大刀，哪有不败的道理！尔后英军逼近京畿，朝廷上下惊慌失措。道光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撤了林则徐，向英军示好。
但是投降绝非道光的本意。他知道被史书记上一笔“割地求和”会对自己产生多么不良的影响。在英军强占香港后的近一个月时间内，道光帝御令前线将领务必“进剿”，不使英军染指香港。“逆夷在粤猖獗，必得声讨致罪，聚而歼旃，方足以申国法。……唯当一意进剿……断不可为其所惑，致误机宜。”接任的琦善了解实情，委婉地将困难写成奏折并附上义律的照会一并“冒呈御览”。道光见到奏折及琦善代陈的“照会”，即朱批道：“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在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汝被人恐吓，干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与领导意志不一的琦善被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交部严加议处了。
英军强占香港后，道光在一天之内连发四道上谕：严惩琦善；派新钦差奕山赴粤“一意进剿”；严令前线将领极力攻剿，“毋使稍留余孽，致滋后患”；令两江总督裕谦进剿北上到达浙江的英军，“歼此丑类”。自此到1842年5月下旬，道光一再发出各种“痛歼蛮夷”的上谕，无奈奕山等人收复香港的军事行动毫无进展，江浙前线节节败退，将帅逃命，溃不成军。战场上的失利，使意志脆弱的道光帝再次被投降妥协思想困扰，改变了态度。而英国撤换温和的义律后，蓄意扩大战争，进攻厦门，攻陷镇海，进入长江口，布阵于南京江面。面对战场的失利，道光翻遍前贤著作不得其法，最后同意了大臣穆彰阿的看法：“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他同意签订了合约。
应该注意到，道光帝之所以签订合约是看重了“功费正等”四个字。道光是个节俭到吝啬的皇帝，内务府给他做件新龙袍都需要请示汇报开支。祖训让他守住家业，他就以祖宗家业不流失为标准，旨在做到使祖宗财富不外流。道光帝虽然在最后接受条约时，心情痛苦万分。据记载：“传闻和局既定……一日夜未尝暂息。使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软尘私议》，《鸦片战争》丛刊，第5册，第529页。）道光叹息自己竟然要和蛮夷议和，竟然要割让一个叫做香港的岛屿，羞愧万分，但一想到继续战争就要花更多的钱，继续看着国库的银子见少，他又决心长痛不如短痛，不如花点儿钱使战事赶快平息。算计小钱吃大亏。道光帝并没有意识到暂时的妥协是要以强国为后盾的，国不强，妥协只是助长了以后进一步的妥协。
道光皇帝先是贪功开衅，中间战和不定，最后惜财求和，清朝焉有不败之理。
好皇帝道光晚年很有自知之明，在遗嘱中说：“在我列宗列祖之功德，自应若是尊崇，昭滋来许，在朕则曷敢上拟鸿规，妄称显号，而亦实无称述之处，徒增后人讥评，朕不取也。……（墓碑）断不可于五孔桥南别行建造，石柱四根，亦不准竖立，碑文亦不可以‘圣神功德’字样率行加称。”道光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给祖先抹了黑，要求后辈不得按往例立圣德神功碑。他的这种自我惩罚依然是传统的、旧式的，至死都不知道作为身处变革时期的国家领袖，应该如何应对失败与屈辱，更不用谈奋发图强了。
道光牢牢记住“缔造维艰，守成匪易”的祖训，但是却不懂得向时而变。乾隆帝在位时回绝了英国通商、贸易、开放口岸等请求，嘉庆也回绝了类似的请求，道光依然承袭祖先的政策，对与外国通商贸易仍然持消极态度，承袭了“闭关锁国”这一政策，不去深究世局变化。
当然让道光一个人承担一场战争失败的罪责也是不公平的，毕竟整个中国社会已经在封建制度的轨道上走了太久，也走得太平稳了，你凭什么要求他突然改变原来安逸的道路呢？
二
好皇帝道光手下的大小臣工当时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让我们来看看道光年间的官场众生相。
道光年间，众多官吏不理公事，吃喝玩乐，腐化堕落。比如，山东济南的州县官及其幕友、家丁人等，把携妓包娼视为常事。凡是从外地到济南来的妓女，都要依靠他们庇护，俗称为“包家子”。州县官通过差役结识妓女，称为“拉红线”。不少妓女因天天与官吏接触，发展到能参与政治：“遇有地方词讼案件，即为关说，名曰‘阔瓜’，省城因有‘一个官儿一个瓜’之谚。”官员们经常在谒见上司之后即去妓馆，“一哄至彼，欢呼达旦，恬不为怪，并有携带稿件在彼票发者”，好家伙，直接将妓院当成了办公室。
享乐久了，山珍海味和南北美女都腻味了，官员们开始变着法子找新鲜的乐子。刚好，蜂拥而来的鸦片成了官场的新宠。大批朝廷官员开始不顾朝廷禁令，以身试法，带头吸食。《宣宗实录》卷269到卷418留下了朝野大臣吸食鸦片的骇人听闻的情况。道光十八年，计有庄亲王奕、辅国公溥喜、宗室荣祥三位皇亲在抽鸦片时被抓了现行。同年，在京师附近，计有直隶房山县知县宋嘉玉、密云县知县冉学诗、良乡县县丞胡履霜、宝坻县典史王心培因同一罪行被查办，可见抽大烟几乎成了京畿官场的时尚。全国其他地区则出现了江苏盐务系统官员10多人、四川属吏70余人吸食的窝案。道光十九年，查办的吸食鸦片的官员上升为24人，包括福建金门镇总兵寇振彪、福建台湾县知县托克通阿等沿海关键官员和御史孟怀川、裕安，工部员外郎钟瑞等清要官员。《宣宗实录》中吸食者有姓名的39人，未列姓名者80余人，有姓名者中爵位最高的为亲王。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清朝官员的俸禄很低，一个县令一年的法定工资才48两银子，连逛一次妓院都不够，他们靠什么来维持奢华腐朽的高消费？金钱。可官员们既没有实业，也不经商，追逐金钱的眼光就只能落在手中的官印上了。他们利用职权，徇私舞弊。1842年鸦片战争的败将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后，携带大量资财还乡。据漳州官员描述，从二月初一起，就有扛夫过境，每天有六七百名，至初十，颜伯焘本人才到漳州，“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更可恶的是一些人执法犯法。广东碣石镇右营千总黄成凤，在海上查获走私鸦片船后，将人船纵放，留下鸦片，“商同署守备曾振高，希图变卖分肥”。道光六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设置巡船查拿鸦片，但不久“巡船每月受走私者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有些官员竟由庇护鸦片走私发展成直接进行武装走私。如福建泉州建民王略等，“传统水师兵牟，将夷船烟土由哨船代运漳泉，今王略虽经正法，而各牟兵习惯如故，恬不知改，仍前卖放代运”。可以说，道光朝的吏治腐败是鸦片在清朝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也是鸦片战争中清朝政府一触即溃的主要原因。
鸦片战争中，众官在大兵压境情形下的表现“蔚为壮观”，一些人还颇有创意。1842年英军进攻浙东和江苏时，浙江布政司常恒昌“于该省军务一味推诿”，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告假，不来上班。他所委任的浙江各州县官员有的拖延几个月不去赴任，寻思着等英军撤走后再去新官上任。常恒昌也不闻不问，“以至诸事废弛”。杭州知府凌泰封期间屡次称病不出，其实是躲在家里看书，不去想地方上的棘手公事，可算是“临危不惧”；松江（今上海）知府福祥的辖区是英军重点进攻区域，炮声连连。福祥在战争最紧要关头，突然生病了，跑回家养病去了；奉化知县金秀坤做得更绝，一听英军来犯，带着亲信衙役大开城门——不是开城迎战，而是逃之夭夭。英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奉化县，大掠浙东地区。事后，金秀坤竟然谎称自己率部抵抗未果，羞愧之下投水自尽，谁知道被人救下，没能以死报国，实在称得上“厚颜无耻”四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