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全世界各社会之间巨大的文化差距，青少年休闲问题可能最好还是从性别、种族、人种、教育和经济社会地位（歧义很难消除），而不是从国家或文化角度来研讨。有些作者提出，存在着一个全球性的青年文化和市场。其他人集中精力认识与成长和休闲相关的特殊因素。我并不认为这两种观点互不相容，而是主张这些观点取决于讨论的层面和焦点。但是，要真正认识和开发青年的休闲节目，必须考虑到：虽然成长的使命和理论观点、社会力量在各社会中可能是共同的，但是，这些因素却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因此应该仔细进行研究从而理解这些差距，并制定出针对它们的新政策（如，Brown &； Larson，2002）。
例如，Hendry等人（2002）调查了他们的“休闲焦点模式”——指活动形态的转换——在各文化中是否没有变化。他们介绍说，商业性休闲的参与存在着性别和社会阶级两方面的差距。Hendry等人得出结论说，虽然他们的模式主要似乎适合英国城镇青年人口，但从跨文化角度来看待，活动形态并不十分清晰。他们认为其中一个解释可能是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变化。随意性休闲似乎被商业性休闲所取代；在街头游荡转变成去咖啡馆、比萨饼家和快餐点。由于媒体的推波助澜，想成为“‘全球化西方’社会一部分的愿望甚至波及‘内陆乡村’”（p.12）。Hendry等人则发现了性别、文化和乡村的现实带来的差异，所以需要更多的调查来研究商业化对于乡村青年休闲活动的影响。他们特别指出，乡村女青年的休闲机会要么不存在，要么不相关或不适合。最后，他们对自己原先“青少年存在一个单一和普遍化（理论上的）模式”的立场做了批评，并归纳说，休闲焦点模式虽然以前可能有用，但是全球化已经带来了一个局面，只有通过“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分解调查中的各种发现，才能找到真正重要的事实”。
性别
另外一个案例告诉我们，除了受都市环境的现代化的影响之外，性别对于印度青少年休闲活动的影响似乎十分严重（Verma &； Sharma，2002）。然而，尽管有现代化的影响，传统的家庭理想、文化传统和宗教节日仍然相当重要。此外，65％的印度青少年生活在乡村，因此以社区为基础的休闲活动最为普通，并围绕农业的节奏和周期进行（Verma &； Sharma）。最后一个案例是Roberts和Fagan（1999）对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青年参与休闲活动模式的调查。他们的结论是传统的性别和阶级分界仍然存在，但是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等级制度已经形成，反映出一种更加面向消费者的文化。
休闲和社会分化
尽管参与休闲活动可以带来种种有益的结果，但是休闲机会，因而也是成长机会，却常常受到社会文化、社会政治和／或经济问题的制约。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经济分化同时出现。这种分化把一些人排除在休闲的可能性以外，同时也导致了一部分青少年的危险行为和偏差。例如Sheykhi（2003）指出，失业的迅速增加会导致大面积社会动荡，使不少伊朗青年滥用毒品。先前我曾提到西班牙（Criado，2002）和马来西亚（Lee，K.M.，2003）的类似情况。在这两个案例中，研究人士都建议提供休闲服务和机会，以制止有问题的行为，并向青年提供有意义的参与内容。我在南非的调查也遇到类似问题。由于长期对黑人、有色人和印度裔南非人实行歧视，造成基础设施匮乏，非白人青年几乎没有机会通过休闲获得成长。与此同时，他们却有大段的空闲时间可能会从事危险行为。
在智利，社会分化也影响休闲参与的机会。Martinez等人（2001）采访了圣地亚哥的青年，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所有的青年还有崇高的愿望和兴趣，许多人遭遇来自社会阶级结构的体制性障碍。在中上层或上层阶级社区，家人或家庭对青年的社会和休闲活动负有责任。但在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中，青年需要依赖其他青年和公共机构提供类似服务。可是这类服务常常欠缺，青年抱怨他们感觉自己被抛在一边。
以上是一些简单的案例。它们说明对全世界许多地方的青年来说，精心安排、有组织的休闲活动乃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一般只有那些拥有特权的人才能享受。
鉴于休闲是成长和预防的重要环境，因此需要给予更大关注，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倡休闲机会和政策。
政策制定和项目实施问题
以下我将讨论与休闲和青少年成长有关的三个政策制定和项目实施问题。首先，政策制定和服务的提供必须系统地进行，并有青年的参与。第二，服务和机会的提供虽然非常必要，但其本身还不够；需要某种形式的休闲教育。最后，同前面两点有关，需要一种预防而不是反应式的处理问题的方式。那些在青年的时间使用方面还没有经历过重大问题的社会更是如此。
已经有不少文章从全球角度研究如何向青年提供支持、机会、项目和服务问题（如，Irby &； Tolman，2002；Pittman等，2002），特别在“西方”文化中（如加拿大政策研究网络，n.d.；Pittman等；White，Murray &； Robins，1996）。但是研究如何开发有效的政策来推动休闲参与，从而推动青年发展和预防危险行为的文章却不多。White等人建议进行一系列的回顾，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开端。具体地说，他们建议回顾的内容包括“空间”（即找出存在哪些公共空间）、“人”（即找到那些关心公共空间的人）、“使用情况”（即找出现有的和替代的空间使用）和“权力”（即找出公共空间是如何建立在包容或排除的基础上的，其原因又是什么）。
有两点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将青年作为项目和政策的共同制定人，其重要性必须强调再强调。“青年的声音和选择”对于项目成功与否至关重要。例如，即使马来西亚政府用心良苦，通过青年和体育部建立休闲项目，但是青年却不满意，项目参与率也较低（Lee，K.M.，2003）。Lee报告说，项目的设立是基于成人和决策者的主观意识，没有充分征求青年的意见，甚至没有调查他们的需要、愿望是什么，参与的制约又是什么。
决策时，除了征求他们意见和他们的积极参与之外（就是说，不是挂名的参与者），还必须有广泛和多样的青年代表性。
第二点，仅仅提供机会是不够的。大多数青年不知道如何参与有意义的休闲活动，即使这些机会存在的情况下也如此。青年需要成人的支持和引导来学习技能、克服制约和培养恒心。因为许多青年在生活中缺乏成人照顾，有必要在校内和课后环境里提供系统性休闲教育。但是，休闲教育应该不只是教授青年技能，而应针对本文前面所论述的重要的成长问题（如动机、认同、寻找共同志向和学会避免乏味等）。
服务的提供、政策开发和休闲教育能够结合在一起，为青年发展、预防危险和减少伤害等重要目标作出贡献。青年被视为问题的一个原因是有时候有些青年确实成为问题和缺乏方向。然而，这种行为的原因更有可能出自经济和文化问题（如，缺少机会、歧视和经济弱势），而不是青年自身固有的问题（如，需要临床诊断）。“健康南非”是目前正在南非中学生中开展的一个休闲和健康教育综合项目（Caldwell等，2004）。目前正在对其有效性进行广泛的纵向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促进积极休闲、减少危险性行为和毒品的滥用。有必要提出更多、更广泛的预防性干预措施，并对它们在不同环境下的实施进行严格的评估。
归纳和指导原则
总起来说，本文从全球视角提出了一些有关休闲和青少年的问题。可参考的文献很多，虽然拉美、非洲和中亚文化的文献仍不容易找到。此外，由于篇幅有限，不少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探讨。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残疾、宗教和性倾向。还需要就具体休闲活动、预防犯罪和休闲教育进行更深层面的研讨。由于篇幅有限，也同时省略了玩耍在儿童成长早期的重要意义。但愿所提供的资料能够成为一个跳板，帮助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令人着迷和错综复杂的休闲和青年发展的领域。
作为休闲和青少年研究的质量的综合评定，以及休闲对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性的统一认识，似乎还有许多研究文献应该在本文提及。它们从总体上提供了严格的实据，证明休闲对于青少年的重要性。然而，从不同专题来看，也存在不统一的地方，研究成果也不均匀。我在本文中努力注意到这些情况。根据当前研究状况，我从整篇评论中归纳出以下原则。
1.休闲和青少年这两个词和文化密切相关。根据不同文化和亚文化的使用环境，这两个词具有不同含义。
2.休闲能够成为青少年成长的一个有利的环境，但同时，休闲也能成为危险行为的环境；二者不一定相互排斥。尤其是通过其促进自主行为、兴趣、社会联系和技能及能力培养的作用，休闲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的认同感和积极情绪，使他们和学校、教会和社区等社会机构建立起联系。休闲也能够成为产生压力、焦虑和乏味的环境，其结果常常导致毒品的滥用、危险的性行为，以及偏差和犯罪。
3.因此，需要进行正规和非正规的休闲教育，促进积极成长和预防危险行为。
4.已经有了一些证据，表明某些有组织的活动比某些没有组织的活动能产生更佳的成长结果。这一说法虽然有一些经验支持，但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认识“有组织”和“没有组织”的活动的价值，并认识把它们作为分类标准是否合适。
5.文化、环境、性别、人种可能对青少年成长和问题的含义和过程施加不同的影响。
6.政策和社区必须向青年提供基于休闲的支持、机会、项目和服务，以便让他们充分享受休闲的发展环境。
7.青年应该成为塑造环境的积极参与者。因此，他们应该在开发基于休闲的支持性活动、机会、项目和服务中拥有发言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