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拜年
春节回老家农村给母亲拜年，差不多都是正月初四，可以说是风雨无阻。今年的初四，天气特好，阳光明媚，晴空飘散着丝丝春意。
早八点，我们一家人乘车出发，不到十点便顺利到达。
母亲穿着新崭崭的衣服，坐在屋里等候，一看闺女、女婿、外孙、外孙女都来了，自然高兴，忙过来拿水果给我们吃……
过了一会儿，弟弟从外面回来，说去了大叔家（我们邻居），说大叔几天前有点感冒，后来咳嗽，喘，说是合并了肺炎，腊月二十九还说话好好的，初一就不认人了，把大家都吓坏了。闺女们也全从婆家赶来了，大有准备后事的架势，可是输了两天青霉素又好了！我弟弟说到这儿也很高兴，接着说大叔醒来就说有点饿，大儿媳给他蒸了鸡蛋羹，一勺儿一勺儿吃了一小碗儿。问他还想吃点儿啥，想吃啥做点儿啥，反正大米白面不用说，又是过年，鸡鸭鱼肉更是不缺，结果问了半天，你们猜大叔想吃啥？说到这儿，我弟弟故意停了一下，慢条斯理地学着大叔的声调说：“弄块红薯吃吧！”
我们全家人都笑了。
我那八十七岁的母亲，也笑得咯咯响。我母亲是我们村上数得着的高龄老人之一，虽然满头白发，眼睛也略显发花，可身板挺硬朗，拧着尖脚儿，不拄拐棍儿，日常生活儿基本自理，头脑又清楚，家里很多事情常由母亲参与定夺。
我和国强以及我们的儿子、女儿一起跪拜了我父亲的牌位（我父亲一九七九年去世），又给我母亲磕头拜年……
这时，院里来了一群拜年的人，由前院的邻居领着：“大娘，磕头的来了！”儿子和女儿忙扶着姥姥屋门处“请头”。母亲还没站稳，院里的年轻人呼啦啦跪下一大片。听我母亲说：“你们就在这院吃饭吧！”院里大半年轻人已经起身要走，只听“领队”说：“不啦，不啦！再走走，再走走。”便赶场一样又去别家磕头去了。
我问母亲刚才来的都是谁？母亲说，我也不知道都是谁。我们都笑了。说来也是，一晌能来好几拨儿，多半也来不及细介绍，磕下头来就走人，老人家自然不知道。可我弟弟都认识，他们之间都有着礼尚往来。
当我问起母亲是不是很累时，母亲带着幸福的笑容说：“过年就是个热闹事儿，人家来了，咱得支应。”看得出母亲很享受“拜年”带给她的快乐……
午餐摆了一大桌，我弟媳和侄儿齐下厨，菜样儿不少，有热有凉，有荤有素，下酒的凉拌粉皮儿，配饭的芹菜炒肉，都做得有滋有味儿。最后还端上又大又白的大馒头，弟媳妇说，村里有专门蒸馒头的，谁家来不及蒸就用麦子到他那去换，挺方便。
餐桌上，我们都为母亲举杯敬酒，大家一起庆贺新春……
直到下午三点多，我们才动身回市里。
一九九七年二月
（二）听村支书聊天
昨天去了老家。
农村那种特有的气息，依然感染和打动着我。
我弟弟是个热情好客的人，平日里总有人来我们家坐着聊天，所以即使我回家，也不会影响邻居来串门儿。他们一起喝水，一起话家常，论农活儿，热热闹闹，跟一家人一样。
今天来的三位，有两位我叫不出名字，另一位我认识，东邻李姓的二叔，街坊，是个转业军人。他说话不紧不慢，声音不大，一看就觉得是一个好脾气。他跟我弟弟来往很多，浇地、收割互相关照。
今天，他一来，就坐在沙发上，一坐下，就打开话匣子，说他去卖黄瓜（自己塑料棚种植的），说在杨桥遇见了一位老熟人，结果拐到他家一起喝了酒（他属于酒量不大，一喝就好醉的）。看得出，他的舌根儿发邹，双腿发飘，进来时，有点儿像扭秧歌儿。
说话虽有含混，我听清了，他是现任支书。只是略显酒意，说话有点儿翻过来倒过去的重复。他说：你看我如今咋办？几个人都看着我，估计他们也都想干，我呢，叫你干得罪他，叫他干得罪你，有五个人你得罪俩，有三个人你得罪一个，这还行，可要想一个也不得罪，你啥事儿也干不成，要是你把人都得罪喽，你也啥都甭干了。
他眼睛有点半睁半闭的，顺手端起茶几上的一杯水，可端了一会儿，却把哩哩啦啦洒着水的杯子，又放到茶几上。他接着说，我呀，实在不行，当个“麦黄知了儿”（一种寿命很短的蝉），反正咱当支书也不是自己拱的，这可是大家选出来的，是大家伙儿自愿选的，所以不干点儿啥也没法儿给他们交代。听说有的选举时，东拉西凑，说个不好听的，有的还求爷爷告奶奶地让别人选自己，有二百多人选，末了儿只得十二票，丢人不？还听有人说，这要不当个村干，盖房的事儿咋办？你听听，你听听，当村干不想咋得搞好村儿，咋得叫村民过好日子，而是一心想自己发财，叫我说呀，这种人趁早儿歇菜，免得混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他喝了一口水，又说，哪次去卖黄瓜，也会有熟人说，大支书还亲自卖黄瓜？我说，咋得？大支书不是凡人呐？大支书的塑料大棚不管理，黄瓜秧子照样废。我这黄瓜好，卖给杨桥几家饭馆儿，只要挨门送，每家留二十斤，百十斤黄瓜不愁卖。就多少剩点儿，推到街上，便宜点儿就卖了，薄利多销，不赔本就行。
他还说，送黄瓜时，饭馆的人净给他开玩笑，说饭馆里赚不了我们村里钱，叫他老扣门儿。他说，咱咋了，开会不过晌午十二点，咱都回家吃饭，从不下馆子，村民的血汗钱，那么吃得下？除非上午开会下午还开，回来吃饭来不及，没法儿的事儿，咱去饭馆儿吃顿，就算吃，也是来碗面条儿填饱肚子就行，咋？还能像在自己家里吃得那么滋润？
在场有位我叫不出名字的中青年，他必是还沉浸在支书刚才谈到的内容当中：大家赞成你，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别前怕狼后怕虎的。
嗐！咱也没啥怕的，我这个人酸甜苦辣都能吃，小小不然的不吭声，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都想着能给大伙儿带点好儿，那就行。像咱村里的路灯，大家一提，有道理，花点儿钱，扯上线，安了路灯，给大家晚上照个亮儿，比起没月亮时黑灯瞎火的时候，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总比把钱吃掉喝掉强……
我见他轻咳了几声，便给他续满了杯中水。他抬手示意，说，今儿话有点儿多，也是见亲戚（指我）来了，多说几句。平常给你见面稀，稀得像牛角，不像跟大成（我弟弟）聊天见面的机会多，多得像牛毛。这贴切的比喻，叫我们都笑了。我夸他说话真艺术。
也许是喝了几杯水，或许他本来酒喝得也不多，此时，他的酒意已小了很多。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已完全闻不到酒味了。
他是实话实说，还是酒后吐真言？反正我一直在静静地听他说。我不想评论这位支书的能力和水平，也不说他的支书之路走多么远，有一点儿是我感触最深的：他心里想的是村民。只要具备这一点儿，无论谁当支书，都是一个闪光点儿。
一九九七年四月
（三）参加侄儿的婚宴
大侄子结婚了，我回到农村老家。
家中气氛自然热闹，屋里、院里一片喜气洋洋。几乎所有的墙上都挂着亲戚朋友送的礼品：被单、被罩、毛毯、床罩，各自上面贴着红纸条儿，条上写着送礼人的名字和吉祥话儿。至于物品的质量，似乎谁也并不计较，礼到了就好。
农村还是老礼儿，新媳妇由婆婆领着到各个酒桌前磕头，是真磕——只是地上要铺条新被褥（或毛毯）。一桌上十几个人，一个个介绍，一个个磕头，大家也都是有备而来，礼金有拿出一百的、五十的或者再多，多少都不等。且不说多少，只是跟相互间的情分礼往相配就行。礼金有家里专人收，并记下名单和钱数儿，以便今后这些随礼者中的儿女有嫁有娶的时候，当然也要较相应的回送。
在我们桌上，围坐着九位客人，只是有七位相互不认识，酒菜上来了，谁也不好意思先动酒杯和筷子，只是静静的坐着，你看我，我看你，我对这些具体礼数儿不太懂，我又是个不爱张罗的人，可总是我的侄子结婚，家里没有别人在场，一直这么坐着总也不是个事儿，再说，我的侄子结婚，我也算得大半个主人，就端起酒杯劝大家：“来！来！咱们开始吧！”大家这才相继端起杯：“开始！开始！”大多数用酒湿了湿嘴唇儿，有的连嘴唇儿也没湿，就将酒杯在嘴边比划了一下，也就蒙混过关了，反正都是女的，没人又劝又逼（我把这叫文明用酒）。不像男同胞那样，左说右劝，文攻武略，非得推杯碰盏，划拳行令，一醉方休。这先放下不论，还说我们酒桌上的进度吧，举杯随意之后，我劝大家叨（搛）菜，叨（搛）菜。大家先后不一把筷子伸进盘里，夹起菜送进嘴里，又都放下筷子没啥词儿了。
说真的，我们桌上幸亏有个“二嫂”，她是我姨娘的儿媳妇，虽然已年逾花甲，可性格开朗，能说会道，一开始还稍有一点儿拘谨，很快便露出“庐山真面目”，看得出，她是个心宽体胖的人。说起来，跟我是初次见面，可她跟我非常亲近，像是老熟人。说起我姨娘在世时，她是如何尽孝，如何伺候时，更是滔滔不绝，说个没完。她真行，一会儿抽支烟儿，一会儿饮杯酒，不知是谁无意提起家常，更是打开她的话匣子，说过大儿媳，说二儿媳，说了儿子，又说孙儿，我们桌儿上刚才的冷清都被她驱跑了。而且，别的桌儿上有人来斟酒时，她就起身应酬，并跟人讨价还价折扣一番饮酒的量。尽管来人不知道她是谁，她也未必认得来者，可她依旧说说笑笑与之周旋。一见用托盘送上一道新菜时，她都及时招呼大家“来！来！这个爽口，叨（搛）！”或“来！来！这个爆肚儿，趁热儿吃！”大家随着她的节奏也就活跃起来了，确实把婚宴应有的场面和气氛烘托起来了。真的，幸亏桌上有个二嫂，要不然，真担心因为我招呼不到位冷淡或怠慢了亲戚呢。
差不多酒足饭饱了，别的桌上有些远道的亲戚也就陆续离席准备告辞了，二嫂扭过头，还用手挡着嘴对我说：“席面儿不错，不错。”她话锋一转，说起自己，“看我娶的那会儿，不能提，提起来心酸……”
临走时，二嫂一直跟我说：“你啥时候到我家住几天？”我笑着点点头：“行。”“你说得好，啥时候去呀？”二嫂问。我说：“有机会。”
“说定了啊！到时候，你一定去，保证也不叫你吃孬的。”我们都笑了。
下午三点半，我离开老家回市里。
在车上，我还在想着宴席上的场面和那位开朗可爱的二嫂……
一九九九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