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基本情况
性别：男
年龄：45岁
籍贯：安徽
婚姻状况：已婚
文化程度：小学
打工时间：1992年至今
打工地点：浙江杭州
打工类型：卖菜
第一次见大叔是在他的菜摊子上，起初交谈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我的问卷。大叔忙碌的神情透露出一丝凶神恶煞，我战战兢兢地贸然一问，果不其然，大叔一口就回绝了。我知道这位大叔的心里一定有好多的故事，因为越是经历多的人，越怕将心里最脆弱的一面讲述给外人听。
我没有再纠缠，继续做我的调研，岂料调研的两个人竟然一个是大叔的侄子，另外一个是他的老乡。结果，问卷刚做完就被邀请到他家做客了。盛情难却啊，我再一次踏进了这个小菜摊，摊子上零零碎碎地摆着几样蔬菜（青菜、白菜、葱姜蒜等），都是些家常的蔬菜，估计是早上卖完剩下的。菜摊的设计很特别，顶上是个一米见方的遮雨棚，下面所有的设备都是现搭现拆的，随时可以将整个摊子收到屋里。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摊，不过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弄堂里，它也许自有它的光彩。走进屋子，里面却收拾得井井有条，只是一半的地方被蔬菜占据了。
大叔再次见到我，自然有些诧异，但经家人的介绍，大叔马上就换了一副神情。其实仔细端详，大叔还是个非常和蔼的人。在大叔的盛情邀请下，我们小酌了几杯，我的深入访谈也在不经意间开始了。
王华甲，男，45岁，安徽阜阳人，没念过几年书。现在在杭州市一个小弄堂里摆摊子卖菜，一干就是十几年。
大叔身材魁梧，但生活的艰辛已经夺去了他青春的容貌，脸上浮现的皱纹在他和蔼的笑容中越发彰显岁月无情的痕迹。他穿一件白色的背心，泛出黄晕，虽说不太雅观，但是对于农村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习以为常的，大叔自己也见怪不怪了。
我很早就念书了，但也很早就辍学了，家里穷，没有办法。都说农村的孩子早当家，这可一点也不假，我十几岁就开始忙家里的活，从农活到家务啥都得干。不过辛勤的汗水并没有得到老天的眷顾，阜阳的作物收成一年不如一年。无奈之下，为了生计，只能背井离乡来到杭州。虽然没有念过几年书，但有些经济头脑，一发现房子周围没有菜场就马上自己操办起了一个菜摊子。于是十几年的光阴全在菜摊子上度过了，到现在每年六七万的毛收入，日子还算过得去。也许真的经历得越多，人就会变得越无奈越感慨。
我的母亲健在，但住在乡下，家里虽然也多兄多妹，但都外出打工了。
我一年回一次家，留在家里的父母和大哥照管所有的田地。家里的农活其实也不怎么忙，家里人够吃够用也就行了，就是到每年的4月、9月收成的时候，叫几个年轻的回家帮忙。在这里已经待了十余载了，我一直专心致力于自己的小菜摊子，农活什么的也基本忘记了。
我的婚姻很美满，虽说农家的人结婚早而且是包办婚姻，但娶的妻子非常贤惠，平日里卖菜忙不过来，家里的活都由妻子打点。家里两女一男三个娃，要把他们拉扯大，没有我家那口子还真不行。（说这话的时候，大叔满脸微笑）
再穷也不能穷孩子啊！我很关心孩子们的学习。现在几个孩子都已经在城里读书了，城里读书条件好，能学到本事，将来拿个文凭，就不用像我这样辛苦卖菜了。我们这代是没希望了，现在苦点也是为了孩子的将来嘛。
只能把我们读书的梦想交给我们的孩子了。
刚到杭州事业不顺利，找房子嫌租金太高，找工作嫌收入太低，幸好那时候还只有30岁出头，年轻人有一身的闯劲和干劲，就和妻子商量着在租的房子外面卖菜。这一念头还真为我的将来奠定了基础。因为弄堂离菜场远，附近的住户又以老人小孩为主，所以蔬菜的销量很好。想当初生意最好的时候，这个买菜的队伍都排到街口去了。一天大概可以挣200多元。着实大挣了一笔，初来乍到时的经济困难和房子问题终于也有了着落。
我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丰收，在邻里感情上也获得了大丰收。我卖菜从不缺斤少两，有时候菜的质量不好，还贱卖给邻里，所以周围的人都很尊重我。
后来经人介绍，又在隔壁的房子中租了一套小房间，两口子这才安下心来，终于不用每天闻着蔬菜味睡觉了。
开始的几年，生活还算舒适，家里也添置了很多家庭用品，还多了三个可爱的小宝宝。
不过啊，好日子也没过多久啊。
大叔，那后来是不是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啦？
其实现在想来啊，也没什么，他们来了我们就躲，大把小把的菜往屋子里一扔，关了门，他们爱抓不抓。
那么大叔也不和他们讲讲道理？
也不是没有和他们讲，但是他们是认证不认人，没有证件，就直接来抓。
我们安顿下来以后，虽然生意也不错，但是他们隔三岔五地来一次，我们也是吃不消的啊。现在我们学得精了，他要一来，我们就马上躲开，等他们到了，菜都收到家里面来了，你看看我们家的菜摊子，都是可以马上拆卸的，这样也方便我们收菜。
哦，原来这样的啊。那大叔就没想过办个营业执照，那他们就没话说了嘛！
说起来容易啊，小兄弟，你不知道我们的苦，我们这些卖菜的起早贪黑就挣这么几个小钱，如果再往国家一交税，这个税那个税加起来，家里的生活就很难过啦。再说了我们在这里摆摊，政府也批不下啊！
我在经营菜摊子的时候还碰到过一些更不顺心的事。我家的菜卖得好，大家都看在眼里，有些看红了眼的，直接就摆起了菜摊。这倒好，原来独家的买卖几家做，生意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我为这事还愁了好久。
不过想一想，有钱大家挣也不是什么坏事，只要自己坐得端行得正就行了。可我这想法并没有得到其他两家摊主的认同，或在他们的眼中同行即仇人，结果两家摊子为了争生意，把价钱压得很低，我的心情一落千丈。那么低的价格他们怎么挣钱啊？
开始也很纳闷，怎么都是去进菜，都是用相同价格进的菜，他们怎么就做亏本生意呢。我卖3元的，他就卖两元五角，我都为他担心啊，两元五角才刚够本嘛。后来才知道，这个摊主手脚不干净，每次去进菜，他趁着人多就在市场里偷菜，所以也就卖得很便宜。
我不眼馋别人家的生意火红，我知道做生意还得先做人，即使生意再不好，我也不会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我能做的只是挑最好的菜卖最合适的价格。
别人家的菜便宜，但是我们家的菜质量好，花钱去买些烂菜、劣菜，还不如多花点钱买些好菜，起码吃得安心嘛。
这个信念也得到了邻里们的认同，虽然这里的菜贵了些，但绝对保质保量。做生意也得凭良心，我挣的都是些劳力钱，和工人农民都是一样的，自己的血汗钱挣的踏实。
后来也没过多久，那家菜摊子就倒闭了，邻里们还是习惯上我这里来买菜，生意也渐渐好转。
好人终究还是有好报的！
我平时喜欢喝点，对时事政治还是比较关心的。杭州的消费水平太高了，一家人要生活还得供三个孩子上学，挺艰难的。幸好几个孩子在家也乖，偶尔还可以帮着卖菜。
我们没有什么作息时间的啊。凌晨一点就要去集市选菜进菜了，回来以后把菜稍微整理一下，天就亮了。大伙儿开始出门买菜，我总不能闲着吧，还得继续干活，一直到上午十一点，等到吃午饭了，才有时间休息。
那大叔每天都那么辛苦，吃得消么？
有什么吃不消的啊，都习惯了，这些活总得有人干吧，家里面就我一个大男人，女人嘛还可以抱怨，我们大男人的就必须担生活重担啊！
现在趁着还有力气多干点，供着儿女多读点书，自己能省的尽量省了，我们这些农村来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娇气，生活过得去就行了。
生活有什么好不如意的啊，跟好的人我是不能比，但是现在老婆贤惠，儿女听话，一切都还过得去。这人哪，一经历的多了，也就学会忍耐了，这个社会也已经为我们老百姓做的很多了，我们也应该知足了。反正开心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干嘛要和自己过不去啊。
要真的说有不如意啊，还是在卖菜的时候，有些老太太啊，特别喜欢贪小便宜，经常会趁着买菜的时候人挤，就偷菜。我抓住了好几次，可她就是不承认，硬说是别家买的，真是让人气不过啊。后来啊，实在拿她们没办法，我就破口大骂。农村的人嗓子大，这一骂还真是有点用的，反正我经常也是有气没处发，正好拿她们出气，这叫一个解气啊！（大叔一边说还一边抿酒，我们也在旁边笑起来）
回家的路费太贵，一家子回趟家来回就得上千块钱，我不愿把钱浪费在路费上，所以一年才回一次家。老母亲已经古稀了，我虽然不常回家，但经常给老母亲寄钱，母亲永远只有一个，我不能回家，可以做的就是给她多寄点钱，希望她的日子过好一点。
（当时安徽正洪水泛滥）听我侄子说，大水都没了膝盖了，家里人都逃到上面的房子去住了，只是田地全部被淹了。这不，我的侄子还有一个老乡兄弟一起过来投奔我，大家都是一家人，反正我这也正好缺几个帮手，就让他们暂时先住下了。
那您不会觉得麻烦么？
出门在外，就得靠着老乡帮忙。当年我刚到这里，也多亏了几个老乡的帮忙，现在他们有求于我，那我能帮的也尽量帮吧，反正他们也不会待多久。
大水退了，我想留他们，他们还不一定想待呢。
（临别之际，大叔邀请我在他家吃了饭再走，我婉言谢绝了，我敬了大叔一杯酒，大叔很爽快地喝下了。一个多小时的促膝长谈，大叔宛然把我当成他的老乡，我又想到了一句经典的话——“信赖，往往可以创造出奇迹”。大叔从开始的冷漠到后来的和善，都展现了一个农民在城市的喧嚣中经历的坎坷曲折。临行时倒有些不舍了，我拿着相机给大叔和他的小儿子拍了一张照片，就在他的小菜摊旁。我答应大叔，有空的时候我一定会再过来看望他的，到时候再来和大叔畅饮一番。大叔笑着挥手道别，身上依然透露出农村人的质朴和善良。我心中也默默祝愿大叔家庭美满，生意兴隆。生活的天空也许常布阴霾，但缘分的天空永远是五彩斑斓的。我记录下了像大叔一样的人的辛酸和血泪，欢笑和幸福。这就足够了。大叔，我们一起加油吧！）
访谈员手记：
刚接触访谈的时候总把它当成是一种任务，但与大叔的这么一次深入对话，让我觉得这原来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别人的生活，是农民工的生活，是千千万万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的生活。毕竟时间有限，精力有限，我能了解的也许只是大叔生活中的一些小插曲，也许只是像大叔这样的进城做小生意的农民工生活的沧海一粟，但是我知道这很重要。这个社会需要反思，如果最广大的农民工朋友都不愿甚至不敢透露这个社会的不公，那么社会又如何来对自己进行总结，又如何来对自身加以改进和建设呢？
其实所有的农民工的要求都不是很高，只要丰衣足食，老板对他们一视同仁，城管对他们稍事宽松，他们也就知足了。然而社会对他们的公平也许只是出于表面。社会保障对于他们来说形同虚设，他们甚至因为医药费的昂贵而不敢进医院。公共教育对于他们是奢侈的，对于一个外乡人来说，他们的子女要像其他家庭的子女一样进入好的学校，接受好的教育，那是难上加难。而相对的社会管理对于他们又是那么严厉，甚至有时候他们因为罚款而上交的钱比他们一个礼拜挣的还要多。这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为何这些为整个社会创造巨大财富的人，却遭受着这个社会如此的待遇，我不能说这是不公平，但它的确只是表面的公平。
社会的不公正也直接导致了像大叔这样的农民工的法治意识的缺乏。
因为法律并不能完全保障这些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所以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正义观来看待这个世界，来处理身边的人和事，这是他们的局限性，也是我们国家法制的缺憾。法律本身就是为了维护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但这群众似乎把我们的农民以及农民工给忽视了。所以他们开始不相信法律，甚至盲目地触犯法律而不自知，这是他们自己的悲哀，也是一个法治国家的悲哀。
大叔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怀有一颗正直的心，并且拥有强烈的正义感，这也许是大多数农民工共有的品质。他们自己苦过，所以更体谅别人的苦；他们自己痛过，所以也更体谅别人的痛。大叔在表达自我的价值观念时都是用简单朴实的话语阐述，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生存哲学。市井生活中的真知灼见竟然会比我们课堂中的哲学理论更加充实。
“三农”问题仍然是我们国家和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农民工的关心和关注更是每一个有志之士的大学生的义务和责任。只有十亿的农民富强了，我们社会才算富强，我们国家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相信永远都有人会愿意投身到这么一个伟大的事业中来，“虽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访谈员：葛俊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