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全党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中国经济体制由农村为主转入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新阶段。
这时的浙江，正处于一段狂飙式改革发展的前夕。僵硬的传统体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重阻碍日渐显现，人心思改，人心思进。然而与此同时，新体制尚未建立，人们对于如何建设自己的家园和如何推进改革，显得迷惘和焦虑。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关头，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抓住当时发生的若干事件，展开了一场如何对待改革和改革者的讨论，对整个改革进程起到了振聋发聩的积极推进作用。
一、掀起一场廓清姓资姓社疑惑的“步鑫生旋风”
步鑫生何许人也？在他的家乡海盐人看来，“比资本家还要资本家”。他曾惊动中南海，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会为他召开专题会议，全国媒体短时间内多次以大字标题对他进行集中密集报道。然而，从步鑫生占尽媒体风光，到撤职下台仅短短50个月。但就是这50个月，却在浙江掀起了一场廓清姓资姓社疑惑的“步鑫生旋风”。
（一）铁腕治厂
海盐衬衫厂是一家300来人的小厂，当海盐县二轻局1978年任命步鑫生为这个厂的厂长时，企业濒临破产，产品积压在仓库里，老工人退休金无处可支。
步鑫生上任后，实行了超产得奖不封顶、欠产扣赔不保底的分配制度，又于1981年实行病假只发每天四角钱生活费和除名制度。这时企业经营状况开始好转，但步鑫生也背上了“抹掉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从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实行管卡压”等骂名。
1983年秋天，一位新华社记者在他们厂里转了两天，步鑫生事后也把这件事忘了。1983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这位记者的专题报道：《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并以“编者按”披露了胡耀邦的批示：“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二）全国扬名
不过如果没有后来《浙江工人报》的批评报道，可能不一定会有后来的“步鑫生旋风”，步鑫生名气也不可能这么大。
半个月后，《浙江工人报》刊发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独创精神？》，指责步鑫生独断专行、作风恶劣，触犯国家条例，侵犯职工权益针对这两种不同声音，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深入调查后认为步鑫生虽有缺陷，但改革的事情并没有错。这就好比是当年苏联红军的夏伯阳，虽有缺点，但成绩是主要的，部队少不了他。
新华社对于中共浙江省委的决定发了通稿，随后在全国形成了“步鑫生热”，连部队的军长也要求步鑫生去讲讲军事改革，步鑫生推辞不掉，居然也去讲了。
（三）历史功绩
1984年上半年，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抓住步鑫生改革治厂这个典型案例，在全省掀起了一个支持和提倡改革创新精神的宣传高潮。针对有人认为，步鑫生治厂办法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经营管理办法”，步鑫生采取的有些做法同某些政策条文有抵触等，中共浙江省委认为，这不是对一个厂、一个人的看法问题，而是关系到怎样对待改革、怎样看待改革者的问题。
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王芳指出，要把经济搞上去，就要勇于改革。要改革，首先要有改革的思想，改革的勇气。我们的态度应当是，正确的就支持，出现缺点错误就满腔热情地帮助，而不能采取堵、压、砍的错误做法。时任浙江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崔健说，浙江省的工业企业，90%是中小企业，就是要像步鑫生那样大胆搞改革。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薛驹说，对步鑫生这个人，要作为创业者来肯定，这几年，我们在农村中大胆支持“两户”，起用那些跑过“三关六码头”的人，对发展商品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解放思想结出丰硕成果，浙江展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慎重初战”。1984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出台了扩大城镇集体企业自主权的十项规定。同年，国营企业全面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各级政府开始简政放权，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有些国营小企业采取国家所有、集体经营或个人承包、租赁等形式。1984年，浙江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4.5%，其中国有企业增长16.2%，集体企业增长34.6%。浙江的改革发展逐渐步入“快车道”。
或许步鑫生注定了只是一个悲剧式人物。然而这场“步鑫生旋风”却让我们知道，把企业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做法，打上姓资姓社标签，实在是非常荒唐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形成有利于采取先进管理科学的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有一大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企业家，改革就是要打破一部分“懒人”的饭碗，这大概就是步鑫生留给我们的历史功绩。
二、积极应对兑现改革举措的“奖金风波”
1984年4月7日，当时的杭州王星记扇厂举行了隆重的“1983年承包合同兑现大会”。时任杭州市长的钟伯熙参加了这个会议并讲话，第二天的《浙江日报》在一版醒目位置进行报道。一个小小企业的合同兑现居然吸引了众多眼球，这里面肯定隐藏着一个大大的故事。
（一）市政府也无能为力
1980年以后，企业改革开始兴起，相当多的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搞活经济的改革措施，但在具体实施当中却出现了严重“卡壳”。杭州王星记扇厂当时面临的就是连市政府也“无能为力”的奖金兑现问题。
1983年初，百年老厂杭州王星记扇厂，因外贸订货剧降、内销不畅，面临危机。当时任副厂长的俞剑明挺身而出，要求实行厂长承包制。经过多次协商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市工艺美术公司与厂里签订了为期一年的承包合同。
到年底，通过采取强化销售、起用新人、端掉“大锅饭”、开发新品、严格整治等一系列措施，实现利润比承包数增加了15.5万元。但是，由于奖金封顶，合同未能兑现。全厂职工应得的奖金，应为平均每人254.6元，实际只拿了190元；厂长俞剑明应得3300多元，实际分文未得。
这个企业是冒风险搞承包的。如果完不成合同，厂长就要受包括就地免职和行政记过等四条处罚，而当时完不成可能性很大。现在改革出成果，合同不兑现，难向工人交代。以后再讲改革，谁还信你？
就在大家都“无能为力”情况下，杭州市委、市政府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通过中央新闻机构，向中央反映了地方的无奈。奖金事件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中共浙江省委对此明确表示，这个厂的承包合同应该兑现。并且认为，处理此事不能就事论事，应当以中央领导的批示为动力，鼓舞人们改革的信心和勇气，推进企业改革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