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事求是的关键是尊重群众实践
1981年春，中央领导对硬纠包产到户做法提出批评。4月，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总结推行家庭联产责任制的经验教训，下发了会议纪要，清理农村工作“左”的影响。省委对前一时期农村工作指导思想上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同年下半年，省委提出不搞一刀切，强调稳定，看得出来，中共浙江省委对于包产到户，实际还是没有完全放开。
（一）农村发展的唯一选择
在浙江，长兴县较早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经历了一些曲折，从中显示了实行联产承包制是浙江农村唯一的选择。
1979年秋，长兴严重干旱，长城公社狄家二队播下的油菜秧全部死光，22亩油菜的种植任务无法完成。队长徐意群心急如焚，召集大家开会商量，一番七嘴八舌的议论后，认识趋向一致：要一下子搞到22亩的油菜秧是不可能的，只能化整为零，把田分到户里，由各家分头解决。但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可是犯大忌的事，队里做不了主，于是找到了公社书记宋忠孝，宋书记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就同意他们试一试。于是，22亩油菜田，按劳力和粮食定量分到了户里，不到一个星期，各户的油菜秧都弄来了。各户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结果二队的油菜获得了空前的丰收，亩产达创纪录的240斤，完成了国家任务的2.5倍。尝到了甜头，社员们又把早稻、晚稻也试着包产到户。
继而里塘、二界岭、和平、长潮等公社的一些社队纷纷效仿，也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联产承包。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左”倾思想束缚，人们误以为“大、公、平、统”那一套管理模式就是农村实行社会主义的模式。因此，当农民自己起来实行联产承包的时候，长兴县委对这一事情起了争论。有人赞成，认为这符合农村实际，是受群众欢迎的；有人反对，认为这种做法的方向不对头，是在搞“单干”，是一种“倒退”，是姓“资”不是姓“社”的。何去何从，长兴面临严峻的抉择。
在这关键的时刻，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75号文件，撇开了包产到户姓资姓社的问题不谈，大讲包产到户的好处，强调应当支持群众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保持稳定。这对于长兴一些地方的联产承包，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然而，问题并没有结束，中央的文件肯定了农业生产责任制，但未明确“联产承包”，长兴的做法是否符合中央文件的精神？依样画葫芦的积习严重地束缚了一些人的思想和手脚，因而，一些来到狄家考察的领导，还是有些怀疑观望的。
1981年4月，长兴县委书记丁文荣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一起，深入基层实地调查，直接听取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社员形象地说，“一包就灵，包到哪里，灵到哪里”，“联产承包是治穷致富的法宝，有了这个‘法宝’，不仅生产发展了，农村过去许多棘手的事也好办多了”。
经过几天调查，丁文荣总结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十大好处，并向县委写了《关于“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生产责任制》的调查报告，获得了县委的肯定，要求认真清除“左”的错误影响，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搞好生产责任制。
1981年5月28、29日，《浙江日报》相继发表了《联产到劳真灵》和《怎样搞好联产到劳责任制》两篇文章，在浙江全省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到长兴的参观者纷至沓来。同时，长兴县委明确宣布，把选择责任制的权力还给农民，充分尊重群众的实践，一下子，全县农村以不可阻挡之势，基本普及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兴县干部群众齐心协力落实生产责任制》的报道，还配发了《不能和群众“顶牛”》的短评，赞扬了长兴县的做法，同时也批评了在推行生产责任制过程中，一些地方常常发生的领导和群众“顶牛”的现象。1981年9月5日，中共浙江省委的53号文件转发了省农委党组《关于目前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情况开始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二）把责任制选择权归还给农民
这样到了1982年8月，中共浙江省委终于明确表示，经济发达地区也要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强调“要尊重多数群众意愿，把选择责任制的权力交给群众”。
浙江各级党委从基层和群众实践中，较早意识到了包产到户对于当时农村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1981年9月，去金华主持地委工作的厉德馨，在金华向当时任省委书记的铁瑛请示，停止纠正包产到户，召开大会公开讲明生产责任制的多种形式，把选择权真正交给群众，铁瑛当即表示同意。
1981年下半年，金华地委组织万名干部到农村去，到11月中旬，70%～80%的生产队已承包下去。而在长兴，经统一思想后，1981年底，全县有89.8%的生产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2年8月，面对群众和基层的强烈要求，面对基层和群众的实践，面对党内一些同志的强烈批评，中共浙江省委终于在当时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对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提出了四条原则，开始在全省全面实施和推开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支持农民和基层包产到户。至1982年底，全省农村有98%以上的农户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浙江粮食产量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总产量达到363亿斤，创造了浙江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最高纪录。
实事求是的关键，就是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努力站在基层和群众的立场上，以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来评判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和政府对于客观实际的主观理解，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并不能完全准确反映客观实际。在党和政府看来是客观实际的东西，而从民间的角度看，有时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客观实际。“民为贵，社稷次之”，民间社会自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只有时刻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有真正尊重基层和群众的实践，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才能真正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84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在整党对照检查中，提出“从清‘左’、破满、唯实、创新四个方面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思想，决心更好地从浙江实际情况出发，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创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局面”。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深刻接受了实行包产到户这段曲折故事的经验教训，这为日后浙江的解放思想进程，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三）问题的症结就是在于姓资姓社的纠葛
包产到户说到底就是一种农业经营方式。然而在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领导干部，怀疑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说是“小块土地、家庭经营，明明是资本主义，怎么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性质呢？”
其实这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农业经营方式上，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进一步思考一下，为什么要把不同的农业经营方式，分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呢？
长期来，基于一种乌托邦的价值取向，相当一些人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偏好。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就是资本主义；集体出工经营就是社会主义，个体单干就是资本主义。事实上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较低等情况下，这种所谓的集体经济，只能导致效率的极度低下，生产力水平的极度下降。就算这是社会主义，那么也是一种不好的社会主义，要这种社会主义又有何用呢？这种给客观事物贴标签的做法，其实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关键还是根据发展生产力的实际来选择生产经营方式。
包产到户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就是因为它符合浙江农村的实际。以农户为生产单位，适合生产力实际，对于浙江农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包产到户这种生产经营方式，有利于形成劳动者密切关心生产，有利于把生产成果与生产者的物质利益密切地联系起来，有利于生产者和经营者二者尽量一致起来。正因如此，包产到户能迅速地改变农村面貌，解决长期难以解决的农村问题。
所以这样看来，把生产经营方式分成姓资姓社，并以此进行取舍，是一种非常荒唐、非常不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实行包产到户，必须解放思想，必须冲破姓资姓社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