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解放思想进程，是在全党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及全面冲破两个“凡是”的背景下持续推进的。作为一个省，浙江解放思想既与全国具有本质上的相似之处，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浙江解放思想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进程。具有快速渐进的基本特征，以行动为重的主要特点，以生产力发展为总体目标的灵活策略，以提升民生为要求的主要动力，以人与环境积极互动为支撑的乡土环境。
上述五个方面，基本特征是外在表现，其余均为浙江解放思想进程的内在因素。这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从浙江解放思想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解放思想四要素：即方式、策略、动力和环境。
四要素在不同时候和不同场合有不同作用，但在解放思想的总体进程中，则是一个互为作用、相互促进的整体，具有“一个也不能少”的紧密关系。
乡土环境是必不可少的支撑因素，提升民生是解放思想的内在动力，灵活策略则是牢牢地从实际出发来推进解放思想进程的基本要求，行动为重体现了区域经济社会在解放思想进程中的基本做法，以及与中央政府解放思想的区别。
一、以快速渐进为基本特征的解放思想进程
回顾浙江解放思想进程，一是快，二是平稳，三是与全国的总体进程大致同步且有所超前。因此，就浙江解放思想的进程而言，可以归纳为三个特点，即快速渐进、两条主线和三个阶段。
（一）快速渐进
快速和渐进是浙江解放思想进程中的基本特征。有人曾问笔者，怎么把这相互矛盾的词堆在一起呢？是啊，快速和渐进看似矛盾，但在浙江解放思想进程中，却是高度有机统一的。
所谓快速，就是没有经历那种冗长的不同思想的相持阶段，很快就全面摆脱了“左”的束缚，形成了按客观规律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行动。
即使存在着所谓思想的相持和反复阶段，行动上也较少受到影响。如以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变迁为例，最初是从极左回复传统，然后又从传统出发，实现全面突破，继而较快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从时间上来说，整个过程只用了30年；而从经济发展历程来说，则较快地从低收入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亦即实现了从贫穷到全面小康的快速变化。
所谓渐进，就是较少出现那种突变式的思想解放，而是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推进的。这一点可以从企业制度变迁得到证实，先是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发展，然后是乡镇集体企业快速发展，在此同时，个体私营企业开始起步。
而个体私营企业大发展，是在乡镇企业弊病日益暴露，“82宪法”开始允许个体私营企业发展以后形成的，并在此时展开了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随后开始了城镇集体和国有企业的改制。对于温州模式，省里也没有匆忙表态，而是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社会舆论已广为接受的时候，才正式表态，予以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
所以形象地说，所谓快速渐进，就是思想变迁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短促，但是每一个阶段之间的衔接，都可以说是一种高度平滑的对接，有点类似于机械或电子上的无级调速。因此，快速渐进的最大好处就是：一方面是最小化解放思想阻力，最小化解放思想的政治社会震荡；另一方面是最大化解放思想步伐，最大化解放思想的经济社会效应。
（二）两条主线
浙江解放思想进程，是在全国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突破两个“凡是”情况下推进的。这两个方面解放思想的重大进程，自上而下展开，浙江积极参与，这是全国解放思想的共同特征，浙江也不例外。
就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解放思想必须有实践作为支撑，必须有行动作为载体，实践和行动则主要来自基层和群众。而且，当整个国家解放思想的大背景形成以后，还必须具体化为实际行动，这时由于还存在着较多思想障碍和束缚，因此解放思想任务就落到了地方政府和群众身上。
显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解放思想进程，具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特点，这也是中国解放思想进程，能迅速取得巨大成效的重要原因。
这就形成了浙江解放思想的两条主线：一条是多线程突破姓资姓社束缚，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条是持续突破传统发展模式束缚，走出一条符合浙江实际的发展路子。
前一条主线，事关经济制度变迁、行为主体确立、资源配置机制形成等重大问题；后一条主线，事关发展战略、发展方式、发展路径等重大问题。进一步说，前一条主线，更多地涉及意识形态；后一条主线，更多地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
前一条主线是纲，后一条主线是目，形成了纲举目张的相互关系。只有在经济制度、行为主体、资源配置等方面，形成重大的实质性突破，才能在发展战略、发展方式、发展路径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程。反过来说，传统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突破，还必须落到具体的发展战略、发展方式等方面，才能转化为发展上的巨大进步。这当然也带来了解放思想的复杂性，即任何一个单项的解放思想进程，其收效都将是有限的。因此，解放思想实质上也是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全面进步过程。
浙江解放思想的这两条主线，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前，以突破姓资姓社束缚为主；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以突破传统发展模式束缚为主。
两条主线，一线多点，互有交错，互为促进，整体成为浙江改革发展迅猛推进的基本因素。这也是浙江作为一个省区，在解放思想进程上形成的鲜明特点。
（三）三个阶段
从具体进程来说，还可以把浙江解放思想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突破阶段，即1978-1992年，改革开放初期至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前夕。浙江于1982年8月开始全面推行包产到户，随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4年展开如何对待改革和改革者的大讨论，城镇集体和国有企业改革如火如荼展开；1986年公开肯定和支持温州模式，个体私营经济逐渐浮出水面；1990年前后，对于个体私营经济的支持，出现局部反复。
第二个阶段，务实阶段，即1992-2003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乡镇企业改制全面完成，城镇集体和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完成，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迅猛推进，城市化、效益农业、文化大省等发展思路相继提出。
第三个阶段，求真阶段，即2003年至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提出和实施“八八战略”与创业创新总战略，开始强调经济社会、人和自然、城市和农村等的统筹协调发展，生态环境、民生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各项制度建设全面推进。
二、以行动为重的解放思想的主要方式
浙江解放思想的进程，主要是在行动层面上展开，这是由区域经济社会特点所决定的解放思想的主要方式。这也形成了浙江解放思想的草根模式，即以民间创业创新的生动实践为主线的解放思想路径。
（一）理论和行动：解放思想的两个基本方面
解放思想具有两个基本的方面，这就是理论突破和行动突破。应该说，这两个方面具有互为支撑、互为推进的相互关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又可以形成两个互有独立的进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解放思想进程，是从理论突破起步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社会百废待兴，然而极左路线仍在继续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党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的问题依然故我。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当时习惯称之为“两报一刊”），同时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方针，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得“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错误难以纠正，造成了党和国家工作的徘徊，引起了新的思想混乱。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必须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力支持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冲破了“两个凡是”，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理论震撼。在5月11日至5月13日的3天内，“先后就有16家省市级报纸转载有关讨论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至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专文有650多篇，在这期间，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全国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大批理论工作者，纷纷撰写文章或发表讲话，热情支持这场大讨论。
对于浙江来说，在这场理论突破中，主要的行为特征是表态、响应和深入讨论。在当时，这是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具有的一种行为。《浙江日报》于6月10日全文转载《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相对于5月11日至5月13日的3天内，就有16家省市级报纸转载有关讨论的文章的事实看，似乎不能不加分析、就说是“比较早的”。这当然也反映了浙江作为一个区域，理论突破的难点。由于是被动地接受来自于中央的理论突破，在情况复杂，不完全了解事实真相，很容易产生“跟人”、“跟线”等政治风险情况下，谨慎一点，步子慢一点，可能更有利于解放思想。
在浙江，解放思想进程在行动方面的突破，则一开始就表现为与全国的理论突破同步。就在全国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时候，浙江已开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已经出现了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束缚进行全面突破的迹象；温州和台州的个体私营经济也已起步，开始突破单一公有制的禁锢。
就在全国理论突破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浙江则开始出现行动突破快于理论突破的解放思想格局。浙江各级党委和政府，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农村，以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目标，积极提倡各种形式的个体经营；在城市，也由于就业等压力，于1979年提出允许个体经营的政策导向。与此同时，温州、台州一带的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十分明显，这些都是对于传统计划经济，以及对于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的重大突破。到1998年，在浙江工业总产值中，城乡个体已占45.1%，再加上其他这一类中的非公有制工业，已经形成了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工业所有制结构，如果再考虑到浙江商业这时也已经以个体私营为主，那么整个浙江经济事实上已形成了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格局。这就超越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界限，大大走到了理论前面，实现了对于基本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双重突破。
以行动为重的解放思想进程，在浙江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理论突破必须具体化为行动突破，才具有实质意义，同时行动突破也可以成为理论突破的先导和支持。而且，理论突破涉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涉及全体人民的价值重构，只要不具有明显的即期收益，必然具有相当难度。而行动突破，只要能有效增进社会各方福利，改善和提升宏观经济运行效率，同时不表现出制度替代的政治主张，就往往能在一定时间内较快推进。改革开放初期的浙江，不也正是这种状况吗？
（二）草根模式：民间创业创新为主线的解放思想路径
浙江解放思想进程是一种草根模式，是以民间创业创新为主线迅猛推进的。
以民间为主体的创业创新，不断冲破传统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的束缚，是浙江改革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浙江多数企业的形成壮大，在一部分地区，特别是在温州、台州一带，直接以个体私营经济形式起步，即由居民个人创办企业发展而成。在另一部分地区，主要是杭嘉湖和宁绍地区，先是乡镇集体企业较快发展，然后由于内在的体制困境和个体私营经济的竞争性压力，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改制转型，并大致于1998年完成。民间创业创新在体制机制上奠定了浙江微观经济的产权构造，在发展上使得浙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省一跃而成为经济大省。
进一步还可以这么说，在浙江，民间创业创新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造就了有利于政府解放思想的社会基础；浙江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在解放思想方面，从顺势而为到科学有为，从跟着百姓走到引领经济社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提供社会教育、卫生等社会公共产品，造就了创业创新的良好环境，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