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田园的牧歌，一派祥和的气氛，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相亲的美好画景。其实这是一幅虚构的场景，但却来源于众多考古学材料的学术支撑。金沙遗址及同时期其他遗存中出土的大量建筑遗迹与丰富器物，还有众多的动物植物标本等，都为我们复原这一场景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大量考古学资料证明，金沙时代成都地区的生态环境，曾是一个自然森林密布、野生动物繁多的天地。遗址中，出土了数以吨计的象牙，还有大量野猪犬齿、鹿角、麂骨、犀牛骨、马牙等，并埋藏有大量乌木。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等人类遗存，这一切，都向人们昭示出，数千年前成都平原气候温暖湿润，河渠纵横，植物繁盛，动物成群。在这舒适宜人的环境中，金沙先民繁衍生息，辛勤劳作，从事着农业、狩猎、渔捞、家畜饲养以及手工业等生产活动，世世代代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
大量的古文献也为我们描述出了成都平原的美丽图景：
《汉书地理志》说：“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
《后汉书公孙述传》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
《华阳国志蜀志》叙：“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牦、犀、象、毡、毦，丹、黄、空青之饶……”。
在我们身旁的这几个展柜里，展出的正是金沙遗址及其附近同时期考古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动植物标本，有象的臼齿、鹿角、野猪的犬齿、黑熊的臼齿、马骨、狗骨、还有灵芝等。这一件件珍贵的标本正是金沙时期成都平原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
金沙遗址位于北纬30度，东经104度，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特别的。这个纬度线具有神奇的魄力。在这条线上，有地球上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有地球上最荒凉的流浪沙漠；这里有众多古代文明留下了的深刻烙印（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河文明、古希腊、苏美尔、玛雅、巨石、河姆渡、良渚、大溪等），这里有佛教的圣地，伊斯兰教的故乡，基督教的中心、道教的仙境，还有最高的山峰、最深的海沟、最奇怪的湖泊、最瑰丽的山体、最壮观的大潮、最汹涌的海流……，璀璨金沙是这条神奇线条上又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这是一个互动参与活动，当你击拍这个台面的任何一个位置，就能看到你想知道的世界早期文明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而在那边的触摸屏里还有一些关于金沙遗址动植物群的资料，你们也可以自己动手查找相关动植物知识。
现在让我们走出远古家园，去看看金沙宝藏，然后再步入第五厅去解读神奇的金沙之谜吧。
第五厅《解读金沙》
金沙遗址的发现使3000年前一段辉煌灿烂的文明奇迹般地展示在人们眼前，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创造了这段历史？是谁铸造了这个奇迹？他们何以如此辉煌？他们来自哪里？又去向何方？五年过去了，随着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一些谜底在慢慢揭晓，有的疑问已经找到答案，但却仍有大量的迷团还未解开。
第一，辉煌之谜
《华阳国志蜀志》里记载说：“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为我们描绘出了古蜀杜宇王时期的强大与宽阔。那么这段文献是否可靠呢？
其实在金沙遗址发现之前，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就发现了许多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重要遗迹。梳理这些考古资料，发现它们的文化面貌与金沙遗址非常相似，它们应是同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
在上世纪80年代成都市区十二桥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和大量的尖底陶器，以及卜甲等物，随后的几年又在十二桥附近由西向东分别发掘了抚琴小区、盐道街、岷山饭店、岷江小区、黄忠村等遗址，这些遗址绵延十余公里，彼此之间相距不远，文化面貌也极其相似，因此把这些遗址统称为十二桥商周遗址群。
十二桥遗址商代木结构建筑遗迹分布面积约1万平方米，且保存较好。在这个遗址里还发现有一种干栏式的建筑。它的长度在30米以上，跨度达7米，这座建筑的建筑结构是，先将许多下端削尖的原木桩打入土中，构成密集的桩网。在木桩的上端绑扎纵横交错的大小地梁，形成方格状的基础结构，再在其上铺设木板，作为居住面。房顶为两面坡，檩橼上铺压厚厚的茅草。这种建筑的居住面高于户外地面，并且悬空，彩桩基础，起到了防潮隔湿的作用。尤其适应当时成都平原河流纵横，又未经整冶，洪水时有发生，地下水位高，地面普遍潮湿的地理环境。
这件在成都市郊出土的西周大铜罍，高达66厘米。在方池街遗址出土的这件石跪人像造型风格则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众多石跪人像如出一辙。十二桥遗址出土的这些石饼也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可能用途也是一样吧。
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是个呈方形的三级夯土台。它的底边103.7米见方，一、二级各宽18米，第三级31.3米见方，高有10米多，总体积为35574立方米。这座土台始建于商代晚期，应是此时期象征古蜀国国家权力的大型标志性礼仪建筑，是古蜀统治阶层举行祭祀大典的又一神圣之地。它也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大一座商周时期的宗教性祭祀土台。
50年代发现的新繁水观音商周遗址出土的陶器与金沙遗址陶器面貌基本相同。1959年、1980年彭县竹瓦街先后出土了两批窖藏青铜器，是这个时期目前出土青铜器最为丰富的一处文化遗存。这批青铜器具有强烈地地方特色，代表了金沙王国时期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又体现出与中原商周文化的交流，是研究四川盆地青铜礼器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材料。
广泛分布、势力强劲的金沙王国在十二桥文化时期也影响到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目前在东达湖北西部、北到陕西南部、南达川西南地区都发现文化面貌与之接近的古文化遗存。如雅安沙溪遗址、汉源麻家山遗址，阆中坪上遗址、三峡以西的中坝遗址与哨棚嘴遗址晚期，及三峡以东的中堡岛遗址、朝天嘴遗址、红花套遗址等，还有陕西宝鸡茹家庄遗址等地，分布范围相当广阔。
这些现象证明了以金沙为代表的蜀文化不仅与长江中游地区存在着深层的文化互动关系，同时又与北边的商周文化发生了密切接触和交流。成都平原腹心地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绽放的文明之光，粲然彰示了一种开放、先进的文化姿态及一个强势的古蜀政治、经济及宗教文化的格局。
目前从这众多同时期遗址情况看，以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最高，遗址内具有一定的规划和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每一个区内又都具有一定的布局结构，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高规格礼仪性用器和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特殊遗迹现象，这些都是一般聚落所无法比拟的。从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来看，是目前成都平原众多遗址群中面积最大，堆积最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一处。因此可以说在公元前1200-前600年，金沙应是古蜀王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也即是古蜀王国的第二个都城所在。此时，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同时存在着的几十处文化遗存，它们如同满天星斗，围绕在金沙遗址周围，一方面形成众星拱月的态势，烘托出金沙遗址在这一时期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一方面又与金沙遗址一起共同构架出了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王国强大宏伟的面貌。
第二，来源之谜
当我们领略了金沙王国的雄浑壮阔与奇幻绚烂后，会不禁地问，这个神秘的王国来自哪里？他们从天而降，还是拨地而起？其实成都平原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传说中古老的蜀族很早就在此繁衍生息。“蜀”不仅是一个族号，也是一个国号。相传蜀国经历了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等数个王朝，然而古蜀国的面貌却一直笼罩在虚无缥缈的众多神话传说中，文献资料中也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近几十年经过几代考古学者不懈地努力，已基本了解到古蜀文明发展历程的大致脉络。
其实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蜀地早在四五千年前，即已进入文明社会。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新津县龙马乡宝墩遗址命名，年代约为公元前2800年～前1700年，约当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至夏代早期。宝墩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在成都平原已有数量众多且具一定规模的古城址群的出现。这些古城址，建在河流间的较高阶地或台地上，其布局规范，结构严整，面积在10～60万平方米之间，城墙采用平地起建斜坡堆砌法修筑而成，在有些城址内还发现有大型礼仪建筑遗迹，古城可能兼具防御、治水、经济文化、政治宗教中心等功能。这种相对独立的、高于氏族部落的古城址群的出现，表明成都平原地区此时已进入文明起源的历史阶段。
这是在郫县古城遗址中发现的一处宝墩文化时期的大房子，长度达50米，宽约11米，面积约550平方米。房屋呈西北-东南向，与城的方向一致。该房屋以卵石为墙基，于卵石中埋木柱。墙体可能为木柱间编竹笆，内外抹草拌泥形成墙体。房内垫土中掺入红烧土防潮，房内无隔墙，有五个台子横列于中部，台子间间距3米左右，每个台子的周围都挖有小基槽，槽内埋设密集的圆竹。推测可能以圆竹作为护壁，于护壁内填卵石，护壁外抹泥形成台子。根据这座建筑附近地层堆积比较纯净，出土的生活遗物又极少，也未发现一般的生活附属设施，推测这座房屋不是一般的生活居所，而可能是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在这座大房子旁边发现的小型房屋一般都是围绕着这座大房子布局，它们的门向都是朝着大房子，清楚地表现出这座房子的重要性。
这些陶器与石器出土于八个古城址中，它们是宝墩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表现出了当时生产生活的一些状况。
公元前2000年前后，古蜀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典型的三星堆文化正式形成，其年代为公元前1700～前1200年，约当中原夏商时代。分布范围以三星堆遗址为核心，辐射至四川大部分地区及鄂西、陕南一带。
三星堆遗址规模宏大的城墙体系、分布密集的房屋建筑基址、气势恢宏的祭祀遗迹、精美绝伦的文物瑰宝，这一切，都有力地勾画出一个繁荣古国的雄姿风仪，折射出一段灿烂文明的七彩光焰。
从考古材料看，三星堆王国衰落消亡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而金沙遗址正好与之相接踵，在此时开始兴旺繁盛。距三星堆遗址38公里的金沙遗址内出土的大量文物及文化信息都显示出与三星堆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大量资料表明，金沙文明就是直接秉承三星堆文明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辉煌的金沙文明实是三星堆王国政权迁徙南移的结果。
第三，去向之谜（遗韵）
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金沙王国也逐渐走向了衰落。从考古资料看，那些曾经热闹繁华的村落在此时已大多荒芜人烟，有的还沦为了墓地，神圣的祭祀场所也变成了一片废墟，古蜀国的都城再次迁移，去向不明。但早期蜀文化之文脉却蜿蜒潜行、承传不坠。成都平原发现的大量战国时代遗迹与遗物，明晰地勾勒出一幅五彩斑斓的晚期蜀文化图卷。巨大的船形棺、精丽的漆木器，奇峭的蜀式铜兵器及至今难以释读的“巴蜀图语”等，皆是当时文明华表之见证。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称为晚期蜀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600年—前300年。
金沙晚期开始出现的船棺葬式，以及金沙遗址流行的陶尖底盏，在战国早期还有较多的发现，它清楚地表明了金沙王国的大致去向。
古文献中曾有杜宇传位于鳖灵（即开明）的一段史事，讲杜宇之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
上世纪50年代在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一件铜壶上以错金银技法刻划着精美的《宴乐渔猎攻战图》，反映了战国时期蜀地社会生活之大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