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莫言来说，矛盾的事实是：一方面，认可了对弱者的同情；另一方面，又赞美强者的哲学。余占鳌就是强者的化身，一切以泼皮无赖的方式去对待，反而获得生存的勇气和乐趣。弱者与强者哲学，在莫言的思想世界中，无法统一起来。他摧毁了传统道德伦理秩序，这无疑使莫言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莫言在处理现实和历史题材时，喜欢选择强者与弱者对比的视角，他的开拓总是独特的，加之，在语言上的高度个性化，使他的作品总能产生强烈的震撼效果。莫言那种敏锐的感觉，对心理和生理复杂感觉的悟性以及那种反叛性的才能，似乎日渐衰退，也许是穷尽了原始故乡的生活积累，再也写不出动人的强者和弱者形象。随后，他转入了现实农村题材，虽仍有批判的锋芒，写“丰收成灾”的悲剧，写“官僚恶习”的悲剧，重新唤起他对乡村官僚主义的刻骨仇恨。莫言在敏锐感觉悄悄衰退之后，又放纵那种粗暴语言，以随意而不是修葺的严肃作风去描述，这就使他近期的作品变得格外粗糙。莫言是适合作版画的，但是，他喜欢用现代主义绘画的色彩和线条表现现实主义绘画效果，他的粗糙和浮躁气息，随着商业文化的来临，也就变得格外放纵无节制。《天堂蒜薹之歌》可以删去二分之一的叙述，《酒国》可以删去三分之二的叙述，他硬是在短篇中篇结构中，塞进膨胀的无聊的文字，这大约是莫言所遵循的自动写作原则。在《酒国》中，李一斗与莫言的书信往回，集中讨论了酒文化、酒哲学和沉醉方式，完全冲淡了严峻探索，形成了变异的小说风格。本应继续守住静穆，深入地探索乡土生活的价值，不必在乎外界的喧嚣，坚守那种独立自信的写作，但是，守不住自由节操的贾平凹与莫言，只好与书商同呼吸了。他们所进行的不再是自由写作，而是自动写作，他们不能对自己的作品负起庄严的责任，如同那潇洒孤独的山鬼却渴望逃到市民中去。
贾平凹的浮躁在于：堕入了性的深渊，放弃了他最亲近的故乡；莫言的浮躁在于：随心所欲地运用方块字，并以初学写作者的轻率姿态放纵自己的思想，一任那有用无用的文字填塞空荡荡的小说世界。贾平凹在思想探索上十足的浮躁习气，使他的作品融入了十分鲜明的市侩气，到处都是市侩性描写，还有那写不出填不满的空格。性代替了生命的一切。他们对待现实的介入态度并未改变，只是放弃了美感价值追求。选择介入生活的方式写作，如果堕入通俗游戏和粗制滥造之中，无疑是自杀行为。
自古以来，少有游戏作家真正介入现实生活，但介入现实生活的作家堕入游戏则是司空见惯。作家在商业时代愈来愈经不住诱惑，盛名又是他们永远渴望的。无法守住那份清冷和寂寞，也就无法遵循内在的道德律令。
在舆论喧哗中进行机械操作，只能重复自己并抄袭前人。贾平凹和莫言的创作，面临着超越的困惑。真正的作家唯有不断地超越，才能显露深刻。伟大作家由超越自身的苦难而进入崇高之境，我们寄希望于乡土作家的写实和新纪实，其表现力是有限的，我们对外在现象的描述是有限的。乡土小说不能停留在现象学的再现和描述上，必须上升到思想的高度，正视乡村文化的精神困境，他们探索乡土中国的古老或原始生命价值信仰，表现得沉着而自信，但是，当他们面对理想生命存在价值的自由展望，则倍感困惑。这就是现代中国作家所面对的价值困惑，能够自由地还原或正视古老的乡土生活价值信仰，却永远无力自由地想象和展望自由的生命存在价值理想。
从生命自由意义上说，作家需要用头脑，必须成为思想家。没有真正的思想，必然会浮躁起来。“人常常是尴尬地生存”，贾平凹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如何进行深度思想发掘并无自由想象力。所以，贾平凹只好重复地写爱情故事，这“适合于我的心情”。如果始终纵容这种心情，就会陷入无谓的重复之中。莫言说：“能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讲妙趣横生的故事的人，我认为就是好小说家”，这显然没有意识到作家创作衰退的根本原因。那种精神探索性的匮乏，使贾平凹与莫言愈来愈深入地陷入历史循环之中。当然，他们的创作在未来岁月中也许会发生质变。《废都》和《酒国》，是他们创作力贫乏和衰退的总暴露，所以，我愿意再一次回到“原始故乡”这一问题上去。对于乡土作家来说，原始故乡是作家生命之根本。只有不断地更加深入地思索这一问题，才能展示艺术探索的新维度。
人依旧，物如故，原始故乡的生活、景象、人情世故，显然，不是那种轻松的恋爱故事所能包容的，那悠久的历史，需要更加敏锐的历史判断和思想判断。中国文学，由于缺乏固执自信并拒斥流行的虚荣、忍受孤寂的探索者，难以出现震动世界的作品。像贾平凹和莫言这些具有优秀才能的乡土作家，没有理由放逐“原始故乡”。那静穆死寂的、神秘保守的、外柔内刚的、苟活受辱的原始故乡，期待着真正的乡村歌手；充满希望与想象力的价值论美学的创建，也期待着真正的歌手。让这两种真正的歌手在中西文化交会中诞生吧，如此，才不辜负这美好的时代。
作为乡土生活价值的伟大探索者，贾平凹与莫言的文学创作，已经获得了世界性声誉。显然，他们都有自己的生命价值观。这种生命价值观，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建立在生命存在体验与生命美丽记忆之基础上。
应该肯定，贾平凹与莫言，不是生命苦难的歌者，而更像生命快乐与生命美丽的歌者。是的，在古老的中国社会，或者说，在古老的中国乡村，没有多少特别的美丽事物，但是，他们就是愿意歌颂美丽；这个美丽，尽管是那么土气，那么原始野蛮，但是，充满着生命的力量。贾平凹的生命价值观是：无论生活多么压抑，一定要享受生活的美丽。生活的美丽，首要的就是性的美丽，为了性而美丽。所以，他一定要歌唱生命本能的实践者。正是生命本能之歌，打破了一切外在的价值束缚，或者说，一切外在的价值荣耀，在性的自由与快乐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歌唱性与爱，成了贾平凹的生命价值之歌的主调。莫言则有所不同，他的生命价值观更重视英雄气，这种英雄气以土匪气的方式表达，他赞颂这种英雄气。在莫言那里，有着对生命最热烈的爱，当然，在他的作品中，也有生命最不堪的残忍。
甚至可以说，在他的作品中，恶者不是人，他们对待生命，与对待野兽或牲畜没有什么区别。在莫言的作品中，充满了野性与残暴的生命景象。这是他的野蛮生命价值观的表达，生命中没有什么诗性，没有善良，只有英雄与正义，只有残暴与刚烈。生命存在，就要这样血性地活，活得痛快淋漓，活得惊天动地。生命的存在，不是以苟活为目标，苟活，在他那里，是最残忍的存在方式。即使是苟活，他也崇拜野蛮与血性；越是在野蛮与血性中，他越推崇生命的价值。
应该说，他们提供了两种基本的中国生命想象方式。这种艺术形象的方式，更能为外国人所理解，这就是中国底层的生命价值观，完全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贾平凹与莫言处处从现实出发，没有想象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或者说，现代文明的生存方式，城里人的自由存在方式，还在他们的生命价值想象之外。贾平凹与莫言提供了古老的中国生命价值存在方式，并没有想象新生活的生命存在方式，那么，他们的艺术中的生命价值表达有何意义呢？当我们的真实生活还没有与这种野蛮的生活远离时，贾平凹与莫言的生命价值体验方式与价值确证方式，依然会牵动人心。只有当法制文明与自由尊严成为国民心中的自由价值信仰时，理想与文明的生活才有可能。我一直希望当代中国的艺术也能创造类似美国电影中的西部牛仔形象，或者说，他们的艺术作品中的警官和法官形象。新的价值维护方式，新的价值正义理想，需要超越古老的乡土生命价值方式。古老的生命价值信仰如何获得新的形式，这可能是艺术家面临的新任务。无论如何，自由的生命价值信仰或理想的生命价值存在，比野蛮的生命价值信仰和苦难的生命价值存在，更应成为现代艺术的目标。
中国的生命价值信仰，绝对不应永远停留在野蛮和异化的生命存在方式之中！从价值论美学的自由沉思中，可以看到，生命存在的理想价值，只有在生命自由实践中予以确证。问题在于：现实生活的价值信仰，是生命得以存在的基本保证。我们不能只依靠理想而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为了能够生活下去，我们可能“屈服于”现实生活价值法则。乡土中国的现实生活价值法则，就具有这样强大的惯性，这是政治经济与历史文化法则决定的；只有改变了政治经济法则与文化信仰法则，才能真正改变固有的价值信念。任何现实生活价值信念，绝不可能一朝一夕得以改变，它必然现实地支配我们的生活。这就是生命价值的困境：明知现实生命存在价值法则不公正不平等不自由，又无法改变它，更不愿意作出现实的牺牲，只好认同现实生命存在价值法则，于是，理想的生命价值信仰变成精神生活的乌托邦。现实对艺术家提出了价值信仰重建的思想挑战。我们认可的法则是：正视现实生命价值信仰，舍此，我们无法真实地生活；展望自由美好的生活价值信仰，舍此，我们的生命会处于悲伤与苦难中，而且，永远找不到希望。从价值论美学意义上说，只能让现实生命价值信仰与理想生命价值信仰共在，这正是思想的欢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