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家人与赵家人，在长篇小说中，呈现出乡土历史文化的家族命运，李家人则构成了乡土生活认知的独特评判尺度。隋家代表了地主阶级，赵家则代表的是贫农阶级，李家则是中农阶级，李家人带着同情心看待生活，生存屈辱，软弱无能。在权力价值的中心，赵家有两怪：一是赵炳，一是赵多多。赵炳阴险至极，赵多多则邪恶至极。这是新文学中两个不可多得的恶原型。隋迎之是忏悔派，隋不召是逍遥派，茴子则是“死不改悔”派，而受害的抱朴、见素、含章则各具个性。抱朴背负历史，从受难中学会了宽容，从残酷中学会了沉默，从剥削中学会了献身，这是地主子弟的受难心灵史。见素，时刻不忘复仇，纵情享乐又不断失败；含章，看透了赵炳的歹毒本质，却沉溺于罪恶之中，没有迎接新生活之勇气。一代地主子弟的心灵是何其复杂，何其沉重。
在时代的文学中，张炜第一次作了如此深刻的透视，这与曾经受地主折磨并渴望革命和复仇的贫农形象判然有别，预示着现实历史生活价值深思的艺术深度。可以说，隋家人中每一角色都写得极其成功。更为残酷的是，张炜看到了赵炳和赵多多，在革命和反抗的旗帜下凶蛮复仇的残暴无耻。赵炳的智谋勇敢和神秘，张炜写得极为客观，他愈是客观地描写，这一形象便愈显得狰狞恐怖。赵多多戏弄茴子，剪破茴子的裙子，并在那痛苦挣扎的身体上撒尿，他那狰狞狂笑，简直是魔鬼的化身。张炜从来没有遗忘阶级斗争这一现代历史盲点，他对地主子弟所特有的同情心和理解，溢于言表。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张炜的创作，虽然受到舆论的支持，但是，绝少受时代的舆论的支配，他在自觉自由意识中接近了历史的盲点，并作出了发人深省的价值反思。
由于从这一历史的盲点出发，张炜对于性和饥饿的双重表现，具有异常悲怆的内容。这里，既有沉重悲痛的爱情，又有残忍无情的折磨。张炜对于性和爱的表现，其历史生活视野极其雄健深刻；张炜对于性与爱的表现，具有独立的界限。性与权力相交换，或受权力所支配，那是“非人道”，而性与爱相结合，则是“自由的美”。《古船》过于残酷之处，就在于没有一对有情人能自由结合，隋不召与张王氏之间，抱朴与大喜之间，李家后生与含章之间，全部都是痛苦而无望的爱情。茴子和小葵，皆为了爱情作出巨大牺牲，这是残酷的美，是折磨人的情。张炜的长篇小说，就是不给他们团圆的机会，显示了时代生活悲剧的真正特质。
张炜的残酷性，主要表现为对待性的认识。例如，赵炳“德高望重”，一方面，拥有“土皇帝”的淫威，他善于利用权力构造自己的神秘，恰如其分地扮演领袖和英雄的角色；另一方面，他能驾驭各种人物。赵多多这个魔鬼是他的奴才，张王氏这个半仙是他的仆人，上面来的地方官，在他的神秘淫威下，也只好改口称“四爷爷”，含章被玩弄于他的股掌之上。我不知道张炜对赵炳的雄性之力与美的描写，是出于何种心态，我宁愿相信这是“残酷笔法”。他饮酒，将含章掀倒独享性之欢乐，深通养生之秘诀，如同是“神”。外表从容不迫，勇敢智慧，却有着魔鬼之心，洼狸镇上，所有迫害与残酷行径，皆与他有关。在他身上，体现了乡土生活的邪恶价值的胜利与狞笑。赵炳，一方面，洞悉含章的心理，作认罪之表示；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达到性享乐之目的。张炜通过对邪恶生活的价值的理解，把“神”与“魔”，统一在赵炳身上，这不能不令人惊叹张炜的笔力。这种性的残酷描写，在五年之后，再一次发生艺术的独特魅力。
这便是《九月寓言》的诞生。这里，性的残酷，已不再是权力与性的关系，而是粮食与性的关系。流浪到海边山村的庆余，牵着一只老黄狗似疯似癫地说着胡话，沿街乞讨。张炜洞悉了历史的盲点，就在于他对这种关键问题的把握。他要在历史生活的黑洞里，永远开拓下去，为了真正发现文化愚昧和罪恶之根源，寻求新价值的思想光亮。张炜坚持彻底的现实主义，尽管他采用了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手法。饥饿问题的提出，将历史的盲点再一次展示出来，因为生存受到威胁，性与人格尊严，处于极端次要的地位。庆余为了活命，吃饭度日，于是，就如同一具母狗，被人随意唤来使去。老光棍汉金祥不用再向豆子下跪，可以同庆余一起制造欢乐。
异乡人因为饥饿而流浪，原乡人准备为性饥饿而冒险。庆余被这个海边小山村的老光棍汉用来用去，就是因为粮食给能干的庆余带来了一点生趣。更多的人，则陷入性的焦虑与痛苦之中。肥是唯一获得了新生活希望的女人，赶鹦以及她的伙伴们就在痛苦中煎熬，等待他们的或者是大脚肥肩的摧残，或者是独眼义士的悲凉，看不到希望，但是，张炜渴望从历史的盲点中走出来，真正描绘胶东半岛的“日出与阳光”。那真正灿烂的秋天，充满幸福、富足、狂欢和自由的金色秋天，是否能真正到来？张炜让充满希望的人们，让对良知与美德充满信任的人们，让对春天和阳光必将到来充满信心的人们，期盼着生活的自由未来，然而，未来在时间观念中极其虚幻。审美理想和生活理想，注定要在精神世界中流浪，这就需要牢牢把握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信念，相信现代化和自由必将到来，愚昧和黑暗必将过去。任何倒退和复古都是要不得的，只能面对历史并展望未来，这就要时刻坚守这种信念，为这种信念付出努力。
每个时代的作家，都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因而，作家必须具有超越常人的伟大信念。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必将堕入平庸，这就需要胆识，需要勇气，需要牺牲。似乎越来越多的作家，把钱作为创作的选择，人们已经认识到：不必耻言钱，钱是生存的根本，但绝不能在钱面前跪下。我们的作家，曾经在权力面前跪下，如果再在钱面前跪下，那么，就丧失了最起码的良知。泰戈尔坚信在黑暗的时代，只有诗人才真正守卫着道德和仁义，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哨兵。在现代舆论社会里，选择什么样的生命观念，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信念，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平凡的事情。
只有肩负历史的使命，真正独立的文学价值创造，受到舆论支持而不被舆论支配的文学，才可能诞生。从民族的苦难世界步入自由欢快的人类乐园，才有可能。要想与现代舆论相对抗，实现作家的自由理想，确证神圣价值观念，必须与无声的敌人作战。只有不断地反抗和否定那些落后的世俗价值观念，才能真正扞卫艺术的神圣使命，才不至于在现代舆论的价值评判中沉沦。现代舆论的价值导向，由于受市民文化价值观念的制约，必然生成种种畸变；真正的作家，不会在现代舆论中放逐自我，总是力图消解那些被混淆被置换被愚弄的价值观念。这种探索，不是通过概念完成的，而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创造来完成。当自由的艺术形象，以自由的生命存在价值理念进入公民的心灵中时，它就建立了自由的生活价值信仰，这种艺术力量是艺术形象创造的最高价值所在。我们的历史现实生活，充满了价值扭曲的苦痛，在每一革命时代，人们皆渴望摆脱这种价值扭曲的痛苦，因此，需要通过艺术形象自由地展望生命存在的神圣自由价值理想。现代人只有在自由价值的坚守中，才能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论美学的探索和价值判断，显然永无尽期。
第五节 野地狂欢：贾平凹与莫言叙事的价值原则
6．5．1生命野性崇拜与乡土文化历史的诗性想象
现代中国价值论美学，通过形象的自由反思与价值判断，得到了具体而充分的体现。只要进入丰富的文学艺术世界，就能深刻地理解现代中国的价值美学理想与价值美学观念。“艺术形象”，是生命价值的感性具体体现，与此同时，审美价值体验，可以通过形象自身得到充分表达。人们可以从文艺作品进入现代人的生命世界，也可以通过艺术形象感知现代人的生命存在；在这个生命世界与生命存在的历史展开中，可以自由地认识中国人的生命价值观。应该看到，他们是那么乐观勇敢地活着，那么野性地活着，又是那么苦痛而压抑地活着，这就是形象创造的价值，也是形象创造的力量。我们虽然可以找到普世价值观，以普世价值作为生命存在的理想力量，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世界中，只有富有生命力量的形象才为人所崇敬。只有具备伟岸品格的国民形象才能感动人民，艺术家必须正视并创造这样的生命价值存在。世界是如此复杂，我们的精神重心只能倾向于一点，关于生活世界的价值判断也是如此。熟悉城市生活的作家，可能对乡村生活有内在的隔膜，这种隔膜，可能妨碍作家的正确价值判断，同样，熟悉乡村生活的作家，对城市生活也许有本能的对抗。每个作家，只能就他熟悉的生活作出价值判断，尽力站在人性的立场上表达生命价值观念。鲁迅开拓的现代乡土文学，确立了评判乡土生活的特殊视角；这种特殊视角，是寻求乡村与城市生活的对比，在乡村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对抗中确立生存的价值。因此，乡村生活的原始、神秘、愚昧、古朴便成为现代作家的价值关怀重心，这其中，包含着十分复杂而又矛盾的生活意识。乡土作家渴望在这种原始、神秘、愚昧而又古朴的乡土文明中发掘出生命的复杂意义。“原始”一词，标明了现代人对历史的情感态度，既包含着生产工具和生活状况的落后，又包含着混沌、神秘、蒙昧、迷狂、压抑等因素。面对乡村生活的原始，就是面对历史存在的真实，原始主义和半原始主义艺术的复活，就揭示了生活的原始性和复杂性。随着科学与文明生活的进步，乡土文化的神秘越来越显示出负面价值。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能够让人们更好地认识苦难而悲伤的中国历史。
贾平凹与莫言，皆是以小说形象创造，参与现代中国历史生命价值沉思的艺术家，他们皆是由乡村迁移到城市又从未割断与乡村联系的作家。
都市与乡村的对比，现代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冲突，历史沉思与未来展望，促使他们思索乡土中国的社会问题，于是，作家便产生了“理解和拯救乡村”的创作冲动，试图表现那梦绕魂牵的原始故乡。作家对原始故乡的历史信息和现实信息、民俗信息和生活信息的加工创造，是那么扑朔迷离，是那么强悍逼人，显示着乡土中国历史的悲怆与沉重。那种生存的景象与生存的意志，简直是生命的绝望式挣扎；这种绝望式的挣扎，展示了作家的心灵世界，凸显了价值论美学的内在张力结构。应该承认，贾平凹与莫言，对乡土那种亲切而又苦涩的情感所进行的淋漓尽致的再现，得益于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现代艺术。在中国小说传统中，《聊斋志异》，也许可以看作是现代乡土小说的最早源头。尽管志怪小说在六朝时期已经发轫，但是，那承接神话传说的短篇故事，较少具有批判意味。《聊斋志异》是那么富有人情意味，悲怆与欢欣如此奇妙地交织在一起，这部神怪史诗，正是蒲松龄对其原始故乡的素描。神人鬼怪之关系极具象征意味。
蒲松龄的创作，表达了他对故乡的异常复杂的情感；这种感情，很有对比意味：一方面，他渴望逃离故乡，借助科举高升，改变贫寒困窘的处境；另一方面，又在民间闲谈中获得极大满足，这是比“四书五经”所虚构的理想国更为真实的世界。民间智慧，显示了乡民的极大创造力，他们在贫寒中的渴望，在寂寞中的想象，展露了纯洁善良的心灵。这就是亲切而又苦涩的情感。贾平凹与莫言的乡土形象创造中的价值体验，正是这种古典精神与历史生存哲学的混合。从生存意义上讲，“离乡”意味着解放，逃离故乡并遁入异乡，成为人们的梦想，此时，恋乡的情感让位于恨乡情感。在故乡遭遇的屈辱记忆和贫寒折磨，无法从作家记忆深处抹平，但是，从创作意义上讲，又是极其丰厚的生活馈赠。每当远离故乡时，那种地理意义上的惯性，使作家对故乡异常亲近。无论是门前的池塘，还是屋后的竹林、菜园青葱的灌木丛，抑或层层梯田，与群山相伴的原野，抑或声声悠远的船歌，悠扬牧童的生命之歌，皆可能唤起作家亲切的记忆。那美妙的初恋，温和智慧的老汉，邪恶的支书，作恶多端的淫棍，具有侠肝柔肠的英雄好汉，一切原初的生活故事，通过生命的创作价值体验，在贾平凹与莫言的创作记忆中，皆能想象性复活。一旦“原始故乡”亲切而又生动起来，苦涩也变化成了甜美，激发他们写出抒情的乡土诗篇；那份沉重，那份轻灵，那种执着，那种氛围，便显示出他们独有的生活优势和想象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