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乡土生活想象与乡土中国社会的价值信念
6．1．1乡土文学创作与中国传统审美价值观的生动呈现
考察价值论美学，或者说，建构价值论美学，理性思考与观念综合，无疑是最重要的，但是，从文学艺术自身出发，考察文明内部的审美价值观或民族间的审美价值观，依然是最重要的最有效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在考察民族国家的审美价值观念时，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价值准则或基本的审美文化精神，因为这是一民族国家相对于别的民族国家的特异之处；不过，任何共同的文明审美价值准则，都不能代替具体的审美价值创造与审美观念的多样性与个体性。故而，在对中国价值论美学进行有选择的分析之后，如何结合乡土文学更深入地理解乡土中国的审美价值观，评价乡土生命文化价值观的得失，就成了有意义的问题。中国古典价值论美学的重构，从思想意义上说，离不开经典解读，从生活意义上说，则离不开乡土文化解释，或者说，只有从乡土文化实际出发，才能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古典文化价值的生成之谜。有意思的是：经典思想，代表的是中国理想价值，而乡土小说，则真实地记录了中国民间价值信念。前者是对世俗生活价值的超越和提升，后者则是对生存现实与世俗价值的形象说明。
因此，从乡土文学出发，可以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审美价值观的生存依据。
在乡土文学中，乡土小说具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应该承认，艺术家对人的价值关怀，总是力图建构起深度艺术模式。在所有乡土艺术中，乡土文学的文明生活图像具有最大的影响力，这可以通过中外文学的历史事实获得证明。乡土文学创作，反映了作家探索本土生活世界的宏阔视野，它是艺术家对自己深爱的故土与民族文化生活的深刻而具体的体验，是其个性才能、意志和思想的形象化展示。从民族国家意义上说，一部乡土文学，就是一部心灵史、一部断代民族史、一部时代思想史，它总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烙上鲜明的时代印迹。在探讨中华民族的审美价值观念时，有必要对乡土文学的文明生活图像加以探究，它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生活中的国民与现实生活中的国民。所谓“文明生活图像”，即乡土文学的深刻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呈现出来的心灵范式和深度精神空间，如果在这一问题上缺乏深入而清醒的自觉意识，那么，乡土文学创作的现状，便无法真正得到改变，也很难深入地理解乡土生活的价值论指向。
从作家乡土文学的创作实际中，可以看到：作家对创作题材的选择，大都与亲身经历有关，也就是说，心灵的积淀，大都是生活历史的投影。
当作家进行创作时，必须对这种生活记忆进行发掘，相对而言，在人的生活历史演进中，职业、社会角色、社会意识、生活际遇、历史记忆、生长环境、文化接受等，都潜在地具有特定生活空间特性。作家熟悉特定生活空间内的人和事，这些人与事，就构成了特定的历史与现实时空；由于特定生活空间的独立性，就决定了同性相吸或异性相斥的意识，在情感和思想上，都有强烈的排斥异己的倾向。站在特定生活空间的立场上，对特定生活空间之外的人与事，总是有着不可避免的误解；也就是说，特定生活空间是作家的封闭式生活，作家总是在特定生活空间体验中俯瞰众生。乡土文学的心灵范式，受制于这种特定生活空间文化，因题材独特而显示出心灵的深度。文学创作，其实，并不能改变什么，也许可以影响人的心灵与情感，他们更多的是为了生活与历史记忆，通过历史与生活的记忆，让我们重新认识人性，重新理解生命，重新在历史的生活中反省现实生活，展望未来的美好生活。我们的生活与生活记忆，就是通过文化记忆与生活记忆来确证的。
人一诞生便被抛入特定生活空间之中，这是宿命而无法改变，例如：乡土作家的特定生活空间总是离不开故乡。土地、山林、牲畜、村居、劳作、饮食、嫁娶、贫富、阶级、礼仪、宗法、迷信等等，构成乡村风俗生活图画。乡土作家大都生于斯长于斯，对特定的乡村生活，有着长时期的深入细致地体验，这样，就建立起乡土作家独有的特定生活空间意识。乡土生活圈与城市生活圈，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乡土作家的生活特定生活空间多少具有近似性的话，那么，城市作家的生活特定生活空间，则丰富多彩而且千奇百怪。城市作家的生活，取决于作家的文化观念和生活体验，都市作家提供了艺术发展的最大可能性。由于特定生活空间之复杂，人物之复杂，都市作家的创作，也就显得丰富多彩。既有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也有刘心武的《钟鼓楼》；既有贾平凹的《废都》，也有钱钟书的《围城》；既有《皇城根》，也有《上海的早晨》。除了乡土作家、都市作家之外，还有各种类型的特定生活空间作家，那就是善于写流浪者的作家，亦可以称之为“江湖”特定生活空间。神仙怪道、打家劫舍、水上漂泊、山林栖居，既有闲人哲学的庄严性，又有市井生活的浪漫，充满单纯而又奇幻的想象力。盗亦有道，一艘船上、一架飞机上，敷衍出风流激荡的故事。此外，以描写战争为主旨的作家，其乡土文学的构成带有鲜明的战争文化氛围：战争场面的描写，孤胆英雄的豪勇、浪漫与热情，杀敌的智慧和必胜的信念，只有在特定的战争场景中展开并形成战争生活的特殊情形。由于不同的生活有特定生活空间体验，导致乡土文学题材和思想的复杂性。
这些类型作家的文化生活记忆，大致可以代表乡土文学创作的基本类型，这是从题材入手，去把握乡土文学的内在精神。特定生活空间，总是以作家的生活为主轴，作家将其敏锐的文化触角伸展到每一方面，去搜求和捕捉那陌生而又新鲜的信息，构筑内心的变动画面。特定生活空间与特定生活空间之间，不乏共同性，即，在生命情感上相同，但是，特定生活空间与另一特定生活空间之间的差异性，也是极其明显的，这种差异，构成陌生化效果。在涉及乡土文学的文明生活图像问题时，我们必须考虑的是：作家如何建构独立的特定生活空间体验。任何特定生活空间都有可歌可泣、可笑可鄙的故事，如钱钟书的《围城》所揭示的留学生和学者世界，既具特定生活空间意识，又带有鲜明的悲喜剧色彩，它能引起人们心灵的共振。这就是说，作家无法超越自我特定生活空间并不要紧，关键是，能否揭示出特定生活空间内人物的独立心态和生命意识，因而，有必要强调作家的特定生活空间意识。特定生活空间意识，是作家识得庐山真面目的独特体验，它拥有不为人所知的悲喜剧材料和陌生化的生活情节。这种特定生活空间意识，所展示的特异的生活面貌，能给予接受者以无穷启示，特定生活空间意识要紧，表达出特定生活空间内人物的独特命运，更为关键。
作家俯察芸芸众生，冷静而奇幻，浪漫而热情，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无时无刻不得到作家的心灵关怀。作家写人、理解人并赋予人生以意义，虽然许多科学也研究人，但是，只有文学艺术，关心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展示的是人的全部生活，这在乡土文学创作中尤其突出。作家不只是截取生命的某一横断面，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对生命进行思索，人的命运、人的生命史和心灵史成为作家关怀的中心。作家总是从人出发，无论是创造典型形象还是象征形象，都力图发掘形象所具有的深广历史意义；乡土文学的许多形象，不只是代表民族的时代精神风貌，而且具有世界意义，甚至具有人类学意义，如唐吉诃德、于连、孙悟空、贾宝玉等。作家所创造的人物，只要揭示出心灵的深度，就具有人类意义。尽管如此，可以看到：任何形象都只是代表一类人，它带有明显的特定生活空间意识，因此，农民形象不同于城市职业者形象，战争英雄形象不同于流浪英雄形象。每一类形象，都受制约于作家的社会生活，形象的创造，是作家所熟悉的生活的艺术转化，这又涉及乡土文学文明生活图像的另一问题：优秀的成功的乡土文学，并非是借助题材选择获得成功，而是得力于作家对自己所熟悉的社会生活的深度发掘。深度发掘，绝对不是对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历史现象的简单还原，它需要从人们所习见，所接受的传统意识中去发掘出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新生活内容，尤其是在政治文化传播意识的支配下，人们很容易形成文化评价的定势，并接受流行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从而遮蔽自我心灵世界。流行的政治文化观念，从来就妨碍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度发掘。
如果没有清醒独立的自由意识和反抗意识，那么，乡土文学创作，很容易成为单纯的时代传声筒和政治文化观念的形象图解，这就要求作家既要熟悉特定生活空间内的社会生活，又要有宏阔的人类学视野和历史文化视野，能够洞察历史并预见未来。只有这种乡土文学，才具有真正的历史性和先锋性，它就不只是时代的人的文化消费品，而是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这种深度的发掘，需要作家具有深刻而独立的思想，也需要作家建立起系统而又完整的生命哲学体系和人类精神文化体系。
真正的作家，决不会像商人那样，始终关注市场，有些作家并不关注接受，只关注乡土文学创作是否真正对世界有着独创性理解。芸芸众生的生活是那么奇妙复杂，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生命取向和活命哲学。作为社会中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社会，并接受民族的社会的文化道德规范，但是，在不违背这种基本的道德规范的前提下，人们又是那么渴望自由地实现生命的理想。为了达到生命的目的并满足生存的欲望，众生就有着不同的手段、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生存意识。人是社会中的文化中的人，置身于群体之中，又是独立的生命个体，渴望不断施展自我的潜能。即使是艺术家，也很难简单地评价和理解人，人是复杂的，所以，作家对于人的发掘总是异常艰难，绝对不能简单地穿透那人性的内核，这就需要进行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的发掘，把人置于立体的思维空间中。
乡土文学叙事写人很容易，但是，把人写活却很难。张炜《古船》中的赵炳这个形象，之所以可以视作民族时代文化的表征，正是作家深入发掘的结果。张炜把受苦农民成长和蜕变的历史置于广阔而多维的社会背景中，从而展示出作家心灵的深度，这就告诉我们，乡土文学创作不能满足人物生活故事的铺叙，而应该洞悉人的复杂心理感受，并将这种心理复杂性表达出来。把这种特定生活空间体验的独特性再现出来，还必须借助于虚构。特定生活空间、心灵体验和艺术虚构，是关联在一起的，只有这样，乡土文学创作才能显示出深度。这种深入发掘，不仅是思想的直接传达，而且涉及艺术虚构问题，实际上，乡土文学的艺术虚构，比其他艺术形式更为复杂。作家所面对的是复杂的生活历史世界，在作家的心灵深处积储着无数芜杂而零碎的信息。乡土文学作者，必须在生命体验与认知的前提条件下，以形象创造为中心，选择并提炼相关的信息，才能构造出完整而又充满生机的艺术整体。虚构是艺术提炼的过程，也是艺术选择的过程，是精神创造的过程，也最真实地体现出作家的艺术才能和艺术意志，这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最关键的问题。
艺术虚构，绝对不是简单的情节设计和情景组合，而是要力图写出人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复杂性。许多人总是渴望以数学的简化方式去处理社会生活，这完全是天真的梦想。乡土文学作家并非有意要把生活复杂化，而是要揭示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复杂性并不只是生活的杂乱无章，而是社会道德法律秩序与人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冲突。“复杂性”，是指在我们所习见和看得见的礼仪、风俗、微笑、欢乐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神秘而恐怖的东西。我们当然可以用简化的社会现象去掩盖那深度的黑暗与恐怖，或者遮蔽阳光和希望，但是，人是有自觉自由意识的存在物，并渴望历史的进步。只有不断地穿透黑暗和恐怖的迷雾，才能自由地迎接光明和未来。这就是虚构的价值：一方面让我们正视生活的存在处境，一方面又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力量和希望，这就是乡土文学作家所要透过现象去抓住的本质，即借助作家独特的生活体验去进行深度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