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美学间的融通性精神整合与普世价值理想的确证
中国现代美学家正是借助差异性价值比较原则，以中国本土美学作为基点，消化吸收西方美学精髓，最终建构起了一套独特的现代美学价值观念系统。正是从比较美学的原则出发，当代中国美学家普遍感到重建中国美学的必要性。重构中国美学，从比较美学与价值论的立场上看，只能走融通性的精神整合之道路。现代美学重建的当代范式，不能得到普遍的认可，就是因为现代中国美学缺乏真正的融通性。已有的审美价值论范式是：或者从西方美学观念出发，构造出与俄苏美学近似的体系，这种体系几乎都是美学概论式的；或者以西方传统美学和康德-黑格尔美学为骨架，完全脱离了中国传统；或者以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和命题演绎归纳出一套美学体系，又完全缺乏现代蕴含。到目前为止，始终缺乏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美学价值范式，因而，重建价值论美学绝对不是空洞的呼吁，而是民族生活重建的文化使命。成中英认为：“重建就是重新建构的意思。不仅重新建构，还要把不合乎重建标准的传统哲学命题予以扬弃。”这实质上就是发展观，我们不能死守着传统美学的经典界定，更不能以古代命题代替我们的思考，而是要发展和创新，这种发展和创新，又必须建基在对传统的诠释和扬弃之上。中国美学的价值论或知识论重建，不仅包含了解释学的要求，而且包含了分析哲学的要求。从分析哲学出发，是为了用新的美学语言来彰明美学的内涵，实现美学语言的重建。解释学的目的，是要实现生命价值论与生命本体论思想的重建，整个美学的重建，就是寻求系统重建和语言重建的一致。这种重建，是要把古代美学投射到现在的和未来的平面，使之具有现在性和未来性。重建，可以说是现代美学的必由之路，也是融通性精神整合原则的实施。
任何思想的重建，都涉及内在思想价值主导的问题，如果说，语言哲学和解释学可以视作这种重建的工具和方法的话，那么，生命哲学精神或哲学人文主义思想传统应视作现代中国美学重建的根本。中国现代美学重建，基本上有两条线索：一是立足于西方，以俄苏美学体系建构美学概论体系，一是立足于东西方生命哲学基础上的美学体系。由于前一条路线的重建的前提缺乏生命精神，价值论的美学体系，犹如枯老的树干，除了干巴巴的概念和命题，少有切近生命实际的阐发；由于后一条路线始终贯彻生命哲学精神，从生命创造和生命理想的基础上去理解美学，因而，它不仅对生命体验有诗意的阐释，而且对人的创造精神有着真正的启示。
基于这种理想精神的现代美学，就显示了特有的创造力和生机，也是重新评价新儒家和新道家美学的根本原因。新儒家和新道家的美学建构，都是基于比较美学的立场，同时，以生命哲学精神为主导，这在宗白华、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的美学思想中体现得尤其突出。宗白华并没有系统的美学建构，但《美学散步》的诸篇什，皆充分体现了融通性的生命美学精神。从比较美学的角度来看，他对生命美学精神的阐释，既有中西美学的比较，又有不同艺术之间的比较，这两个层次的比较，在他的生命价值论美学中不是矛盾的，而是融会贯通在一起。他将《易经》、老庄、禅宗和希腊哲人、歌德、尼采、罗丹，又将诗歌、书法、绘画、音乐完全融合在一个共通的生机活泼的美学系统中，这就使他不仅对艺术有精到的阐发，而且对人生有独到的体验和发现。他曾提出：“尤其是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而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艺术家在这时失落自己于造化的核心，沉冥入神”，“从深不可测的玄冥的体验中升华而出，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在这时，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的境界具象化、肉身化”。正是通过舞蹈、书法、诗歌与绘画的生命自由表现特性的强调，即贯彻生命哲学的精神，宗白华才赋予艺术以如此独特的生命神性。类似于这种人生艺术化和艺术人生化的体验，在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中极为常见，透出一颗艺术心灵的跃动和灵秀。
在现代生命价值论美学的构建中，方东美力图把握艺术的整体精神，而不作具体的艺术分析，在生命哲学理想的支配下，开发这种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他以宇宙为“生命环境”，以人生为“情理集团”，即把主体精神规定为包含情与理的两个层面，强调“情乃生命之本质”，以此进行生命价值论美学的自由阐释。“生命是有情之天下，其实质为不断的、创造的欲望和冲动”，在此，他把生命情调解释成非理性的生命欲。“生命的情趣，是进取的欲望，向前的冲动”，而且，这“生命欲”，是一切观念文化的根源。
“生命是思想的根身，思想是生命的符号”，“我们可以看出生命是新颖的现象，不能与物质等视齐观了，生命的现象系以机体的全部为大本营”。
方东美融通中国儒家和道家思想、希腊思想、印度佛家思想和德国哲学精神为一体，建构起极具灵性的生命哲学体系，他把生命精神与诗性精神贯注到东西哲学之中，又将生命精神提升到人类精神文化之上。他的创造性阐释，确立了中国现代美学融通东西方美学之典范。看来，这种融通性道路，以生命哲学精神为主宰，的确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独特创造精神，也深刻地体现出比较美学之合理性及其比较美学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在现代中国的价值论美学构建过程中，李泽厚实质上有两套美学体系：一是外在的美学体系，即从认识论原则出发，建构出一套关于美的本质、美感的本质和艺术本质的构想。这套美学体系，满足于观念的界定和命题的阐释，表面上看来很有思想个性，但是，这种思想体系，是外在于生命的。二是内在的美学体系，即通过中国文化或文明自身的理解，确证了中国文明中心性自由与礼乐精神所具有的美学价值。这套体系，完全出于对中国文化的自觉领会和发挥，他将中国古典思想的审美精神和生命理想，自觉地发掘出来，并加以自我体验与灵思感发，显示出独特生命经验。
这一方面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理解，另一方面也基于他对中国和德国美学的比较研究。他之所以能抓住宋明理学的精神本质，就在于：他能通过康德的实践理性看到宋明理学的现代意义。他关于庄禅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又得力于他对海德格尔和康德的深刻理解，在这一对矛盾体系中，李泽厚从本质上倾向于后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思想，皆围绕价值论的与实践论的哲学和美学来展开。在海外新儒家看来，李泽厚能够在文化封闭的时代作出这种深入的价值论的比较研究，应该视作“思想奇迹”。事实上，李泽厚对老庄哲学美学和禅宗美学的体悟是极为倾心的，他不止一次表白了这一心迹，这完全是出于比较研究之后的明智选择。李泽厚曾提出：“比较起来”，在希腊乃至德国的传统中，常常可以感到在极端抽象的思辨之中总蕴藏着一股激昂骚动狂热的力，拿德国来说，从康德的实践理性到费希特哲学、谢林哲学以至黑格尔哲学，一直到叔本华、尼采和海德格尔，无不如此。但是，在中国，却既没有那极端抽象的思辨玄想，也没有那狂热冲动的生命的活力，它们都被消融在这种儒道互补式的人与自然同一的理想中了。从价值论意义上说，这种比较与解释，尽管还有商榷的地方，但是，其基本精神的把握，显示了他那种思想融通性的努力。
思想的融通和整合，绝对不是外在的语词现象的编排和整理，更不是想当然地凭借感觉而作出的判断。我们的价值论的美学比较，之所以被视作危险的事业，就在于这种想当然的比较。把不相同的思想放在一起比较是不合适的，把不是同一层次的思想家放在一起比较更不合适。如果我们忽视客观历史性原则，忽视了可比性和相同相近相似的文化背景，断然把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思想对象生拉硬扯到一起，难免不出差错。中国现代的价值论比较美学观，在现代美学家的理论实践中，初步得到完成，然而，真正系统深入的价值论的美学比较并未真正诞生，我们的比较哲学研究，似乎总是走在比较美学的前面。应该承认，今道友信的东西方美学比较和东方美学比较，值得我们作为新的思想出发点，虽然他在纯粹美学理论方面建树不大，但是，在比较美学方面，则取得十分引人注目的成就。例如，他的《东方的美学》，就中日美学进行比较研究，发掘了东方美学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精神，并接近生命的神性存在。比较美学与单纯的美学研究不一样，它通常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的问题。
价值论的美学比较，是从思想的实际出发，它从来就不应空洞，也不受制于传统的美学概论之体系，它试图把新旧体系加以提炼并形成综合。中国现代价值论美学观，已充分展示了这方面的活力，无论是古典美学的内在比较，还是中外美学的综合比较，这种新异独创的观念，总能不断激活人们的创造。现代中国的价值论比较美学观，不仅建立在历史文化背景的探讨之上，也建立在价值论与目的论的创造性阐释之上。中国的价值论比较美学，最终不是为了对中外美学史进行比较阐释，而是为人类学美学的真正建立铺平道路，为中国人的生命理想和自由精神寻求文化依靠。
由此看来，当代中国的比较美学应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比较研究，旨在实现互补性的完成”，这是价值论的比较美学所应担当的使命。
回顾近百年来中国比较美学所走过的道路，既可以看到十分令人欣喜的成就，又不得不面对十分拙劣肤浅的探索；最为可悲的是，我们的美学偏见，决定我们总是陷于拙劣而又肤浅的美学观念中而不能自拔，以空洞肤浅的美学谈论为乐，而放逐了对真正美学问题和美学思想的探究。
中国现代美学的真正有价值的探究，处于被遗忘状态，美学史总是被肢解，被当代人的声音所遮蔽。必须在历史的透视中获得真正的美学发展观，肤浅空洞的美学讨论不会具有生命力。当我们超越了当代伪美学家的理论聒噪时，便听到了真正的美学声音，这种真正的美学声音，代表着中国美学的最高成就。这种美学探究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现代价值论的比较美学的方法论的建立。这种比较美学的方法论与比较哲学的方法论是一致的。在这一方面，金岳霖和胡适发挥了关键作用：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以西方逻辑为哲学的内在结构，以中国古典哲学范畴为创造性话语表述方式，即从方法论上为中国现代哲学和美学寻求到了真正的逻辑依据；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则让我们学会了重新评价先秦哲学思想，这种逻辑的哲学方法，是现代比较美学建立的基本保证。
思想的民族语言表达，意味着对共同的天地人生问题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智慧性解答，应该承认，比较美学的目的，是为了寻求美的普遍真理的自由表达。其二，是以西方价值论和中国古典价值论为共通性思想文化基础，把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相统一，把伦理价值原则和审美价值原则相统一，显示出比较美学的复杂精神文化背景。在这一方面，以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为代表。牟宗三系统地探究过中国周易哲学、儒家哲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康德哲学，他以康德三大批判作为建构中国哲学体系的宏伟目标，系统地译介和评注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在这种译注阐释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哲学的实际，完成了《现象与物自身》、《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才性与玄理》、《心体与性体》、《佛性与般若》等哲学着作。牟宗三是现代中国比较哲学的大师，也是现代中国杰出的哲学家，他对哲学的精深构建，预示了中国哲学的世界性意义。他的美学思想，包含在这一庞大体系之中。有人指出：“消化牟宗三哲学，是未来中国哲学的任务。”未来中国美学，也不可回避牟宗三的问题，他从原始生命哲学出发回到生命问题的本原探究上来，是现代比较美学的生命价值观念的典范表现，很有研究的价值。其三，以中国本位文化观念解释人类艺术创作的精神现象。
在这一方面，以陈寅恪、闻一多、钱钟书等最具代表性，他们从实证出发，通过具体的诗歌艺术的解释，把文明深处的自由精神形象与生活自由价值追求，看作是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与价值所在。这三位优秀的学者，皆以东西方艺术比较为学术自身的使命：钱钟书深刻地洞悉中国文化价值观对创作心理和创作评价的深刻影响，他的《诗可以怨》，堪称这一问题研究的杰作；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真正揭示了中国作家的生命价值理想和生命价值观念；闻一多的《诗与神话》，则洞悉了中国古老文化的内在秘密，揭示出中国艺术的神话文化精神和神秘主义思想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