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伦理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命脉，是区域发展的软实力。在现代社会，信用是最根本的社会关系、最直接的经济关系、最重要的法律关系、最基本的伦理关系。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政无信必颓。随着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的展开，信用制度也面临着由人伦信用向契约信用的转变。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契约信用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伦信用是两种有着本质差异的信用制度。如何实现由人伦信用向契约信用的转变，这是我国经济制度和信用制度变迁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浙江是我国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也是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初期，浙江的市场状况一度十分混乱，对浙江经济造成了不良影响。浙江人在闯世界开拓市场的经济浪潮中，接受了现代市场经济信用文化的洗礼，实现了从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到“信用浙江”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具有开放性的、与时俱进的浙江模式，形成了“敢为人先、自强不息、明礼诚信、共生共荣”的精神。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省份，浙江诚信建设实践无疑具有先导和示范效应。根据我国的制度事实，结合浙江改革开放以来诚信建设的实践，探索我国市场信用制度创新的思路和途径，对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信用制度，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至关重要。
本书采用伦理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相结合的基本研究方法，坚持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统一，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信用制度建设的实践，以信用制度由人伦信用向契约信用转变为背景来总结浙江这样一个全国先富起来的地区如何建设信用秩序的经验，旨在揭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与信用制度之间的互动机制，揭示市场信用建设的规律，研究市场信用制度变迁的中国特色，重点研究信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在此基础上揭示中国信用制度创新的思路和途径，探索我国市场经济信用建设的基本规律，为我国其他地区诚信建设提供参照，从而推进我国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建构，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信用制度变迁：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
所谓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更换、替代过程。人类信用制度经历了从自然经济时代的信用制度，到货币经济时代的信用制度，再到信用经济时代的信用制度的演变。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里，信用制度经历了缓慢的演变过程。信用制度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信用制度。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程中，人类社会的生活秩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必然对传统的社会信用结构提出深刻的挑战。不同的国家社会结构转型的历程及其所引起的社会阵痛各不相同，社会信用制度所经历的演变历程也各不相同。
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是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历程中所引起的深刻的信用制度变迁。随着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的展开，信用制度也面临着由人伦信用向契约信用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市场逐步成为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人们的信用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传统社会，信用主要表现为一种人伦信用。人们在发生经济社会往来时，主要依靠双方之间的道德信任来约束各自的行为，依靠无字无据的“君子协定”来使双方自觉地履行经济义务或其他义务。人伦信用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在自然经济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血缘和亲情关系为纽带的。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成为社会的基本关系。个体的基本社会角色是家族成员，而不是社会公民。不仅如此，血缘还是人际关系的基本类型，是一切关系的基础。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范式是所谓的“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五伦”。五伦中，父子、兄弟是天伦，君臣、朋友是人伦，夫妻则介于人伦和天伦之间。五伦的基本原则是人伦本于天伦而立，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延伸，朋友关系是兄弟关系的延伸，夫妻则概括一切男女关系。同时在直系的血缘之外有许多准血缘关系，上下比父子，朋友比兄弟，于是一切伦理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扩充。血缘本位导致了人们对情感的重视。
血缘机制的核心便是“情”。在人际交往中，人们以人情为调节机制，通过“修己正心”、“以心换心”、“将心比心”、“投之木瓜，报之桃李”的人际互动交往来维护相互之间的信用关系。同时在自然经济社会，人们的生活自给自足，社会流动性很小，“低头不见抬头见”，在这种“熟人社会”里，极易建立和保持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主要表现为一种契约信用。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契约经济。市场经济使人们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的世界”，由于交易范围的扩大，人们相互不知底细，商品交换的信用只能依靠契约来维护。
在“契约社会”，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都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人们不再是束缚在“家族”内听任“家长”的支配，而是处于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中，受契约调整。这种新的社会秩序不是在血缘关系中确立的，而是由每一个人根据契约而形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成为社会关系产生的基础、联结的纽带、根本的内容和实现的方式。契约是市场交换关系的法律形式，契约信用关系的建立和正常运行，需要依靠强有力并且公正的法律。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普遍化，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和复杂，人员流动性较大，传统的重复式、人情式交易越来越被非重复式、非人情化的交易所取代，与此相适应，仅仅依靠人伦信用关系无法满足流动的、分化的、异质的个体之间的经济交往的需要。于是必须借助于以法律为保障和后盾的契约信用关系。因而，信用制度也逐渐由人伦信用向契约信用制度变迁。
由人伦信用过渡到契约信用，社会信用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用要求由模糊到清晰。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只是一般性地要求诚实信用，但应达到何种程度，却没有任何量化指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要求具体而明确，往往伴有量化的指标来衡量信用关系的实现程度和可靠程度。现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进行信用评估，不仅对企业进行信用评估，而且也对国家进行信用评估；不仅有对信用的定性分析，更有对信用的定量分析。
第二，信用约束机制由弱到强，由软到硬。在传统社会中，信用约束机制侧重软约束，即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个体的道德自觉来保证。背信之人、之行受到的是社会舆论的谴责和良心的谴责，仅此而已，难有进一步的惩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约束机制硬化。在现代社会中，信用主要是借助法律权威来监督和保护；当信用遭到破坏时，对责任者不仅要进行舆论谴责，更要实施惩罚。依靠制度、法规的力量来建立和维系信用秩序，是市场经济信用体系区别于自然经济条件下信用体系的根本特征。
第三，信用关系作用范围由小到大，由狭窄到宽泛。在传统社会里，信用起作用的范围常常是很狭窄的。由于约束机制较为软弱，人伦信用关系很难在较广的范围内，或在素不相识的人之间实际地发生作用，多是限于朋友、亲戚、邻里之间或较为熟悉的人之间，带有较浓的人情人伦色彩，所以是一种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基础上的人伦信用；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商品交换打破了狭隘的时空限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大大扩展了。与此相适应，信用起作用的范围也日益广泛，突破了血缘性和地缘性的限制，扩大到更大的范围。信用不仅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人们交往中起作用，而且突破了国界，成为国与国之间经济往来的重要纽带。一句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关系从封闭走向了开放。
第四，信用价值的取向从义到利。在传统社会里，信用关系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强调信用关系是道德义务，应自觉履行，否则便是不义之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价值取向上，虽然也强调义，但更强调的是经济利益，强调信用双方或各方独立的经济利益。商品活动在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往往也蕴含着巨大的市场风险。风险直接来自于商品交换双方的给付行为与对待给付行为之间的时间差，它使得所期待的对待给付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信用的作用就在于使将来的对待给付行为变得可以预期、更为确定，从而避免或减少市场风险。信用从人格利益向财产利益的转化，同时兼具人格性和财产性并且财产性日益突出的事实，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日显重要的基本原因。
总之，由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是我国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市场信用制度变迁的基本内容。
浙江诚信建设：中国信用制度变迁的实践范例
浙江诚信建设是在我国制度变迁的宏大背景下提出和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市场化、民营化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依靠党的政策，凭借灵活的机制和浙江精神，浙江经济迅速崛起。凭借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浙江从一个经济小省一跃而成为主要经济指标居于全国前列的经济大省，创造了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浙江已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然而，也正是因为浙江市场化、民营化改革走在全国的前列，浙江也较早地遭遇了市场体系发育和市场秩序扩展过程中的一系列深层问题的挑战，社会信用体系难以适应和支撑市场体系的发育，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浙江诚信建设是与市场化、民营化进程相一致的。与上海、深圳等地以个人征信为起点，市场化运营的信用制度创新模式相比，浙江信用制度创新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以企业为突破口带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全面建设。浙江经济发展的主体是民营企业，从产权关系上看，具有产权主体多元化、产权清晰和利益分配关系明确等特征；从经营机制上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比较健全。正是由于民营企业具有产权清晰、经济独立的特征，使得其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主决策，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依靠科技，不断创新，不断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以追求自身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的这两大经济特征与其在生产经营、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所具有的相对优势相结合，使民营企业具备了较强的市场意识和市场行为能力，并因而具有较强的活力。但浙江企业的规模较小。有经济学家认为，浙江经济的特色是“小狗经济”。“小狗经济”成功的秘诀在于分工明确，合作紧密。然而“小狗经济”发展之初，往往由于资本积累过程中所伴随的种种弊端和缺乏成熟的市场约束机制，导致严重的信用缺失。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初期，浙江的市场状况一度十分混乱，对浙江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20世纪80年代温州诚信建设实践是市场经济初期浙江诚信建设实践的一个缩影。
从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浙江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从初期的不完善到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过程。与此相适应，浙江诚信建设也大体经历了“质量浙江”、“品牌浙江”和“信用浙江”三个阶段。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宏观背景下，浙江在信用建设方面已经进行了诸多的探索和实践，如温州以质量立市为核心的社会信用建设，富阳市的“企业信用公示工程”等等。2002年，在浙江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浙江省委、省政府根据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及时作出建设“信用浙江”的重大决策，提出“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必须把建设‘信用浙江’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善发展环境的重点来抓。通过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信用主体的互促共进，法规、道德、监管三大体系建设的相辅相成，使‘诚实、守信’成为浙江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信用浙江”建设注重从浙江实际出发，讲求实效，将长期规划同短期建设、治本与治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形成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先易后难，逐步完善”的区域信用建设特色。在诚信建设实践中，浙江人积极从事市场交易活动，在市场大潮中培育市场信用观念；提高政府公信力，积极发挥各级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积极发展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律机制作用；健全利益机制，充分发挥失信惩戒机制的规范引导作用；加强诚信教育，增强全民信用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