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3年，浙江个体私营经济实现工业总产值8271亿元，销售总额6899亿元，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3124亿元，出口创汇额1211亿元，这四项指标已经连续六年居全国之冠。目前浙江已经成为全国私营中小企业最发达的省份，拥有各类私营中小企业60多万家，约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9%，其中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有3348家，超亿元的有68家。2003年浙江年销售收入上亿元的民营工业企业已达1367家，其中年销售收入在10亿元以上的有78家。在2003年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综合实力500强中，浙江占了188家，总量居全国首位；2004年，民企500强浙江占了183席，占36.6%。远远高于分别占第二、三、四、五位的江苏省（22.6%）、山东省（8.8%）、上海市（6.2%）和四川省（3.6%）。在“中国十大民营企业”排行榜中，浙江占了4家。浙江进入2003年全国百强县的30个县（市、区）中，绝大多数县（市、区）民营经济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80%，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90%。浙江经济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老百姓经济：企业以民营为主，资金以民资为主，市场以民办为主，堪称“民营企业乐土”。
浙江民营企业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其产品以市场门槛较低的小商品为主。与大宗商品生产相比较，小商品生产有其独特的比较优势。一是小商品的生产成本低，不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经营风险相对较少，特别适合没有多少资本积累的老百姓去办厂生产。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个体私营企业通常都是靠省吃俭用才积累了有限的办厂资金，也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因此，它们只能从生产小商品起步。二是小商品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技术要求不高，生产工艺比较简单，比较适合个体私营企业。因为大多数个体私营企业的经营者都是农民出身，不懂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也聘不起高素质的员工，但他们对小商品生产，无论是投资成本核算，还是市场机会把握，一般都能应付。三是小商品的消费需求市场大、风险小，利润率却不低。一个纽扣，成本2分钱，可卖一毛钱，利润率高达400%。一个温州，2001年光是打火机、眼镜这些不起眼的小商品，其出口额就超过2亿美元。
然而也正是中小企业生产的技术含量不太高的小商品，由于品牌效应不明显，企业在规模还比较小的时期对品牌的需求往往不太强烈，也不可能投入大量的资源用于品牌的塑造，处在初创时期的小企业主往往也更难以经受住短期利益的诱惑。因此，20世纪80年代，浙江生产的小商品曾一度在消费者心目中形象不佳，温州小商品甚至还成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90年代以后浙江虽然涌现出一大批拥有自主品牌且十分注重信誉的民营企业，但大量的中小企业还缺乏足够强烈的信用意识，在市场交易和企业发展过程中经不起短期利益的诱惑，不讲信用的情况还随处可见。在全国各地民营中小企业纷纷发展起来，并拥有土地、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优势的情况下，浙江民营企业要赢得新的发展空间，信誉与品牌的建设就显得极为迫切。
第三，诚信建设是浙江经济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
浙江是一个出口大省，建设“信用浙江”也是浙江走向世界的客观需要。
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对浙江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2002年上半年，浙江新批出口企业1317家。截至2002年6月底，全省已有6354家企业具有进出口经营权，数量位居全国第二。2004年，浙江对外贸易总额达到852亿美元，其中出口582亿美元，进口271亿美元，实现顺差311亿美元。“三资”、集体、私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已成长为出口的主体，出口增幅高达53.7%，对全省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91.8%。与此同时，浙江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上升到62.7%，其中出口依存度达到42.8%。2004年有出口实绩的私营企业近7000家，出口额达到149.4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22倍，年均增长1.2倍，占全省出口的比重从3.3%上升到25.7%，超过国有企业，成为仅次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主力。义乌的小商品已出口到全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驻义乌代表机构达到496家，占全省总数的1／3。全球最大20家海运集团有8家在义乌设立办事处，日出口标箱突破1000个。由于新从事外贸业务的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和个私集体企业，因此，进一步加强外贸企业，特别是新批企业的信用建设，对于树立浙江企业形象，扩大出口，巩固和扩大世界市场份额具有重要的意义。
应当看到，加入WTO既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给浙江制造的竞争力带来新的挑战。入世后企业将面对越来越严的知识产权保护限制，同时在环保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也不断提高，这对建立在模仿竞争和低环保投入基础上具有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浙江许多企业带来很大的冲击。近些年来浙江企业所面临的反倾销压力已越来越大，过去那种依靠廉价劳动力形成的竞争力已越来越难以为继。这些都要求浙江企业要树立长远眼光，更加注重企业和产品的信誉，形成信用竞争力。就此而言，建设“信用浙江”是主动适应WTO规则的应对措施。WTO规则要求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建设“信用浙江”将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推动，惩罚失信，鼓励守信，促进本地市场主体按照WTO规则，以“诚信”形象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参与竞争，增强浙江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对国外企业的吸引力，更好地落实“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开放战略，形成更加有利于开放的统一市场和社会环境，为浙江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创新优势。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在开放的条件下走向世界市场的过程，是市场经济自由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信用是所有经济活动必备的“通行证”，是国际商务惯例的首要信条，是影响区域经济在世界上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它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和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
信誉是资本价值的核心。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方式主要是信用交易，而信用交易的基础是交易双方的诚实守信。没有信用这张“通行证”，“走出去”寸步难行，“引进来”更不可能。信用缺失的地方，国际资本不会来，高层次人才不会来，先进技术不会来；信用缺失的地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竞争力，其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也不可能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近几年来，浙江的外贸出口之所以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浙江不少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以质取胜，以品牌取胜，以信用取胜。现在，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已建立相当完备的信用体系，对国际贸易的信用要求越来越高。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范围内的信用体系正在逐步建立起来，企业要做大做强，必须打造自己的信用或信誉品牌，信用和信誉将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现有几百家资信公司，邓白氏、穆迪等世界着名的信用公司，主要从事以企业为主的信用服务。这些公司拥有数量庞大的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记录，每年出售数亿份咨询给全球众多的用户。在许多国家，大多数企业和个人都建立了专门的信用号码，并由专业公司做出信用报告，以供任何公司、银行和业务对象有偿咨询。如果企业不讲信用，就有可能被打入黑名册，直接影响进一步的发展，甚至被淘汰出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好地接轨国际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必须把信用建设突出出来。
第四，诚信建设是浙江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保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在保持社会稳定和安全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调查显示，浙江受访群众认为有安全感的达91.6%，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居全国前列。一次权威的抽样调查表明，有91.5%的受访者认为浙江是安全或基本安全的，有96%的受访者认可自己所在县、市的治安状况。其中杭州市有97.7%的受访群众对社会治安状况表示满意，金华市有95.4%的受访群众认为有安全感，并认为浙江是全国最安全的省份之一。正是因为过去浙江保持了相对良好的社会和谐局面，因而中央对于浙江在和谐社会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和谐浙江的建设也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随着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分化，由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冲突经常化等“三化”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将会明显增多。近些年来，上访人数呈逐年攀升态势。据浙江省信访局统计，2001年全省三级党政部门受理的信访总量为47.23万件（人）次，比2000年增长14.29%，其中集体上访的有1.09万批次、23.43万人次，分别比2000年增长19.6%和25.9%。100人以上的大规模集体上访有356批，比上年增长30.5%。又如温州市，截至2001年底的前十年中，信访部门每年受理的群众来信来访从最低点的8600件上升到47000件。
与此同时，外来务工人员的急剧增加，社会人口的高频率流动，预示着浙江社会治安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全省外来人口总数达1013.26万人，其中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的有859.87万（不含暂住人口）。从流动人口的来源地看，来自省外的流动人口占了全部外来流动人口的45.96%，总数达到465.64万，绝大部分来自安徽、江西、四川、贵州等中西部省份。从近几年公安部门统计的数据看，流动人口已成为左右浙江治安形势的重要因素。外来流动人口作案已占半数以上，其中外省流动人口作案占42.2%。社会治安案件的发生率在“九五”期间逐年递升，其中影响较大的群体性治安案件仅1999年就发生了540起。同期的刑事案件也是连年飙升，案件数量高居全国一、二位，1999年浙江省立案数竟占全国的1／10，犯罪率已达50／10000人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黑恶势力的滋生发展，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截至2001年底，浙江省破获黑社会性质组织21个，抓获成员623人，破案673起。
面对新的挑战，2004年5月，省委召开十一届六次全会，全面部署建设“平安浙江”各项工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平安浙江”建设和“和谐浙江”建设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就是“信用浙江”的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诚实守信的社会。没有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作支撑，就不可能建立起和谐稳定的社会。诚实守信不但是个人道德修养之必备和立身处世之本，也是社会应该普遍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更是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的基本要求。
如果社会各个层面都面临信用危机，虚假广告泛滥，假冒伪劣成灾，逃废债务有理，撕毁合同普遍；如果人与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言而无信，甚至互相欺诈，那么这个社会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和谐无从谈起，文明无从谈起。同时，一个社会信用失范，还会严重扰乱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损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甚至会成为导致经济犯罪和滋生各种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温床，这更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格格不入的，与和谐的社会关系背道而驰的。当前，信用主体失信行为引发的许多案件和纠纷，如食品安全、劳资纠纷、合同纠纷、债务纠纷等都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总之，“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兴、地区无信不强”。信用是市场经济的通行证，是浙江走向世界、接轨国际最重的砝码，也是浙江再创体制新优势、再创发展新辉煌的奠基石。建设“信用浙江”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是保持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客观需要，是浙江应对加入WTO、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也是浙江省委省政府主动回应市场机制缺陷的重要举措。加强诚信建设不仅是提高浙江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而且对于推进浙江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整个战略布局，都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二、浙江诚信建设的基本历程
加强诚信建设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浙江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实践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后所进行的必然选择。正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浙江人才接受了市场信用文化的洗礼，逐渐树立起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信用观念。正是在从事市场交易活动中，人们才切身认识到：依靠假冒伪劣可能获得一时富裕，但绝维持不了长久的繁荣与发展；如果不讲信用，只能是无序与恶性的竞争，结果必然是“损人不利己”。只有遵守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互利互惠等商业规范，才能赚到更多的钱，才能使自身有更大的发展。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博弈中，越来越多的浙江民营企业家们如珠如玉般地呵护着自己企业的品牌和形象。
（一）温州实践：市场经济早期浙江诚信建设的缩影
改革开放30年来，温州率先进行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实践；率先进行了国营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实验；率先进行了公有制各种实现形式和途径的探讨，走出一条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形成了一种自发和内生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然而，在率先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温州曾经一度以生产假冒伪劣产品“闻名”全国，温州一度成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为失信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