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问题长期以来也一直困扰着人类。尤其是在西方哲学经由古代本体论哲学和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演进，步入了现当代语言论哲学阶段之后，这一问题愈加彰着突显。综观哲人学者对语言功能的思考，可以见出两种迥异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推崇语言的力量，其极致则表现为把语言神化，对之顶礼膜拜。约翰·斯宾塞就曾在《语言与社会丛书》的前言中写道：“语言，要是说有什么神秘之处的话，就在于它有无限的能力。”毋庸置疑，语言的确具有巨大的威力。然而，语言果如其所说是万能的吗？另一种倾向恰恰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对语言表示质疑和不满，这当中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其一，是对语言本体的质疑和不满，这种不满衍臻至极则是对语言的否定，禅宗的语言观就是摒弃语言、追寻语言之外的终极肯定；其二，是对被人为误解了的语言的质疑与不满，即对某些语言学理论对语言的认识质疑。正确认识对语言的质疑这种理论倾向，对我们全面认识语言问题富有思想启迪与理论意义。
第一节 中西文论关于语言本体的反思
人们对语言本体的反思和不满，集中表现为对语言局限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老庄思想中即有滥觞，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和庄子说的“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都表明他们认为作为自然和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真正的“道”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庄子还在《天道》中说过：“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周易》的《系辞传》也提到：“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而，“圣人立象以尽意”。《诗大序》虽肯定了“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但也认识到了言有不足，所以说“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陆机在《文赋》中也慨叹：“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担心思想不能很好地反映事物，语言不能很好地表达思想。刘勰也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认定：“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故知止。”这表明他认为更细致幽深的意义和更深婉曲折的情致，是无法用语言追述出来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论及“诗有三义”时，对“兴”下的断语即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皎然则在《诗式》中认为“难以言状，非作者不能知也”，也肯定了确有非作者不能而实在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况存在。始于玄学言意之辨而强调诗人情意寄于言外、象外的思想随着历史的演进日臻成熟。唐代司空图在《诗品》中极力推崇的就是寓于语言和形象之外、以诗人的情意为中心的艺术境界，这种“言外之意”、“韵外之致”即他文论的核心范畴——“味”。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谈到诗歌具有含蓄、蕴藉、意在言外的特点时，用了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一系列比喻，旨在说明的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中国古代文论主要是在文学领域内，从言、意、象三者关系这一角度论及语言问题的。在肯定语言功能的同时（如王弼在《周易略例·明章》中所说的“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意以象尽，象以言着”），也清醒地认识到了存在着超越语言表达能力所及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况，但并未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析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
西方文论对语言的局限性也早有所认识。古希腊的高尔吉亚提出了关于本体论、认识论的三原则：无物存在；即使存在也无法认识它；即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这表明高尔吉亚对语言的局限性，尤其是语言的表达困境已有所体认。卢梭也认识到了语言在表达内心情感体验方面的无能为力，他在《忏悔录》中以“幸福”为例说到：“真正的幸福是不能描写的，它只能体会。”确实，在很多情况下，“情感使人了解得清楚，但从理性上又解释不清楚，因而要表明它们的时候，找不到词语和概念来确切地表明他的思想”。苏珊·朗格也认为语言难以表达内心复杂的情思活动，思维的流动、情感的体验和激情的爆发三者交织、冲突，构成了所谓人的“内在生命”，对此语言只能大致地、粗糙地描绘想象的状态，而在传达永恒运动着的模式、内在经验的矛盾心理和复杂的情感、思想和印象等方面则可悲地失败了。苏珊·朗格指出：“语言对于描述这种感受，实在太贫乏了。”她在《艺术问题》中也谈到，一般情况下，主观经验方面或直接感受到的东西，是叫不出名字的，即无法用语言表达，即使有名字，至多也只能标示出促成这些经验的外部条件。黑格尔则在《哲学讲演录》中对语言不能表达思想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阐析，并指出，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因此，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人们所想的东西。
对语言的质疑和不满发展至极则是对语言的否定，这在东、西方分别以禅宗和荒诞派戏剧的语言观为突出代表。西方当代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认为，语言所不能表达的东西对人而言才是更为根本和重要的东西。受此影响，现代派作家纷纷对语言提出质疑，其中，荒诞派戏剧家们对语言的抨击最为激烈。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生活屈从于物的统治，思维失却了实体意义，独到的思想、情感已不复存在，语言也不再是表达思想、沟通情感的工具，由此语言必然贬值，语言构筑的现实世界也必然崩溃。在剧作中，荒诞派戏剧家们通过种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这种语言观。我们从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尤涅斯库自称为“语言的悲剧”的《秃头歌女》中就可见一斑。该剧前半部分的对话类似教科书，充斥着枯燥乏味的陈词滥调，后半部分的语言虽然符合语法，但词语愈发空洞、冗长、啰嗦，内容也愈加荒诞不经、不可理喻，进入尾声，则索性不再用台词，而只是用一些音节，甚至只用元音、辅音。语言逐步贬值，最终彻底溃解。荒诞派戏剧家们旨在通过语言的荒诞标彰人生和世界的荒诞。禅宗更是以独特的方式反叛语言的辖治，摧毁语言构筑的现实世界。他们主要采用三种方式：一是不“说”。禅宗认为要把人从人“障”和“无明”之境中解救出来，必须首先打破造成“障”和“无明”的真凶——语言和逻辑，所以，禅宗拒绝“说”，拒绝通过语言宣传教义和表达终极真理，并认为这本来也是不可能的。二是棒喝机锋。禅宗认为语言是一种指示而非揭示，从而否定了语言的逻辑理性意义，进而借此否定了人们通过语言形成的关于现存世界的构想。三是胡“说”。用文不对题、逻辑紊乱的风马牛不相及的胡说八道式的语言表达对语言逻辑性的蔑视、践踏，以引起人们对语言的怀疑和厌恶，从而否定、摒弃语言，追寻一种语言之外的终极肯定。
第二节 现代人文主义语言理论价值评析
质疑语言的另一种理论倾向针对的不是语言本体，而是被人为误解了的语言。这主要体现在现代人文主义语言学理论对传统语言学理论和现代科学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反驳当中。
自从赫拉克利特认为语词包含事物的本质，可以从语言中探寻到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本质，并首次把语言研究与逻辑研究统一起来之后，从古希腊到近代，形成了逻辑主义这一西方传统语言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