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林内斯库的续写行为显示出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后半期迅猛的发展势头，尽管有关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合法性的争议从未间断过，但其影响力的扩大表明了西方世界在此阶段发生了不容忽视的转变。在社会层面，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被理解为“从工业社会过渡到以计算机为主的信息社会、从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到全球的大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变化。在文化范畴中，后现代主义则包含着一种对现代文化及以往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否定态度。比如在其发轫的建筑领域，体现为以追求复杂性和趣味来对抗现代主义建筑的纯粹、单调和贫瘠；在哲学领域，以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观点直接质疑现代性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s）基础；而在文学领域，后现代主义的意义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诗学则挑战了现代主义诗学中的象征主义。除此之外，后现代主义还体现在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上，如游戏化的生活态度，强调“不确定性”、“不可表达性”的表达方式，悬置真理的心态等等。
以上是对“后现代主义”所指对象的笼统描述，可以看到，这一概念所涉范围极广，且内涵模糊混杂。学术界始终无法为“后现代主义”清理出一个明晰的轮廓，相关探讨繁复异常，充满争议。而另一方面，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这个词语被广泛使用，并逐渐泛滥。在90年代的中国，“后现代主义”同样迅速成为一个热门标签，被任意粘贴到各种文化现象之上。
后现代主义的庞大课题在此无法展开探讨，以下只想就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作一简要交代。思想界有关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观念的论述，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法国，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一股主要思潮，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福柯、海德格尔、德里达、利奥塔、鲍德里亚及众多门徒。后现代主义者虽然立场观点各异，但都将矛头指向了现代性启蒙话语，以此来反思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陷入的困境。在此基础上，他们坚持认为，现代性的目标不可能实现，应当彻底抛弃启蒙运动的这一方案。他们宣告启蒙式的现代性已经终结，人类业已或即将进入一个后现代社会。
西方学界中的另一类看法以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未完成”理论为代表。哈贝马斯认为，启蒙思想家的现代性理想虽有缺陷，但仍不失为一个富有解放力的方案，其本身并没有完成，而且它具有开放性，不但没有结束，还在不断发展之中。持类似意见的学者们，如列维纳斯、阿伦特、罗尔斯、德沃金等等，分别从伦理学、政治哲学、义务论自由主义等方面，重新清理现代性危机的症结，并开出了不同的药方，试图为现代性重建合法性基础。
概而言之，两种意见的分歧在于，前者将矛头指向启蒙理性本身的致命缺陷，而后者则归因于历史发展对其缺乏恰当的运用。前者彻底否定现代性理想的价值，而在后者看来，应该将现代性方案与实际的现代历史过程区别对待，历史并未完整实施这一方案，相反，其过程中充满了对这一方案的歪曲、异化和压抑。
双方观点针锋相对，构成了当今西方学界的一个中心论争话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强调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紧密联系，即便是后现代主义者，也不否认后现代主义包含在现代性之中。如利奥塔所言：后现代总是隐含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暂时性，自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自身状态的冲动。……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不断地充满它的后现代性的。
由此可见，利奥塔的后现代观念所质疑和颠覆的是现代性的启蒙话语基础，而当他将现代性视为一个不断超越自身的动态过程时，他所坚持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便成了现代性的新阶段：“后现代主义不是处于终结状态的现代主义，而是处于新生状态的现代主义”，因为后现代主义所体现的反叛、革新精神，正是极盛时期现代主义的品质。
类似的观点出现在许多学者不同角度的阐述中。伊夫·瓦岱在探讨“现代化”、“现代性”和“现代主义”三个词中，哪一个能和前缀“后”相匹配时指出：只有“后现代主义”一词是恰当的。因为他认为“现代化”和“现代性”都仍在进行中，而“作为一个总是处于迅速变化状态的世界的公民，我们总是身处现代性之中”。尽管吉登斯对“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用法加以区别，但他同样把后现代性看成“现代性开始理解其自身，而不是对其本身的超越”，因为“我们不但还没有超越现代性，而且正在经历着它的激烈化阶段”。鲍曼的阐述更为详尽而生动，他将后现代性视为现代性对自身的反观：后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现代性的拒绝。后现代性不过是这样一种现代的心态：它远远地、凝神地和清醒地注视着自己，审视着自己的状况和过去的工作，它并不喜欢所看到的一切，并感到变革的迫切要求。后现代性是成年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就是向其自身的不可能性妥协的现代性；是自我监督的现代性，是有意识地抛弃以前那些无意识所为的现代性。
至此，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性”等概念作了一个大致的描述，但在具体的论述中，本书对“后现代”概念的使用持谨慎态度，理由如下：
首要因素在于后现代概念的内涵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含混性，并且在大量质量不高的学术文章中，对此概念的跟风滥用混淆了视听。佛克马指出：“即使在最容易获得支持的文艺批评领域，‘后现代’的意涵仍然颇受质疑。”卡林内斯库认为：“文学中，在广泛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的后现代主义定义尚属缺如，而且可以预见将会继续如此。”由此，考虑到论述的严谨性及清晰度，本书的表达将避免对这些概念的松散使用。
另外，“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指向十分庞杂，并呈现不同的倾向。霍尔·福斯特（Hal Foster）曾在《反美学：后现代文化论文选》的序言中区分了两种基本对立的后现代主义：一种后现代主义解构现代主义，并对现代予以抵抗；另一种后现代主义则通过批判现代主义来赞美现状，他称之为反抗的后现代主义（the postmodernism of resistance）和保守的后现代主义（the postmodernismof reaction）。尽管卡林内斯库对此生硬区分提出异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主义现象中存在着许多截然相悖的价值取向，可表现为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消解，同样也可体现为对一切价值的放弃，走向世俗化、虚无化和游戏化。由此可见，笼统地使用“后现代主义”概念将无助于观点的表达。
事实上，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同样涉及“后现代”的文化课题和理论，但对相关概念的使用并非必需。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学术界公认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如福柯、波德里亚、德里达等，在他们的着作中同样很少使用“后现代”字样。本书的处理方式是，借助上文所述的观点，视后现代主义为现代性发展的延伸及反观，以现代性概念的贯通使用来涵盖后现代概念的意涵。尽管韩少功在90年代作品中的观点和立场，富有后现代意味，但本书避免因此冠以“后现代主义”之名，而造成与其前期创作的割裂印象。相反本书着重关注的是作家几十年来创作内在延续但不断自我突破的线索，侧重于他反思现代性的“后现代”维度，而在我看来，这些正体现了现代性自我反观的特质，都可包容到“现代性”概念丰繁的内涵中。
三、现代性与现代化
在很多时候，“现代性”与“现代化”两词被混同使用，但两者的意义侧重点有所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念支撑，而现代化则是现代性理念的现实实践。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化”可表现为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工业化、社会的城市化、宗教的世俗化、观念的理性化、教育的普及化等等，而其中许多“化”的程度可以由各项指标来衡量。
这里借哈贝马斯的一段阐述来进一步探讨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现代化”这个词是在50年代作为专业术语被引进来的。从那时候起，它标志着一个理论上的开端，即人们已接受了马克斯·韦伯的课题，但是人们是以社会科学的功能主义作手段来探讨这个课题的。现代化的概念涉及一系列积累起来的、彼此之间不断强化的过程：资本构成和资源转化为资金；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治中心权力的实施和民族认同性的培养；政治参与权、优雅的生活方式和程序化的学校教育的扩展；价值和规范的世俗化，等等。现代化理论在两个方面提取了韦伯的“现代性”概念，它把现代性与其现代欧洲起源分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对一般社会发展过程来说在时空上都中性化的模式。此外，它破坏了现代性和西方理性主义历史语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至于现代化过程不再被作为一个合理化过程（即理性结构的历史客观化过程）来把握。
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获知以下几点：第一，作为专业术语的现代化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才被提出来，晚于现代性概念的出现。第二，现代化概念也是在韦伯的思想背景中形成的，但却被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加以探讨和发展，这一点导致现代化与现代性概念的分离乃至对立。第三，现代化的种种表征。第四，现代化理论的功能主义阐释，使现代化概念的内涵脱离了现代性的起源语境及其理性主义传统，成为一种中性化的模式，适用于描述一般社会发展过程。
哈贝马斯有关现代化理论分离作用的观点，可为我们提供一条线索来思考“现代化”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现代化一词的中性化和普泛化过程，使它在使用中产生了一些特殊的意味。比如，对于非西方国家的适用性。卡林内斯库指出：“现代化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发展在社会学上的对等物，而且往往是非西方或反西方国家趋向西方式工业化的一种委婉措辞。”这一隐含意义同样被包含在中国语境对该词的使用中。在80、90年代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中，“现代化”一词是相关“现代”概念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四个）。现代化被官方制定为国家发展的最高目标，而该词的内涵已经与其西方源头拉开了距离。
另一方面，这种使用同样体现出一种功能主义的态度，现代化的方向和范围被加以限定。《现代汉语词典》对“现代化”的解释是：“使具有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水平。”这一注释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现代化规划的偏重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有所偏倚的现代化方案，进一步加大了现代化实际过程与西方现代性理念的差距，有关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潜藏在现代化口号之下。而同时，现代观念割不断的西方渊源又使得像中国这样“被迫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遇，其现代化过程中彰显的冲突和问题错综复杂。
以上从意义分层、内在特征及与相关概念的辨析等三个方面试对“现代性”一词的多重内涵加以厘清。综上所述，西方源流中的“现代性”概念可以指“现代”社会的特定历史状态及其特征，由此分离产生出“现代化”的社会学概念；也可指人对自身处于“现代”的经验描述，与之伴随的是“现代主义”的思潮及创作；而其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含义是作为一种价值规范和理想，支配着“现代”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概而言之，这套被逐步绝对化标准化的价值观念包括了：第一，直线向前的进步历史观，引导了人们对未来的乐观信念，以及对传统的否定态度；第二，对理性和个体自主性的张扬，而这一倾向的过度膨胀，反过来制约了“现代性”理想的实现，构成了“现代性”内在无法克服的矛盾结构；第三，反思性的持有，这成为“现代性”得以缓解自身矛盾和危机的动力机制，是自“现代”以来，人类及社会发展在深刻悖论中仍保持活力的秘密源泉。
在把握概念的基础上，来关照本书的研究对象——韩少功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其作品对于“现代性”的阐释同样是多维度的。如果说身处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对自身现代性经验的书写是作家无法回避的主题，那么韩少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以持久的热情和韧性关注着中国变动不居的现代性状况，三十年来坚持以小说的叙事方式记录下自身的思考与感受。更为重要的是，透过对当下社会的贴近体察，他的小说不仅揭示出各个时期中国特有的现代性问题，更进一步向“现代性”的理念本身探询。在犹疑和彷徨中，在质疑和反思中，韩少功对这种外来引进的价值理想不断发出疑问，同时也不断调整着自身的态度和立场，他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现代性的心路历程。
如果将韩少功的小说创作看成是一种独特的发言，那么这种发言便不是形影相吊的独白，而存在于整个当代中国的现代性语境中，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话语相互应和。因此，在倾听韩少功的声音之前，有必要先对这些语境和话语的特征作一考察，这样才能使我们更为真切地体会其发言的境遇及其思考的独异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