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最后仍要指出的是，在“伪现代派”的争论中，双方观点，无论是寻求似“真”的现代主义，还是寻求存异的中国样式，都同样是以西方的现代主义为参照系，来评判中国的现代主义。如王瑾所言，中国沉溺于西方的文化逻辑，也沉溺于自身。而恰当地看待中国的现代主义潮流，不如回到文学发展本身的角度，高行健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观点和态度：“现代派既没有取代现实主义，也没有变成西方的现代主义，它不过是正在成长的中国当代文学一种青春期的表现。”
在我看来，通过考察关于“现代派”的两次论争，可一窥中国知识分子在80年代建构自身现代性话语的一个片断。借用许子东的用词，他们思考和探讨的是一个西方资源如何“我们化”的问题：如何引进西方的话语资源，并尝试获得这种引进的合法性？如何在汲取西方文化养料，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调整好面对强势文化冲击的心态？在这些问题的回答和争执中，知识分子一步步摸索着中国现代性发展的种种可能性和可行性。
二、“后学”话语及论争
“后学”（post‐isms）一词，较早由赵毅衡提出，用以指代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学术界和艺术界出现的一股大量使用“后……”概念的思潮。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后儒学（post‐Confucianism）、后启蒙、后知识分子，甚至后新时期、后天安门时代、后革命、后东方主义等等，这些术语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学术期刊或文学杂志上，相关论题广为人们谈论和争论，掀起热潮的同时也引起了极大的困惑。
这股后学思潮中，影响最大的是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探讨。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话语借用了许多西方批判理论的语汇和观点，但这种借用往往脱离原始内涵。由此，以“后学”来命名，也起到一种区别作用。
据考察，中国有关后现代主义的引进从1980年前后开始，较早的评介文章有董鼎山的《所谓“后现代派”小说》（1980）、袁可嘉《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1982）等。1985年，美国学者弗·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应邀到北京大学作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演讲，后结成演讲集翻译出版，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于后现代理论的普遍关注，此后，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文章陆续发表。90年代，“后现代主义”研究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其内在原因可归纳为几点：首先，1989年开始的启蒙运动的衰落，知识分子开始对80年代的精英立场和乌托邦理想加以反思。其次，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实践突破了原有的创作模式，出现了不少实验性较强的作品，批评界的有效解读明显不足。再次，国家改革的深化引起社会文化的激烈转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同时，跨国资本的涌入带来了文化全球化的浪潮，给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这些新的语境特征，知识分子感到了阐释的困难，但他们很快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找到了话语资源，一时间“后学”话语成为新的学术时尚。
“后学”话语的风潮从1992年兴起，历经1993、1994年的活跃期，引来多方争议，也引发多重课题的探讨。后期的论争趋于冷静和深入，一直延续至1996年左右。考察几年来的“后学”话语及论争，各种声音和观点可谓错综芜杂，莫衷一是。总的来说，相关探讨可分为以下几个层面：张颐武和陈晓明等推动后学热潮的发言者，积极推行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应用，热衷于制造各种“后……”词汇来描述中国当下的文化现象，并以后现代的价值标准加以衡量。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于现代性启蒙价值的坚持者，他们或质疑后现代主义话语对中国状况的适用性，或批驳后学话语带来的消极影响。
亦有另一类批评者，仍固守政治中心话语的僵化逻辑，对一切带有冲击性的言论都加以排斥。持研究态度的学者如叶秀山、王岳川等着力于从学术角度研究后现代主义等思潮，译介西方的各种学说。对中国的“后学”话语和主张，他们抱以中立的批判态度，赞赏后现代主义对霸权话语的消解作用，但同时也对讨论中造成的意识混乱和价值上的虚无倾向表示担忧。值得强调的是，在“后学”论争的后期，许多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加入进来，在扩大影响的同时，不同的视角也拓展了论争的视野。生存和话语背景的差异，更造成海外与本土学者发言的紧张关系。在双方的辩驳中，这种差异升级为富有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对峙，其潜在内涵耐人寻味。另外，论争热潮同样引来不少跟风者追逐话语时尚，其滥用概念、生造词语的发言导致后学论争出现混乱嘈杂的局面。
剔除“后学”论争中浮躁空洞的话语泡沫，来分析其中的主要议题，可以发现，与80年代的现代主义争论有所不同，对于外来的西方话语，“后学”主张者并不满足于单向的引进和接受，不再纠缠于“要不要”或“真不真”的问题。相反的，他们致力于运用西方理论来阐释当下中国的文化现象，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取用其中的观点，来表达自身的诉求。另一方面，他们还受到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启发，警惕并质疑西方话语的中心主义逻辑。以下将根据他们对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理论不同侧面的取用，来区分其主张及招致的批评，并探讨其中的分歧所在。
（一）反启蒙主义
后现代主义的反启蒙倾向，针对的是工具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双重启蒙。
体现在“后学”论争中，则侧重于后一方面，其矛头指向五四和80年代两次文化启蒙运动。
1993年，郑敏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指责五四白话文运动对古典文学的全盘否定，导致20世这一分层了参考王岳川对批评群体的分类观点，见王岳川：《中国镜像——九十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页175-176。
纪以来中国新诗创作的“成绩不够理想”。该文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文学评论》于1994年连续刊载商榷文章，学者们围绕如何重新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五四运动功过论”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其背后的潜在话语是如何来看待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往往引发“激进与保守”的老议题。而在90年代初的中国语境中，这场老话新提富有浓重的“后学”色彩。《文学评论》的“编者按”就将论争意义提升到文化政治的层面，并暗示道：“现代性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最适宜于现代化的，但某种‘现代性’ ……在一定条件及一定时期中也可以成为现代化的阻碍。”在具体的阐述中，郑敏借用德里达和拉康的理论，批判以口语代替书面语的白话文运动遵循一种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逻辑，而张颐武则更为明确地将之与后殖民主义的“他者化”论题相联系。
与对五四的批判相比，这一时期对80年代精英主义和启蒙意识的抨击更为激烈。代表性的意见，从1993年末和1994年初的两次座谈会中传达出来。尽管陈晓明、张颐武和朱伟等“后学”主张者，强调自身的“后批判”态度，只是对当下文化现象的“观望”，而非“批判”，但他们从后现代主义角度的种种描述和解读本身，就带有鲜明的反启蒙色彩。他们向精英文化集中开火，认为在文化转型后的中国，仍然扞卫一种精英文化是“荒谬”的，仍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出的是“唐·吉诃德式的狂喊”，而精英文化的唯一出路便是“向大众文化靠拢”。槦在我看来，在“后学”主张者的话语中，被不断烘托和强调的是“90年代与80年代的断裂”观念，他们试图以此来与80年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及挫败划清界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诸如“后新时期”之类的“后”时代概念才频频出台。
对于这股反启蒙、反精英的意识潮流，不少知识分子持尖锐的反对意见。
同期发生的声势浩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正代表着文化界的另一种精英倾向的声音：对文化的俗化和精神的贫瘠心怀焦虑（鉴于“人文精神”大讨论的重要意义和复杂内涵，下文将独立处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海外学者赵毅衡撰文批评以上多种反启蒙的主张，并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潮流，他直言不讳自身所持有的精英主义立场。他的发言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回应，而“新保守主义”这一含混措辞和宽泛指认也屡受质疑。
（二）反西方中心主义
中国的“后学”话语里，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取用往往是笼统掺杂的。对现代性价值的消解，往往伴随着对西方霸权话语的反抗和批判。
张颐武等的“第三世界批评”观点，借助后殖民主义理论，将矛头指向第一世界的话语霸权。他们首先指出中国的历史经验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而“潜历史”记忆的释放，便是对民族特征的争取。这一主张实践在文学批评领域的结果，便是他们找到了一个“第三世界叙述对抗第一世界叙述的最佳实例”——“新写实小说”来佐证他们的观点。在他们看来，那些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朴实记录，展现的正是被压抑的“人民记忆”。
“后学”话语的这一主张，受到了海外学者徐贲的尖锐批驳，并在张颐武和徐贲之间，引发了多场耐人寻味的论争。徐贲的批评意见涉及多个方面，但核心在于，他认为张颐武等“后学”主张，是一种“舍近求远、避实就虚”之举。他指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关键是反压迫而非本土化，而中国所存在的主要压迫并非来自西方的霸权。因此在他看来，“后学”话语的热潮实际上脱离了中国实情，有意无意地掩饰和回避了中国现实中的暴力和压迫，顺应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利益。而“后学”有关“新写实小说”的论述完全是一种误读，“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大众话语，包含的恰恰是对政治权力话语，而非西方话语的对抗力量。徐贲的观点在海外学者的意见中颇具有代表性，如张隆溪批评“后学”有相当明确的取舍，“只消解五四和80年代从近代西方文化中汲取的现代性价值，而不消解本土现存文化秩序及其价值”。王瑾同样在她的着作中称“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伪主张，是‘大跃进’神话综合病症的一部分”。
有意思的是，在张颐武的再反驳中，他反过来将徐贲和赵毅衡等海外学者的异议，斥为西方体制内发出的文化霸权话语，指责他们的发言是超然优越的“海外”对“本土”的“训导”和压迫。张颐武的辩驳，可以说是中国式后殖民主义话语的又一次操练。海外学者的质疑，被指认为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对我国特殊政治生活与意识形态的抨击，而这恰恰正是他所要批判的“后殖民”现象。国内知识分子对海外学者的驳斥，由此也被赋予了一种鲜明的反抗色彩。
在我看来，海外学者的指责，并非否定“后学”对抗西方话语的意义，而是质疑“后学”借用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却对外不对内，回避反思国内现存秩序的态度。由此看来，双方的分歧便在于：在中国，什么是压迫的主要来源？是西方中心的现代性话语，还是政治中心的现代性话语？从张颐武和徐贲的辩论中，可以看到，双方身处的语境差异成为互相攻击的要害之处：“后学”支持者基于这种差异批判西方学术的政治性（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批判），反对者则基于这种差异批判“后学”的保守性。双方均批评对方与其处境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合流，由此，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在这场论争中被夸大和绝对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