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本相
一
寒超同志将《陈楚淮文集》交给我，希望我为之写序，这是不敢当的。面对前辈的剧作，只有认真学习，写下我的心得和体会。
对于陈楚淮先生，我仰慕已久。还在20世纪60年代，正是枯坐书房，攻读研究生时期，一次在图书馆随意乱翻，偶然发现了楚淮先生的《骷髅的迷恋者》，一口气读下来，尽管还不能完全体会，却觉得它异常奇异，给我留下难忘的艺术印象。崭新的取材及其崭新的艺术视角和艺术手法，一改五四以来问题剧、人生剧的面貌，独放异彩。80年代，我之所以能够提出中国话剧也有现代派的看法，同曾经读过《骷髅的迷恋者》颇有关联，在《试论西方现代派戏剧对中国话剧之影响》一文中，就把它作为一个例证。那时，我对陈楚淮先生以及他的其他剧作所知甚少，但却让我对这位中国话剧创作的前卫探索者，有着深深的敬佩。
二
陈楚淮先生的剧作，在《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得到最初的评价，认为它是“三十年代剧坛崭露头角的青年剧作家”，对《金丝笼》、《骷髅的迷恋者》、《韦菲君》等作了简要的评析。而这部戏剧《汇集》则在家人的细心搜集中，将其毕生剧作尽收其中了。并收入邬冬文的《愿以血泪写心声——记剧作家陈楚淮教授》、李淳的《陈楚淮：如椽大笔今离去》等，对于先生的生平创作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使我们得知，先生是闻一多的得意弟子，并且亲自指导他走上戏剧创作的道路。
从1928年4月在《新月》上发表三幕剧《金丝笼》开始，到1943年1月发表在《战时中学生》上的通俗短剧《黑旋风》为止，在大约十五年之间，总计发表剧作十二部：其中独幕剧七部，《药》（1928）、《桐子落》（1929）、《浦口之悲剧》（1930）、《骷髅的迷恋者》（1930）、《有刺的玫瑰花》（1934）、《铁罗汉》（1939）、《周天节》（1939）；多幕剧三部：
《金丝笼》（1928）、《韦菲君》（1929）、《血泪地狱》（1939）；短剧一部：《黑旋风》（1943）；《幸福的栏杆》（1930年，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一卷第七期）
楚淮先生的剧作，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其前一阶段的《金丝笼》、《药》和《桐子落》等剧，继承和发扬五四的反封建精神，呼唤人的尊严和价值，反对对于人的“一切被压迫的束缚”；而从《有刺的玫瑰花》开始，其题材不但直接取材于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更激扬着爱国主义的精神，象一切抗战剧作一样，成为弘扬民族正义的战斗号角。
过去，我们常常把《新月》看成资产阶级文人的刊物，将其符号化为右翼的标志；但是，楚淮先生的前一段的剧作，大都发表在《新月》上。我以为楚淮先生的剧作，展现着他作为一个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的文化战士的风采，同时也是一位中国现代派戏剧探索的先驱。
三
楚淮先生的处女作三幕剧《金丝笼》，即表现出他的戏剧才华。
在大量的只见“问题”，不见“戏”的问题剧创作浪潮中，此剧脱颖而出。其特点在于把鲜明的倾向性同情节的生动性结合起来，它追求写出一个生动的故事，摆脱那种把戏剧作为单纯传播“思想”的工具的写法。
《金》剧，写一个出身于官僚家庭的大学生杨茹心，一反作为省政府委员的父亲的意志，不但参加进步的少年同志社的活动，而且同情共产党。
剧中人茹心同浣芬，两小无猜，情投意合，却在浣芬母亲的封建迷信思想支配下，认为他俩“犯阴叉”，硬是把他们拆散了，把浣芬强嫁给一个军阀的儿子。而茹心的父亲则不问儿子是否赞成，私下为其订婚，对象是一个官僚的女儿。
茹心同浣芬痛苦分手之后，爱上了在他看来酷似浣芬的侍婢小苹。可是，茹心之父却把小苹送给周委员做小老婆。小苹向茹心求救，茹心大胆地表示对小苹的爱恋之情；可是小苹却以为俩人地位悬殊，不能结合，而终于被迫到了周家。茹心，不顾一切，将小苹救出，并同她携手“向光亮的地方去了”！
作者把争取恋爱的自由同争取社会进步的追求结合起来，在20年代后期的剧坛上仍然是具有其新的特色的。在这部剧作中，作者已经格外注意戏剧情境的创造和对于人物感情的展示。《金丝笼》的剧名更有着作者对于象征性的艺术追求，可以说，《金丝笼》标志现代戏剧开创期在艺术上的可喜的进展。正因此，他才得到闻一多先生的器重和关怀，由此而成为《新月》戏剧主要撰稿人。
四
楚淮先生，正如30年代的进步剧作家一样，把他们的关注投向贫苦的百姓。
《药》，写了“在工厂里生，工厂里死的”一个家庭。郑大嫂的儿子阿贝被财主少爷打得吐血，卧床不起，但却无钱买药医治。何大嫂劝她将她女儿阿香卖给阔人家当丫头，以救治阿贝，但是郑大嫂不愿意把女儿往火坑里送。郑大嫂正在埋怨自己丈夫不争气，丈夫却被警察抓走了，郑大嫂听到之后，立即昏死过去。此剧，从一个侧面对贫苦百性的苦难生活作了深情的展示。
如果说，《药》还停留在苦难的展示上；而《桐子落》，作者怀着凄惋的心境，写出了对于一个贫苦的山村农妇命运的深情缱绻的悲歌。
此剧再一次展现了作者善于营造戏剧氛围的才能，他把一个悲凉的雨夜，伴随着那犹如桐子落的凄凉的雨声，来展现一个农妇的悲凉的命运，写得情景交融。特别是农妇带着她那不得实现的可怜的希冀死去的情境，让人久久难忘。
《浦口之悲剧》，也展示着作者善于扑捉戏剧性的创作才能。爷爷和母亲听说自己两个在外边当兵的孙子、儿子就要回来，真是望眼欲穿啊！孙女阿英急着去找两个哥哥，她却遭到一个大兵的追逐，急忙跑回来躲到二哥阿明身后，追赶上来的大兵，扑向阿英。阿明出面阻拦，遂起冲突，于是相互开枪，两个人都惨死于血泊之中。
母亲赶来，发现正是自己企盼归来的两个儿子。正是在这巧合之中控诉了军阀的混战，以及战争对于百姓的戕害。
值得重视的是写于1929年的《韦菲君》，楚淮先生以锐敏的眼光，投射到韦菲君这样的知识女性。她本是一个十分纯洁而心地善良的乡村女教师，但是在她因家中负债累累，又在人们的再三诱惑下，跑到上海去作电影明星。在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生活中，她一步一步跌入堕落的深渊，不能自拔，而导演陈梦彪则是将其带入深渊的祸首。当她终于醒悟时，她沉痛地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最后，她在良心的逼迫下用枪打死将她置于苦海的陈梦彪。可以说，韦菲君是曹禺《日出》中陈白露形象的先导人物。此剧最早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真实展现了当时女演员的悲剧遭遇，透露着作者现代性的批判眼光。
五
在本质上，楚淮先生是一个具有现代感的剧作家。他对于30年代正在崛起的现代都市生活，有着一种深恶痛绝的直感，如《韦菲君》。
《骷髅的迷恋者》则上升为现代性的诗意境界。此剧一别楚淮先生昔日的现实主义创作风貌，而是以象征主义的手法，神秘的色彩，刻画出人生的孤独寂寞，写出现实世界的残酷。一切是象征的，神秘的；一切又是现实的，并具有诗意的。
一个临近死亡的老诗人，他所守着的，是一个不得与其沟通的仆人，面对的是一个“骷髅”，实际上面对的是他寂寞而孤独的人生，一个“残酷的世界”。剧情（或剧中人物）充满着对于生活和世界的精神恐惧。
在一个凄凉的冬夜里，对于老诗人来说，“随便什么东西都很阴森，那对红灯好象荒山上的鬼火，不是红的光，简直是绿的光”。在这孤独的屋中，一个孤独的老人，他格外的寂寞了。他盼着有人来陪伴着，盼着他花钱请的、与之作伴的金小姐，他苦苦地等啊，等啊，没有来；他盼着月亮出来，月亮也没有出来，只听阴风沙沙，只见鬼影重重，是更深度的孤独悲哀，是更诡异的感觉和更残酷的寂寞。
他所盼的一个也没有来到，可是死神却不期而至。他自己都惊叹道：这是“让一个诗人寂寞地死去？残酷的世界！”
我们所看重的，就是楚淮先生这种对现实世界的现代性的残酷感受，他把这种残酷上升为美学的境界；此后，我们在曹禺先生的《雷雨》、《日出》和《原野》中，也看到他对这种现代残酷的审美提炼。
我以为，楚淮先生在中国现代派戏剧的探索上起到了先锋的作用。
六
由于全民抗战运动的兴起，使得楚淮先生将自己的戏剧创作全力投入火热的抗战运动之中。
楚淮先生抗战题材的剧作有着他独到的思想特色，第一，先生在剧作中重民族的大义、国家大义的开掘和高扬；第二是重民族气节的热情歌颂。
写于1934年的《有刺的玫瑰花》，就是一部弘扬民族大义的剧作。大学生陈家驹与同学约好，一起到东北参加抗战。不料，陈家驹却沉迷于新婚的欢乐之中，把先前的约言置之脑后。他的行为，颇令同学气愤，但却以为这是他的妻子王香玫迷住了他。于是他们一致要声讨女人，“打倒狐狸精！”出乎他们意外的是，王香玫却深明民族大义，坚决支持丈夫陈家驹奔赴东北杀敌，并声言，如果陈家驹不去抗敌她则与之决裂。她向大家表示：“爱国超过爱情！”于此，刻画出一个靓丽的爱国女子形象。
《铁罗汉》则歌颂在敌人面前决不屈服的民族气节。一个当年曾和一位日军司令织田辰雄是老同学的老铁，不但成为刺杀织田的刺客，而且成为织田的“阶下囚”。织田采取种种手段，威逼利诱，妄想老铁屈服。先是将当年另一个老同学，现在是织田司令部的顾问的王伯达叫来说服老铁，但却遭到老铁的无情的讽刺；继之，织田又将老铁的父亲和弟弟带来，而老铁则教育弟弟，告诫父亲，牢牢记住为国而死是光荣的。再次，织田杀死老铁的父亲和弟弟之后，又把他的妻子喊来，老铁则又教育妻子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妻子遂毅然自尽。老铁，一身正气，一身硬骨，宁可家败人亡，决不屈服，于此唱出一首坚守中华民族气节的赞歌。
《周天节》也塑造了一个坚持民族气节，不为敌人名利所诱惑，坚决不给日本做事的乡绅周天节的形象。
这些剧作在抗战中都演出过，鼓舞了教育了广大的观众。
七
在即将迎来中国话剧百年之际，《陈楚淮文集》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它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话剧界前辈，是怎样艰苦卓绝地开创中国话剧的，又是怎样开辟中国话剧的发展道路的。
话剧，在中国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娱乐的工具，这是历史，也是传统，更是中国话剧的基因，是不可忘记的，不可丢掉的，也是丢不掉的！
2005年国庆假期中
于京东罗马嘉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