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小说创作则是善于在理性的叙事中,展开对民族资本家、时代女性的生存境况和命运的剖析。他不同于鲁迅,而是多采用第三人称方式进行叙事。他追求叙事语言的准确、客观、均称,力图将准确细致的心理解剖与准确贴切的语言分寸感相结合,叙事语言不枝不蔓、疏密相间。如《林家铺子》:
天又索索地下起冻雨来了。一条街上冷清清地简直没有人行。自有这条街以来,从没见过这样萧索的腊尾岁尽。朔风吹着那些招牌,嚓嚓地响,渐渐地冻雨又变成雪花的模样。
沿街店铺里的伙计们靠在柜台上仰起了脸发怔。
这字里行间没有满腔热血式的愤怒指责,也没有冷嘲热讽式的嘲笑讽刺,有的只是冷隽的语言中那种小有业主的可怜与可悲。整个叙事语言平淡淳朴而又蕴藉深厚,林老板的命运却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茅盾就是这样不直接地加以评说,整个叙事却收到了含而不露、意味无穷的艺术效果。
利科尔认为,言语的力量表现为人类对语言的无限运用上,“以人们未意识到的字母、词典、词汇或句法构造我们的语言”。“两浙”作家叙事语言所具有的冷静风格,配合其引起“疗救注意”的“为人生”的启蒙主题,以及对“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思考,是极具理性价值的。这种叙事语言策略,多出现在以写实为主导的小说文体中。像许杰的《惨雾》,就以严谨的逻辑思维语言,揭示了封建伦理和官僚政治的症结所在。茅盾指出这种叙事语言是:“不但在题材上是新的东西,就是在技巧上也完全摆脱了章回体旧小说的影响,它们用活人的口语,用‘再现’的手法,给我们看一页真切的活的人生的图画。”“两浙”作家的叙事语言,既强调客观的显示,又主张蕴含丰厚的意义讲述,应该说,这种叙事语言正是人们所要聆听的,也是作者希望人们聆听的,所显示的思想情感的深度及其所揭示的人的生存境况,人的命运的展示,都是新文体所要传达给读者的真正意图所在。
二、抒情语言策略
新文体的抒情语言策略的制定,是由时代的激越性特点和思想文化启蒙的时代要求,以及对现实人生的生命感悟与深刻体验所决定的,多表现在偏重于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创作当中。在文体的意义上,抒情语言策略的制定,更加强调通过具有音乐节奏性、旋律性的语言结构和饱含情感力度的抒发来展现主观感受和体验,使之构成文本现实,让人们在抒情语言当中感受到所内含的思想和情感韵律。
鲁迅的抒情语言极富节奏感、旋律感,起伏流转、声情并茂。无论是在小说创作,还是在杂文、散文诗的创作当中,鲁迅的抒情语言都是饱含着深情的。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这样写道:“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在散文诗《野草》中,鲁迅就用抒情语言织就了一面多重层次的网,反映了特定时期的个人心境。在生与死、爱与恨之间,鲁迅将心灵挣扎的痛苦、存在的困惑、死去的过去的纠缠、未来希望的诱惑、现实的荒谬的矛盾等等感受与体验,展现为梦境与真实的交错,从而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复杂矛盾的心灵象征与隐喻。郁达夫“自叙传”体小说的抒情语言也极具情感力度,还极具爆发力、煽情性和象征性。
他的抒情体小说,往往是其中任何一个篇章都可以进行随意置换,而不影响小说主旨的传达。其特点就是通过抒情语言的组合,按照主人公的心理情感起伏发展,一步一步地推进和演化,最后将小说的抒情推向高潮,形成强烈的艺术情感冲击波,冲击着每一个“弱中国的子民”的心灵,激发他们的情感,展现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穆旦等“两浙”诗人的抒情语言策略的制定,也强调通过具有音乐性、节奏性、旋律性抒情语言的制定,来充分地展现内心的感受和体验。如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当时作者身在狱中,因看见雪而联想起抚育过自己的乳母,于是激情澎湃地写下此诗。在这首叙事成分较浓的抒情诗中,诗人以自由抒情的文体来组织抒情语言,并不讲究固定的格律,而是侧重通过抒情语言将所描绘的大堰河——保姆的形象,与诗人内在的情绪波动糅合在一起,使之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相应的长短句和回环的章法之中。因此,整首诗都具有一种流畅、真切和意味深长的语言美感。
利科尔说,抒情性的语言是不加证实的,“每一首诗,每一件文字作品,都有一个‘世界’,都展示了一个‘世界’,作品的世界。我们以此来意指一个我们能居住于其中的可能的世界”。“两浙”作家的抒情语言作为一种主观情感表现,在文本的跌宕抑扬间,尽显其赞颂、向往、同情、憎恶、厌烦等倾向,充分地表现出了对现实的深切感受和主观意向。
三、议论语言策略
议论语言在文体结构中是以情理交融的方式对现象、问题作出符合逻辑的思辨和价值评价。它既直接地表现出作者对客观对象的评述,又从中充分展现论者的思想和情感及其相关的态度。“两浙”作家基于思想文化启蒙的需要,在新文学的各种文体中都十分重视议论语言策略的制定,强调议论语言对新文体构筑的特殊功效。
李欧梵在评论鲁迅的议论语言特点时指出,鲁迅善于将对外部现实的种种与内在声音的种种结合起来:“由于添加了虽然是从他所描写或批评的外界现实中引出但超越了这一现实的浮现意义的哲理层次,就给他的杂文带来了深度。爱、死、牺牲、希望、失望、时间、历史、人的状况、生命的意义等主题,成为他杂文中的‘内在的声音’,不仅揭示了他作为创作者的内省的方面,也揭示了他在思想理性方面‘多方位的’复杂性。”以情理交融的方式展开议论语言结构,实际上就是要体现新文体结构的意义深度。在叙述语言和抒情语言还不能充分有效地传达所构筑的意义时,就需要议论语言来再加一把火,以凸现出意义生成对于对象世界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像鲁迅在“随感录”文体中大量使用议论性语言,就是为了适应五四激进时代思想迸发的需要。议论语言的大量产生,不仅给予散文、杂文创作以强大的支持,同时也给予小说、诗歌、戏剧创作以大力的支持。
议论语言在散文一类(包括杂文)文本中的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的议论语言常常是针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病态心理而发的,其特点是对隐藏在具象中的文化根源进行“刨祖坟”式的揭露,往往寥寥数语就使物无遁形、窘相毕露。鲁迅是“贬锢弊常取类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总是毫不吝啬地加以议论批判: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现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竟不过是苍蝇。
——鲁迅:《华盖集·战士与苍蝇》
战士有缺点也终归是战士,苍蝇完美也终归是苍蝇。这种议论语言的批判性、否定性与攻击性,源于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使命的理解,即不断揭示现实人生的弊病与思想文化的困境,体现了知识分子充满社会、历史责任感的良知,以及“不可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在鲁迅那里,议论语言的功利实用价值和那种特有的“释愤抒情”的艺术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议论语言在小说文本中,往往是对叙述对象的认识更进一步的深化。像鲁迅在小说《故乡》里,对“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议论,就是生命感悟现实的一种思想与情感的深化叙述。还有在《头发的故事》中展开的“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的议论,其语言中充满了对“老中国”那种僵死的现实和历史传统的失望与悲愤之情。郁达夫在小说《沉沦》中用主人公的话直接宣泄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国家富强的企盼,其实也是用议论语言将抒情语言不足以传达出来的思想情感,再更进一步地升华,以提升整个小说的思想高度和加强小说的抒情力度。
潘漠华的《人间》也是如此,结尾也是靠议论语言来画龙点睛,提升主体对现实事件的直接干预力度。显然,议论语言将对社会的观察思考与其不拘一格的想象力、创造力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将语言的知性、智性、感性融为一体,这就使新文体在成为一种完全不同于旧文学旧文体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不可重复的天才创造,充分地表现出新文体的意义完整性和创新性特征。
作为文学语言,在文体结构中只有展现主客体的双向冲突、交汇,才能显示出存在的意义,并使之向多方投射,扩展语言对于意义重构的空间领地,使语言意义的深度、广度都得到伸展和增殖。人的存在总是要面对“世界”,面对“他人”,面对“我”,在主客体的对应关系上,这就规定了语言包含着作为主体的人与客体之间展开的对话——反应——呼应的关联价值。同时,语言作为面向世界的“说”,也不仅仅只是表现在那种说话者在人与语言的关系意义上。海德格尔说:“语言的本质存在是作为显示的说。语言之说(显示)的特征并不基于任何种类的符号;相反,一切符号都渊于此一显示,在显示的领域,为了显示的目的,符号才成其为符号。”“言辞从意义生发出来,而不是给词——物配上意义。”不是“我”拥有意义,也并非“无人占有意义”,而是“大家经由对话获得意义”。
意义出自人们的相互对话(以语言为中介)及其具体语境之中,可以是两者间的,多者间的,也可以是个人独语式的。海德格尔说:“语言作为推动世界的说,是一切关系的关系。它关联、保持、给予、丰富着世界领域之间的相反与相成,并通过它给自己的说保持自身同时也保持和维护世界各领域。”从新文学的特定语境上来看,思想文化启蒙就是一种复杂的矛盾的语言运动。启蒙主题本身包含了启蒙的主体与客体的双向对话结构,包含了启蒙者通过语言向被启蒙者的宣扬、言说,以及对启蒙客体现状的描摹,启蒙客体对语言的接收,还有启蒙主体自身痛苦而复杂的心灵世界,以及启蒙主客体的对立隔膜。
这些都为新文学的语言建构提供了多样性维度和丰富、无限的可能性。
因此,“两浙”作家在新文体建设中,注重对置换后的白话语言进行艺术建构,就在制定新文学的艺术策略当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这对于从旧文学手中夺取话语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历史证明,“两浙”作家的语言艺术策略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