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两浙”作家的都市意识与都市想象
在近代中国，如何使具有传统文化特征的“城”与“市”，对应现代化的都市发展需求，开始成为新文学的关注对象。在这当中，“两浙”作家为新文学的都市想象和都市书写，提供了两个重要的观照与书写维度，即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和现代都市文化反观。
自近代中国陷于被动挨打局面以来，人们开始认识到，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必须面对两种境况：一是被置于世界性的冲击之中，社会的强烈震荡使整体的文化结构发生了基础性的动摇，传统的意义系统逐渐地从中心走向边缘，不足以支持现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二是现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吻合世界性的现代化发展主流，重建新的民族国家风貌。因为“民族比较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基本处境，亦是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基本问题所在”。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视角上来看，新文学在进入以追求“社会解放”为主导的时期之后，现代都市开始被作为书写对象，被赋予诸多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功能。都市一直居于中国现代化的中心地带，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充当了中国现代化“领头羊”的角色，积聚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意识。在新文学中，都市意识和都市想象都被赋予了整个民族热烈企盼现代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人们从都市想象和都市书写当中，能够更多地领会到有关民族独立、社会解放和迈向现代文明等诸多的宏大叙事价值。换言之，新文学中的都市想象和都市书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传达出了整个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性的意义诉求。
在现代性语境中，“两浙”作家具有左翼特征的“革命性话语”显得格外突出。这种话语的基本理路仍然是沿着晚清以来有关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路径演化而来，其特点是以偏重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凸现现代民族国家主体建构的话语权力。“革命性话语”对都市想象和都市书写的意义赋予，有一个突出的标志，那就是将都市的书写烙上宏大性质的“国家出路”或“中国社会何去何从”一类的时代发展标记，充分地显示出新文学对现代民族国家本质和发展动态的追踪与高度关注。茅盾在评论鲁迅的《呐喊》时就认为：“《呐喊》中间有封建社会崩坍的响声，有粘附着封建社会的老朽废物的迷惑失措和垂死的挣扎，也有那受不着新思潮的冲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老中国的暗陬的乡村，以及生活在这些暗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但是没有都市，没有都市中青年们的心的跳动。”在茅盾看来，鲁迅侧重的是对静态的中国乡村社会的观照与书写，还未来得及对进入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动态的中国都市进行认真思考。虽然茅盾的观点未必完全正确，但却表达了他对于中国都市社会发展的高度关注之情。也就是说，动态的、不断发展的都市包含了决定中国社会发展的要素。这个要素是时代性的、革命性的。
所以，茅盾坚持认为：“一篇小说有无时代性，并不能仅仅以是否描写到时代空气为满足；连时代空气都表现不出的作品，即使写得很美丽，只不过成为资产阶级文艺的玩意儿。所谓时代性，我以为，在表现了时代空气之外，还应该有两个要义：一是时代给予人们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换言之，即是怎样地催促历史进入了必然的新时代，再换一句说，即是怎样地由于人们的集团的活动而及早实现了历史的必然。在这样的意义下，方是现代的新写实派文学所要表现的时代性！”茅盾在“革命性话语”中强调时代性要素的重要性，目的自然是要求新文学的都市想象和都市书写，必须贴近社会时代的发展，使之成为人们认识现代中国社会动态发展的一种基于这种想象的理路，“两浙”作家对都市想象和都市书写空间的建构，所展现的仍然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图景。随着新文学表现主题的不断深化，题材选择范围的扩大，内容的丰富，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的多样化，“两浙”作家就对新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作了新的开拓。在这方面，茅盾是杰出的代表。他十分重视文学的时代性、社会性内涵，自觉地追求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的结合，以便能够充分地反映中国社会、时代的全貌和发展前景，凸现现代民族国家主体建构的史诗性特征。在谈到《子夜》的创作意图时，茅盾就说，“我有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要“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中国面貌”。
基于对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理念，茅盾的都市书写，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运用现代思想对中国社会进行全景式的思考、探索和描绘。
在小说《子夜》中，茅盾通过民族资本家与各方面的矛盾、纠葛，以及走向悲剧结局的展示，全方位地揭示出了现代都市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相互依存的内在关联，并昭示人们：都市已成为演绎现代民族国家认真思考如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窘境，如何迈向现代化的一种国家元叙事。因为都市已在许多方面成为整个国家追求现代化的缩影，它所遭遇的困境、难题，所发生的事件，以及所展示的未来，都被强烈地赋予了国家现代化的意义，使之具有国家性的认知与思维。
“两浙”作家的“革命性话语”，表现在都市想象和都市书写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将都市看作是一个革命的“飞地”，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母胎”（殷夫：《上海礼赞》），也是新兴无产阶级建立新的国家的革命策源地。因此，在对应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当中，“两浙”作家强调了以“我们”为核心的集体主义意识，都市成了具有革命感召力的能指对象。殷夫就在诗中明确地表白：“算是向一个‘阶级’的告别词吧！”在《别了，哥哥！》一诗中，他又这样写道：“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我”和“哥哥”的手足之情不能说完全泯灭，但在对应民族国家主体的诉求时，它只能处在次要的地位。尽管诗人也会以“我”的呼声讴歌，但这个“我”所包容的则是民族国家集体的“大我”，而非纯个体性的“小我”：
“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我也是历史的长子，／我是海燕，／我是时代的尖刺。”（《血字》）这个包容民族国家集体意识的“大我”，投射在上海——这个现代中国都市最繁华的南京路上，所呼唤的就是要“成为报复的枷子”、“成为囚禁仇敌的铁栅”，“分成镰刀和铁锤”，“成为断铐和炮弹！”
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都市往往是以其独特而占据优势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积聚着现代中国诸多的革命能量，散发出大量的革命信息。“两浙”作家常常将都市看作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冲突之地。如夏衍的戏剧、报告文学创作，就突出了资产阶级的“颓败”、“腐朽”。“包身工”、“卖身工”既成为都市资本主义罪恶的写照，也成为无产阶级号召集体革命的旗帜。都市激发着具有左翼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当时“左翼的波希米亚人常常出没于虹口地形复杂的弄堂、亭子间、小书店和地下咖啡馆，充满着密谋的氛围”。“革命”——这个在五四时期以追求“民主”、“科学”、“个性解放”为主导内涵的话语，在新文学的都市书写中就被转化成为以追求“社会解放”为主导的，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主体内涵的话语与意义的表述，从而为新文学构筑宏大性的民族国家革命叙事空间铺平了道路。正如李欧梵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叙事话语特征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作家从来不像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由于对现实的绝望而遁入内心、遁入艺术之中，相反，他们对社会现实和民族——国家的状况充满焦虑，并且积极投入现实的变革。他们从来不拒斥和批判启蒙理性，相反，他们对启蒙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予以高度评价和积极张扬。他们从来没有在个人与集体之间陷入幻灭、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感到断裂。因此，“在中国，现代性这个新概念似乎在不同的层面上继承了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若干常见的含义，进化与进步的思想，积极地坚信历史的前进，相信科学和技术的种种益处，相信广阔的人道主义所制定的那种自由和民主的理想”。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两浙”作家的都市书写，我们会发现，通过对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两浙”作家的都市书写，所对应的乃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这种诉求赋予新文学一种鲜明的目的性的创作意义，同时，也使新文学自身成为向未来过渡、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意识指南，一种精神性的向导。
从现代都市文化反观的维度来展开都市想象与都市书写，“两浙”作家突出了对都市异化进行批判的特点。由于现代都市迅速膨胀，都市文化开始呈现自身的特点。以上海为例，上海都市文化是以现代的工业化、商业化都市为特征的。上海外滩的改造、工商经贸的国际化，以及由现代化所带来的南京路的繁华，都构成了上海大都市的独特文化风貌，形成了上海特有的现代消费文化环境。
“两浙”作家的都市想象与书写，善于依据这种消费文化特点，展示奇异的都市文化，总是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和心理，都市在这种环境中1往往展现为这样一种镜像：
这些椅子似乎从来不会被同一屁股坐上一刻钟或二十分的，然而亦似乎不会从来没有人光顾，做了半天冷板凳的。这边，有两位咬着耳朵密谈；那边，又是两位在压低了嗓子争论什么。靠柱子边的一张椅子里有一位弓着背抱了头，似乎转着念头：跳黄浦江呢，吞生鸦片烟？那边又有一位，——坐在望得见那魔法的红色电光记录牌的所在，手拿着小本子和铅笔，用心记录着，像画“宝路”似的，他相信公债的涨落也有一定的路的。
——茅盾：《交易所速写》
交易所也许只是当时上海都市的一个特有象征，但给予人们心灵的感受，则是另一种滋味。借用茅盾小说《虹》的主人公梅的话说：“上海当然是文明的都市，但是太市侩气，你又说是文化的中心。不错，大报馆、大书坊，还有无数的大学都在这里，但就这些就是文化吗？一百个不相信！这些还不是代表了大洋钱、小角子，拜金主义就是上海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