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与文化特殊性的存在是必然的，因此，就有管理本土化的特色，在关注文化特殊性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在管理科学中，人性的普遍性远比文化的特殊性更为重要，这不仅是管理科学本质的要求，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管理实践的要求。因此，中国管理变革的原则应该是按照后现代管理为发展方向，以国学思想文化的古典管理和现代管理为辅助的原则指导现代企业管理实践。在探索总结后现代企业管理同时，应重视国学思想的古典管理和现代管理部分，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采取渐进式变革。
二、现代管理与中国式管理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无可否定的事实，传统文化毕竟受当代历史条件的限制，与现代管理有一定的差距，只能借鉴，不可照搬照抄，很多观点与现代管理不一致，并且存在很多残缺，这些弊端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逐渐表露出来，在应用传统文化时，必须“扬弃”。
传统的儒家文化应用于企业文化有三层含义：（1）注重群体价值，“以和为贵”；（2）上下同欲者胜，“以仁为本”；（3）强调修身齐家，“内圣外王”。儒家文化无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在今天确有实用价值，但这种价值体系与现代管理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儒家文化在注重群体价值的同时，也具有权威主义的倾向，无形中缔造了强人文化。
一个企业的命运似乎掌握在企业家一个人手中，这与现代企业可持续发展要求显然格格不入。而儒家以“仁”为核心的追求，也与其等级主义构成矛盾，在严格的等级观念下，儒家的“仁”不仅是有差别的，而且往往受到血缘、地缘的影响，从而缔造出一种家长文化，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中，多少隐含着一种上级下级的优越感。在这种亲情文化主导下的企业文化，有时会被威严窒息，晚辈往往缺少应有的说话权力，紧张气氛往往使“爱”变得缺少润滑，使整体有压抑感。由于现代企业中的员工绝大多数所受的教育普遍不高，再说现实社会道德滑坡明显，仅有儒家的“内圣外王”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是不够的。儒家精神的核心：中庸之道，在中国企业管理中虽然不应抛弃，但在现代商业环境之下，尤其在处理质量否决问题，解决技术取舍课题，快速决策进退等事务上与现代管理有最明显的冲突。因此，仅靠儒家文化，不能构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文化，在现代管理中彻底实现儒家文化是不现实的。因此，对于全球化的现代管理特点，传统的中国式管理值得创新深化。
（一）不能片面地强调继承传统文化，简单地否定西方文化与现代管理，去追求中国式管理，将“面子文化”、“感情文化”、“义气文化”等片面地扩大化，尽管这些文化存在，但在管理中只能成为一种边缘文化，而不是主流文化。中国的现代管理必须吸收西方管理科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而非孤立于西方文化的纯中国式管理。
（二）管理中的“道”与“术”问题，涉及的是管理哲学与管理科学，中国的现实文化环境固然重要，但要实现管理国际化，必须解决“道术合一”，要实现“道术合一”，就必须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找到二者的相通之处，科学无国界，文化无鸿沟。管理哲学重要，管理科学更重要，因为最好的决策思路，发现内在的规律，都离不开实现目标过程中的具体管理工具和方法。所以两者统一，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不可偏离。
（三）传统文化有待于创新和发展，如以人为主，事在人为，修己安人，依理而变，中庸之道，执中两端等。西方管理却认为“以事为主，因事找人”，能力决定岗位，贡献决定薪酬，完成事务只看结果，不讲过程，不找任何理由或借口等是西方现代管理过程的主旋律。人与事实质上是企业管理的两大对象，并没有孰轻孰重的问题，管理大师德鲁克在目标管理体系中就已提出，目标管理综合了以工作为主和以人为主的管理制度，使员工在工作中满足自我实现需要的同时，实现了企业的目标。因此，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式管理片面地强调“以人为主”，势必脱离管理实践的做法，如果把“以人为主”等同于“人性化管理”，也完全不符合事实。因为，企业管理的“人性化”要建立在实现企业经营目标的基础之上，仅仅“因人设事”，并不能保证企业经营有效，在经营无效情况下，员工的生存就成问题，“人性化管理”即成为空谈了。“修身安人”应与现代管理中建立共同愿景等同起来，因为共同愿景是现代企业文化最基本的一条法则，其丰富的实践远远超过仅靠企业家的品德行为而使员工安下心来工作的努力。“中庸之道”和“执中两端”管理手段，在处于市场经济竞争环境的现代企业中是不适用的，现代企业竞争以快鱼吃慢鱼，以快制胜，任何工作必须执行的越彻底越好。
（四）传统文化在中国管理模式与现代管理的区别中有待变革。
①组织机构：中国式管理仍是金字塔形树状的组织，职位越高，权变弹性越大，越不受法令制度限制，决策任务执行，以上至下，一级一级完成；现代管理组织机构为扁平形，决策任务执行，以团队完成为主。
②领导风格：传统文化中国式管理的领导风格强调无为而治，一方面主张权术分割，另一方面以德行影响下属，在现实社会中有脱离实际的理论主义倾向；现代管理领导风格在充分授权情况下，仍用制度、绩效来考核下属，追重结果。③计划方式：中国式管理随时调整计划，绝大部分企业没有系统作战略手段和决策方案，这与现代管理重视决策和战略有很大的差距。④执行过程：中国式传统管理主张凭良心做事，只是一种理想主义，不符合事实，在现代管理中，特别强调，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无条件地执行，产生一个正确的结果，这无形中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严格的管理制度作保证。⑤考核手段：中国式传统管理在考核中考虑每个人的面子做法，正如曾仕强先生所说：“希望在圆满中分是非，最好把握下述三大原则：第一，平时要以广结善缘的态度，结识各种关系的重要人士，以便必要时商讨助一臂之力；第二，任何时候，都不要随便得罪人，以免山不转水转，有一天发生‘不是冤家不聚首’的痛苦场面；第三，要慎重考虑，自己需不需要加入势力圈？”但现代管理考核就是能力决定岗位，贡献决定报酬。⑥沟通技巧：中国式传统管理讲话比较含蓄，“不明言”、“先说先死”、“会而不议”等明显脱离现代企业管理实际，与现代管理民主化、制度化、团队快速决策执行有很大的滞后。
要建立现代管理体系，必须认清世界管理发展的总趋势，这一趋势就是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紧密相连，目前，我们正处于现代工业大变革时期，应对传统文化中国式管理有所突破。现代管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世界管理革命浪潮，它的影响主要通过企业的实践，而不是管理理论本身来体现，如今世界上任何领先的管理理论或思想，都是现代管理的不同形态。如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汤姆·彼得斯的管理思想等，都是建立在对现代工业经济时代管理法则进行变革的基础上，为此，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现代管理，已成为当今世界管理革命的主流。在全球性的现代管理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任何国家、民族文化排他性的管理理论都不符合时代潮流，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管理理论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和民族文化向世界先进的管理理念靠近。
现代管理的目标是不仅仅是股东权益的最大化，更不是中国式管理目标中的“安人”。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中指出：“根据美国社会的传统特征，它的政治哲学从不认为社会机构仅仅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社会的意义超出了它本身；社会机构也绝非权宜之计，无关个人的道德目标。”“但是仅仅符合社会的道德目标，还是可以成为社会的代表机构。代表性机构的运行必须保证实现社会承诺和社会信仰……要增强公司实力，提高公司效率，就必须保证实现社会基本信仰和承诺。”这就说明了现代管理具有“经济-文化”双重目标，不仅追求企业的效益，社会责任，还追求环境、生态平衡、人类健康的公益事业。现代管理为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科学方法与路径。如现代管理将经营权与所有权合一，或以新公有制为基础，在组织、治理、控制、文化等诸方面均建立在全球管理革命浪潮之上。人人皆为创造之主体，管理者与管理者之间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人都不孤立地存在，而是群体的一部分，是一种高度重视团队精神的管理模式。
现代管理区别于中国式管理的先进性主要表现在：①现代企业管理是理性的科学管理，它的理性是对待人类一切优秀的传统文化，以事实说话，以实践论证真伪；②现代管理是中西合璧的管理科学，超越中西，既充分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也理性吸收西方文化的丰富遗产；③现代管理是世界性与民族性融合的管理科学，关注文化特殊性的同时，认为人性的普遍性比文化特殊性更重要；④现代管理在两权合一的新公有制基础上，对企业治理控制模式、组织机构模式、企业文化模式等全面变革，改变了管理者与员工的身份，经理人也处于自我监督、自我治理状态；⑤现代管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你追我赶中产生，管理模式最具有突破性和前瞻性。
三、管理动机与伦理道德
关于现代企业管理动机和伦理道德关系，目前理论界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道德必须用其理论批判的功能来端正和规范企业动机，杜绝因奉行利益、利润至上带来的诸如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之类的消极现象。另一种认为道德理论应该为企业的谋利活动在本质伦理上作出解释的，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追求效益与利润行为做伦理辩护，主张市场经济的活动就是引入竞争机制，谋取利润最大化。第三种是超越前两种道德理论，认为现代企业动机不仅为企业本身谋取利润最大化，还承担社会责任、生态环境责任，这将管理动机与伦理道德无形中统一起来。
鉴于上述前两种观点，在市场经济确立的初期各有合理性，但在道德介入企业管理中，第三种观点主张倡导一种导向说。导向的基本内涵是指企业的道德建设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必须引导企业在管理动机发展过程中对有可能受到的局限进行超越，这种超越就是我们的道德建设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正如传统文化所言“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义者，天理之所直；利者，人情之所欲”；“存天理，灭人欲”（《荀子·荣辱》）等之类的道德说教。就市场经济共性而论，要引导企业在经济行为上有效确立经济法则、法律规则与道德原则，形成三位一体的完整运行机制。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性来言，道德对市场经济的介入更应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目前固然反对国内和海外新儒家、新道家那样对传统文化过度推崇与赞美的做法，但的确有必要从国学思想文化中发掘出能适应今天社会发展需要的东西。因为国学思想文化是既成的东西不仅无法摆脱，还延续至今，恰恰说明它是有实现生命力的。近代中国一些非常拥有民族责任感的企业家在应对西方企业纷纷涌入的严峻挑战时，曾经成功运用“儒商”精神而使自己企业独树一帜。如海外“儒家资本主义”的某些成功经验，更是表明了以“德治”为基本理念的儒家传统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有可能相互契合。为此，如今主张从国学思想文化体系中汲取营养来滋养市场经济主体，这种管理动机也是培养与弘扬民族精神的需要。
现代企业管理动机要求必须走出只重视效果的功利主义迷误，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功利主义倾向，一些西方学者在动机伦理与效果功利争论之后，开始意识到它的不合理性。着名的管理伦理学家美国的罗伯特·F·哈特利曾经提出：“导致许多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出现不道德的行为和见不得人的交易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能诱发不道德行为的重要因素就是过分强调业绩。在绝大部分公司里，升职和提薪取决于是否获得更高的销售额和利润，不仅对每一个职员和经理，而且对职能部门、分公司及整个公司都是如此。公司股东、投资商、债权人和供应商对公司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公司的发展。
而发展的表现就是日益增长的销售额和利润。增长幅度越大，公司从投资商和债权人处以优惠利息获得的更大发展所需的资金就越多，更容易吸引高素质的职员和经营者。然而，这种对公司业绩进行量化评判的过分强调正是产生负面后果的潜在因素。因为评判的基础没有考虑商界做出的道德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