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入相以后，尽掌威福大权，“姬妾慕容氏等皆封国夫人，门吏若王瑜、李奎、魏伯初、张亮等十人，皆为观察，为横行，赐金带者数百人。名园甲第，亚于宫禁。诸子皆学士，金紫显赫。子鞗尚茂德帝姬，拜驸马都尉。自古执政之盛，莫与为比”。蔡京的贪赃枉法更是无所顾忌，他动以“笔帖于榷货务支赏给，有一纸至万缗者。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喧然”。蔡京生活之糜烂，也使人难以想像。一次他宴请同僚，其中仅蟹黄馒头一味就用钱一千三百多贯，当时米价一斗不足百文，这笔钱足可买一千三百石以上的大米。又有一次他在家中请人喝酒，要库吏“取江西官员咸豉来”，库吏当即取来十瓶，客人食后，才知道并非咸豉而是黄雀肫。蔡京得意地问库吏：“尚有几何？”答道：“犹余八十有奇。”蔡京垮台后，家中奴婢散出民间，有一士人买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厨人，命她作包子，辞以不能。责问她：“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回答说：“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从这些记载中，足以见到蔡京骄奢淫逸之一斑。当然，蔡京在为相前期，特别是在崇宁年间（1102-1106），为了粉饰太平，渲染政绩，也不是完全没有做过一点值得肯定的事情。例如，他比较重视学校教育，在扩大太学，广泛兴建州县学，设置医、书、画、算各学，增加贡士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成绩，这对推动宋代学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蔡京还命京师置居养院，收容鳏寡孤独之人，以户绝财产作为他们的给养，对社会救济也不无帮助。但是这些“政绩”远远不能抵消他祸国殃民的罪行。
王黼“多智善佞”，反复无常，毫无廉耻可言。他对大宦官梁师成以父事之，称他为“恩府先生”，得势后，夺人宅第，占人妻妾，无恶不作，“道路愤叹”。宣和元年（1119）官至少宰（右相），翌年，再拜太宰（左相）。王黼登上相位以后，表面上悉反蔡京之政以收买人心，实际上与蔡京一样贪得无厌。
他大肆侵吞国帑，“中外名钱皆许擅用，竭天下财力以供费。官吏承望风旨，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余皆入其家”。其腐朽性也与蔡京别无二致，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一引《秀水闲居录》载：王黼作相，初赐第相国寺东，又赐第城西竹竿巷，穷极华侈。累奇石为山，髙十余丈，便作二十余处，种种不同。如螺钿阁子，即梁柱门窗、什器皆螺钿也。琴光、漆花、罗木、雕花、碾玉之类悉如此。第之西号西村，以巧石作小径，诘屈往返数百步，间以竹篱茅舍为村落之状……黼侍妾甚众，有官封者十八人，八夫人、十宜人。
大宦官童贯，“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指”，以知兵自任，是徽宗在军事上最信赖的心腹之一。他“握兵二十年，权倾一时，奔走期会过于制敕”。最后官至太师、广阳郡王、领枢密院事。时人称蔡京为“公相”，因称童贯为“媪相”，是有宋一代宦官之最有权势者。童贯专横跋扈，作威作福，给军政带来极大的破坏，生活上也极其奢侈，史言其“已贵而骄，不恤将士，赏罚不明，纪律尤乱。仆役皆为显官，胥吏李宗振、门客范讷皆节度使。尤不用人才，陕西、河北因数用兵，军民皆不能恤。其家园林、池沼甲于京师，金玉数十万计，服食无异御府，故天下怨之”。
梁师成较童贯后起，此人阴贼险鸷，多智数，性慎密，又稍懂文墨，自言为苏轼“出子”。政和间，因常为徽宗起草文书而受到青睐，成为权势几与童贯相埒的大宦官，积官至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并被赐予进士出身，这是有宋一代宦官中惟一有进士出身的人。“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由于直接掌握皇命，故狐假虎威，不可一世。王黼将他作为父亲看待，蔡京父子亦谄附之，执政、侍从等高官，出其门者无数，都人称其为“隐相”。宰执大臣行政，必惟师成之命是从。京城土木之工，多由他主持，从中偷盗官钱不知纪极。
李彦与朱勔都是为徽宗搜刮民脂民膏的干将。李彦“天资狠愎”，“监事愈剧”，积官至安德军承宣使，是徽宗朝又一个握有巨大权势的宦官。他继另一大宦官杨戬之后主管“西城所”，在京东西、淮西北大肆掠夺民田，“诉者辄加威淫，致死者千万”。又发供奉，靡费巨万。朱勔苏州人，其父朱冲，是有名的大商人兼大地主，他们利用自己庞大的财力，结识蔡京、童贯，由此父子均得官。徽宗喜欢花石，朱勔便取浙中奇石异卉进献，因此深得徽宗欢心，累迁至合州防御使。政和（1111-1117）中，他借供办花石纲之名，仗势欺人，无恶不作，在东南地区凌虐百姓达二十年，所掠财富不可胜计，仅田产就多达三十万亩。当时人谓：“朱勔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从而直接导致了这些地方的民变和农民起义。
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
徽宗、蔡京等“六贼”的肆意挥霍，造成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以左藏库为例，“异时月费缗钱三十六万，至是，衍为一百二十万”，一年的财政收入只能应付九个月的开支，没有几年时间，就将神宗朝所积累下来的财富挥霍殆尽。为了向全国百姓榨取更多的钱财，他们除了将一切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的新法统统加以恢复以外，同时还巧立名目，设置各种机构，想方设法加强对百姓的剥削和搜刮。
首先，置苏杭应奉局，大肆搜刮东南地区的物资和制品。崇宁元年（1102），徽宗命童贯在苏州、杭州两地设立造作局，役工匠数千人，制造象牙、犀牛、玉石、金银、竹藤及雕刻、织绣等工艺品，供应宫廷，一切材料皆在民间科配。四年，又设应奉局于苏州，以朱勔具体掌管其事，主要任务是搜刮各宫殿、园苑所需物品，特别是奇花异石，以船运往开封，每若干艘船为一纲，号“花石纲”。朱勔在征发和运送“花石纲”的过程中，渔夺之酷，扰民之烈，令人发指，据《东都事略·朱勔传》载：（朱勔）专置应奉局于平江，指内帑为囊中物。每一发取，辄数十百万。外计所蓄，虽封桩禁钱，无问名色，悉取之……而所贡之物，豪夺渔取，毛发不偿诸民。搜岩剔薮，幽隐不置。一华一木，曾经黄封，护视不谨，则加大不恭罪。人有嘉木奇卉者，指为不祥，惟恐芟去之不速。民一与此役，中人之家悉破产，至卖鬻妻子以供其须。山辇石，程督惨峭。虽江湖不测之渊，力不可致者，百计出之，至名曰“神运”。遏截诸道运纲，旁罗贾舟，舟揭所贡暴其上。连樯接橹，日夜不绝。篙工柁师陵轹郡县，人以目相谓，不敢谁何。
“花石纲”运费之巨，令人咋舌，仅一根竹子从淮南运往汴京就需五十缗钱，若从两浙和其他州郡运去，花费就更多。在将大石、重物运输途中，经常拆毁桥梁、城墙、堰闸、水门，以便让庞大的船队通过，更给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混乱。由于纲船太多，运河上已容纳不下，便取道海路。“每遇风涛，则人船皆没，枉死无算”。运送“花石纲”所需的巨大人力物力，给百姓带来了极为沉重的负担，有的因此家破人亡。
其次，置“西城所”，疯狂掠夺北方百姓土地。宣和初，宦官杨戬首创“西城所”，这名义上是掌管公田的机构，将京东西、淮西北一带根括到的所谓隐田、天荒地入官，更税为租。实际上，所括土地多为民间美田，其办法是要百姓拿出自己的田契，自甲追到乙，由乙追到丙，辗转究寻，直至拿不出证据，就宣布为无主荒地，拘没入官，强迫原业主承佃，输纳租米。另外，还将原来为公共使用的陂塘、湖泊，收为公有。杨戬死后，李彦主管其事，在汝州（今属河南）置局，掠夺土地更加凶狠，凡是被他看中的土地，“使他人投牒告陈，皆指为天荒，虽执印劵，皆不省。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劵，使田主输租佃。本业诉者，辄加威刑，致死者千万”。自“西城所”设立以来，前后共括得良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使众多民户倾家荡产。此外，李彦还借供奉为名，在那里大肆掠夺物资，“大抵类朱勔，凡竹数竿用一大车、牛驴数十头，其数无极，皆责办于民，经时阅月，无休息期。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如龙鳞薜荔一本，辇致之费逾百万。喜赏怒刑，祸福转手，因之得美官者甚众”。
第三，打着新法旗号，千方百计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京西地区原先没有支移，崇宁时（1102-1106）一斗粮食就要增加支移脚费五十六文，相当于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的正税之数。接着，又利用折变，“反复纽折”，农民的负担就“数倍于昔，民至鬻牛易产，犹不能继”。方田均税法原是熙宁时期为平均赋税所推行的一项新法，此时已完全变质，成了加强对农民剥削的一项弊政。大观二年（1108）蔡京重新推行此法，州县为多向朝廷上供，便趁机大幅度增加二税，“于旧管税额之外，増出税数，号为蹙剩，其多有一邑之间及数万者”。与此同时，又利用“方田”来维护官僚地主的利益和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宣和元年（1119），据臣僚奏称，当时在“方田”过程中，有的将土地大幅度量少，如虔州的瑞金（今属江西），有将二百余亩方为二十亩者，有将二顷九十六亩方为七十亩者。地主隐瞒土地的结果，便将二税负担转嫁到贫苦农民的头上，如在会昌县（今属江西），有一税户原来二税只有十三文，被增至二千二百文，另一税户原来二税只有二十七文，被増至一千四百五十文。官吏不仅妄增田税，又将“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刍草之直，民户因此废业失所”。
第四，推行所谓理财新法，巧取豪夺民财。蔡京所谓的“理财新法”，主要是实行盐茶新法和改变钱法。北宋盐法，在哲宗朝以前，对北方的解盐买卖实行盐钞法，即令商人在边郡折博务缴纳现钱买盐钞，至解池（在山西运城南）凭钞领取定额食盐贩卖。对东南各路末盐（按宋代称解盐以外的海盐、井解等为末盐）则实行官卖制度。自哲宗朝后期起，解池一度因水涝池坏不能产盐，解盐盐钞无法通行。蔡京便以此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盐钞法。与此同时，又将盐钞法一变再变，或强迫持钞者再纳钱方能通行，或需几次买钞才得以给盐，或已得旧钞者复买新钞方能使旧钞之半有效。实施这种盐钞法的结果，严重坑害了商人的利益，人称朝廷法令，“信如寒暑，未行旬浃，又报盐法变矣。钞为故纸，为弃物，家财荡尽，赴水自缢，客死异乡。孤儿寡妇，号泣吁天者，不知其几千万人。闻者为之伤心，见者为之流涕”。北宋茶法，自建国以来屡有变化，在哲宗朝以前，除建茶、蜀茶实行官卖以外，其余皆行通商法。蔡京上台后，实行全面禁榷，其剥削手段和危害性类似于盐钞法，茶商往往一榷再榷而仍然得不到茶，乃至倾家荡产，由此政府每年增得课利约一百多万贯，全部充作供奉。仁宗朝时，对西夏战事吃紧，为解决财政困难，曾行过当十大钱。后来因为民间盗铸者众，造成钱文大乱，物价飞涨，才不得不停用。熙、丰年间，折二钱行于天下，尚不致为民害。蔡京当国，“以利惑人主”，先将小平钱增料改铸当五大铜钱，继又铸折十钱，盗铸之风再次大起，得罪者“亡虑十余万人”。后来，又铸夹锡钱，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在原先使用铁钱的陕西等地区使用，并一度推行到全国，于是“物价日增，患甚于当十”。蔡京等人通过这一系列“理财新法”，攫取百姓的大量财富，弥补因统治集团大肆挥霍而造成的财政赤字，使一般的百姓和商人都深受其害。
三、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和徽宗任相特点
大观元年（1107）正月，蔡京再次被拜为左相。他上台执政以后，全力攻击右相赵挺之，迫使挺之两个月后辞去相位，不久即病死。三年六月，台谏官和太学生对蔡京展开了猛烈攻击，如御史中丞石公弼言：“京之奸恶，虽中外愤怨，而畏京之威，人莫敢言，一犯其怒，宗族莫保。毎托以绍述神考之政，而京率意无所畏忌。外则生事于四夷，内则殚竭于民力。托爵禄以广私恩，滥锡予以蠧经费。”侍御史毛注言：“京位极人臣，爵无可加，擅持威福，震动中外。四方多士，惟知奔走宰相之门，而不知君父之尊；知徇流俗之习，而不知法令之可畏。”于是，蔡京第二次被罢去相位，致仕并出居杭州。同时，徽宗以胆小而心胸狭窄的何执中为左相。一年后，又将一度被蔡京打入“元佑党人碑”的中书侍郎张商英擢为右相。张商英执政尚称持平，他一反蔡京弊政，改革了当十大钱，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对宦官也有所制约，如徽宗要除杨戬为节度使，就遭到张商英的反对，认为“祖宗之法，内侍无至团练使”。
他还多次规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徽宗对张商英也有所顾忌，一次修升平楼，他告诫主持工程的官员说：“遇张丞相导骑至，必匿匠楼下。”
朝廷上下因而对张商英颇有好评，但由此也就遭到何执中等人的妒忌，“日夜酝织其短”，徽宗当然也不愿意有这样的宰相在自己身边，政和二年（1112）四月，抓住张商英的一些细故，将他罢知河南府，接着徽宗又召蔡京回京师，落致仕，第三次除为宰相，封鲁国公，三日一至都堂治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