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统治者为了加强对百姓赋税的征收、差役的摊派和人身的控制，十分重视户等的划分和版籍的置造，从而出现了主户、客户、坊郭户等各类性质的民户，置造了五等丁产簿、丁口簿、形势版簿、户帖等各种版籍，并规定了划分标准和置造依据。可是由于官员因循，胥吏弄虚作假，民众千方百计地规避赋役负担，以及在划分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具体困难等原因，版籍不整，赋役负担不公的现象，终宋之世都不可避免。
北宋的赋税十分苛重，可谓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税外加税几成普遍现象，且越到后来越加严重。除赋税以外，一般主户还有沉重的差役负担，尤其是承担主管官物、督催赋税的衙前、里正等差役，最为不堪重负，这也就是造成后来王安石改革差役法为募役法的主要原因。宋朝的徭役（力役）与前代相比，却显得不是很重，相当一部分徭役已由厢军承担，特别是到了南宋，在徭役中已出现了和雇和“摊丁入亩”的现象，这应该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第一节 北宋的户等划分与阶级关系
一、重建版籍制度
“萧何入关，先收图籍；沈约为吏，手写簿书”。建立以户籍为中心的版籍制度，对于封建政府实现对广大人民的统治和剥削，也作为对地方官员治绩考课的依据之一，十分必需。建立版籍，还可以防止“吏胥私隐税赋，坐家破逃，冒佃侵耕，鬼名挟户。赋税则重轻不等，差役则劳役不均，所申户口逃移，皆不件析，田亩税数，无由检括”等流弊，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宋初，受唐末、五代战乱的影响，版籍制度十分混乱，“版籍亡失，故户口、税赋莫得周知”，为此需要着手整顿和重建全国户版。据《长编》卷四记载，乾德元年（963）十月，太祖颁布了编造户籍版簿的第一道诏令：“诸州版簿、户帖、户钞，委本州判官录事掌之，旧无者创造。”在该诏令的下文又着录云：“始令诸州岁所奏户帐，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须通勘。”宋承唐制，三年一造户籍，时间定在闰年，故称“闰年图”。编造户籍的工作非常复杂而繁重，不可能每年都进行户口的调查和统计，所以其余年份基本上采取推排的形式：二十岁入丁，六十岁开落，老小都不必报，女口对赋役没有实际意义，也不必报。故作为常规户籍，各州郡每年向户部申报的人口数，实为男丁，即成丁之口，这就是在大多数宋代的文献记载中，为什么每户平均只有二口左右的最主要原因。当然，作为州县地方政府，为了救荒赈济的需要，为了分别户等高下的需要，更是为了推排人口的需要，有时也建有包括女口乃至男女老幼在内全口的户长。
在北宋的版簿中，根据用途不同，可细分为五等丁产簿、丁账、形势版簿、户帖、户钞、升降账、桑功账等多种名目，其中最重要的是五等丁产簿、丁账和形势版簿三种。
五等丁产簿，又称五等簿、五等版簿、人口产业簿、丁产等第簿。它为有物力的民户所设，是宋朝政府征发赋役的基本簿籍。其具体登记和实施办法，据仁宗朝前期所颁布的《天圣令》记载：诸县令须亲知所部富贫、丁中多少、人身强弱。每因外降户口，即作五等定簿，连署印记。若遭灾蝗旱劳（涝）之处，任随贫富为等级。差科、赋役，皆据此簿。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其赋役轻重，送纳远近，皆依此以为等差，豫为次第，务令均济。簿定以后，依次差科。若有增减，随即注记。里正惟得依符催督，不得干豫差科。
若县令不在，佐官亦准此法。
五等丁产簿所登记的内容除了户等和户主姓名以外，还包括丁中人口、体质强弱、家庭贫富（主要指土地、房屋、牲畜和农具）等项。其划分户等的主要依据是财产多少，编造办法为每隔三年，以县为单位，由县令佐责成耆长、户长、乡书手核实各户产业、丁中，注明所服差役，先张榜公布，然后造簿，以作为摊派差科、征收赋役的依据。
北宋的五等户，也称五等主户，是从北齐、隋、唐时期的九等户制演变而来。唐代后期，藩镇割据，政治混乱，“征税并无等第”，九等户制遭到破坏。
五代时候，开始出现将民户分为五等以课盐钱的情况，办法是按户等高低，毎户须交纳一贯至二百文不等的钱。后周显德年间（954-959），也将民户分五等课食盐钱，此外，还将其作为课民种植桑枣榆柳及杂木的依据。但此时对五等户的划分尚限于中原地区，南方各割据政权并未实行，而且与差役的摊派也无直接的关系。太祖建隆二年（961）春，“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种树，每县定民籍为五等”。此时的五等户，虽与后来的五等户并不尽同，却开启了将民户划分为五等的先河。到太宗朝时，国家渐趋统一，大规模划分户等才提到了议事日程。
太平兴国五年（980）二月，京西转运使程能上言：“诸道州府民事徭役者未尝分等，虑有不均，欲望下诸路转运司差官定为九等，上四等户令充役，下五等户并与免。”“诏令转运使躬亲详定，勿复差官”。这里虽说是分为九等，但因为“下五等户并与免”，所以可以将它们视作同一等，这样与上四等相合，实际上也就成了五等。朝廷尽管接受了程能的建议，由于没有派出专门官员办理，所以推行起来就不会那么顺利。加上州县官吏的因循守旧，办事效率极低，许多地方的五等丁产簿，一直迟迟没有编造，从而造成“赋税则重轻不等，差役则劳逸不均”的弊病。太宗、真宗朝时，主要着眼于对上户和下户的原则区分，而户籍版簿的整备，五等主户的细分，实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大约到真宗朝晚期，才下诏颁布“天下闰年造五等版簿”的诏令，而其正式实行已经在仁宗朝前期了。仁宗朝以后，九等户之名似乎依然存在，但在大多数场合下，它已将第五等户至第九等户合起来统称为第五等户。
丁账，又称丁口簿，它是记载丁口的一种簿籍，编造起来比五等丁产簿要简单得多。宋太祖对编造丁账十分重视，开宝四年（971）七月下诏道：“朕临御以来，忧恤百姓，所通抄人数目，寻常别无差徭，只是春初修河，盖是与民防患。而闻豪要之家，多有欺罔，并差贫阙，岂得均平……所抄丁口，宜令逐州判官互相往彼，与逐县令佐子“仔”细通检，不计主户、牛客、小客，尽底通抄。差遣之时，所贵共分力役。敢有隐漏，令佐除名，典吏决配，募告者以犯人家财赏之，仍免三年差役。”太祖此处所言编造丁账的目的是为了均平力役，实际上还有运送军需物资，提供兵源等军事意义。到了后来，丁账又是征收身丁钱米，组织保甲义勇不可缺少的凭据，故终宋之世，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形势版簿，这是为形势户所编造的一种户籍。唐、五代时，“形势”一词指有权势或财力的豪富之家。如后唐同光二年（924）六月，应御史台奏请，朝廷下诏河南府行台马步司左右军巡院，限将所禁囚犯在十日内决遣申奏完毕，以防“内外形势官员私事寄禁”。宋代的形势户，既包括品官之家，也包括充当“州县及按察官司吏人、书手、保正、耆、户长之类”。官户有特权，吏户虽无特权，但是他们常常通过把持公事，在交纳赋税，摊派力役，丈量田亩，确定户等，租佃官田，和籴和买等方面，为非作歹，营私舞弊。建隆四年（963），朝廷要求各县“每年造形势门内户夏税数文帐”，向本州申报，然后才能“起纳”入库。事毕，通过“点检”，再“封送本州，委本“州”判官销注”。“内顽猾逋欠者，校料须于限内前半月了足”，否则就要重罚。这一规定，反映了政府对形势之家在纳税时监督之严。开宝四年（971）正月，通判阆州、殿中侍御史路冲言：“本州职役户，负恃形势，输租违期，已别立版簿于通判厅，依限督责。欲望颁为条制。”于是朝廷下诏：“诸州府并置形势版簿，令通判专掌其租。”这是宋代正式有形势版簿之始。到了南宋，不再编造形势版簿，改为在五等丁产簿上用朱笔标明“形势”或“官户”字样。
户帖是官府发给每户的凭证，其上除开列该户应交纳的二税外，还详细开列该户所有田地、房屋的大小、方位和四至等。户钞是政府给每户纳税人的收据。因为户帖、户钞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赋税收入，所以它们成为北宋最早编造的版簿之一。升降账和桑功账是为考核州县官吏治绩而设的户籍版簿，前者记载他们上任时的州县户口数，后者记载逐年变动的户口数，每年上报户部一次。户部通过对比户口数的升降，对州县官员实行奖惩。
此外，僧、尼、道士也须定期造籍申报尚书省祠部。据《天圣令》记载：“诸道士、女冠、僧尼，州县三年一造籍，具言出家年月、夏腊、学业，随处印署。按（案）留州县，帐申尚书祠部。其身死及数有增减者，母（每）年录名及增减因由，状申祠部，具入帐。”足见宋代对百姓控制之严。
二、主户和客户
所谓主户，又称税户，是指有田产、税钱或家业钱的民户，它的划分依据，随各地风俗习惯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神宗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两浙提举司言：“浙西民户富有物力，自浙以东，多以田产营生。往年造簿，山县常以税钱，余处即以物力推排，不必齐以一法。”但有无土地当是最主要的条件。
主户共分五等，各等并无统一的土地占有标准。以一等主户而言，多则上百顷，少则三四顷。一般情况下，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占地就多，在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地区，占地较少。第二、三等主户，他们占有的土地财产，大概分别在二三顷至上百亩不等，接近前者的为第二等户，接近后者的是第三等户。第四等主户所占的土地财产就较少，“旧例，物力三十八贯五百为第四等，降一文以下即为第五等”，此数折成田亩，约二十亩光景，据此推测，第四等主户占地的上限，约在百亩左右。占地二十亩以下的民户，当属于第五等主户，宋太宗时，将占地只有二十亩以下的主户，称为“贫民”，正符合了这一标准。至于第五等主户占地的下限，已离赤贫不远，只是因为他们尚有几亩薄田，甚至只有几分坟地，才够上了主户的条件。
在五等户制下，第一、二等户（或仅是第一等户）称作上户，应属于大地主之列，第三等户（或第二、三等户）称作中户，当属中小地主之列，后来神宗朝大臣韩琦上疏说：“乡村上三等及城廓有物业人户，非臣独知是从来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可见以上三等主户，在宋代属于“兼并之家”。
第四等主户，属于自耕农之列，境遇稍好的可能还是富农。第五等户则属于半自耕农甚至贫农。第四、五等主户，习惯上统称下户。仁宗朝大臣丁度说：“蜀民岁增，旷土尽辟，下户才有田三五十亩，或五七亩而赡一家十数口，一不熟即转死沟壑，诚可矜恻。”这就反映了第四等偏下户和第五等主户的实际生活状况。特别是第五等主户中的贫困者，生活更加悲惨，甚至还不及客户，“何者？所占之地非能给其衣食，而所养常倚于营求，又有两税之徭，此其所以不如客户”。
那么，上下户所占比例又是怎样？这当然不可能有一个非常正确的统计数字，但据仁宗朝长期担任三司使之职的张方平奏称：“伏以天下州县人户，大抵贫多富少，逐县五等户版，中等已上户不及五分之一，第四第五等户常及十分之九。”后来，张方平又说：“至于五等版籍，万户之邑，大约三等以上户不满千……四等以下户不啻九千。”由此可见，在五等主户中，一、二、三等户合起来不到十分之一，而四五等户在十分之九以上。
宋代所以要将主户划分为五等，主要是为了在负担差役、科配杂税、倚阁减税等方面有所区别。一般说来，上户多担任重难差役；中下户多担任较轻的下等差役。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八月，王旦等奏称：“近者特降诏旨，蠲京畿榷酤之民折输刍蒿，中等已下残欠夏税又与倚阁（按：即缓纳），生民受赐多矣。”天禧元年（1017）十二月，真宗下诏：“开封府及诸路灾伤户秋税，中等已上输送本处，已下并倚阁之。”政府手中所控制的一部分土地，也就是所谓官田，“惟许下五等人户请佃，所以优之也。官户及上三等户不许，所以防其侵细民求生之路也”。以上都表明了政府对下户的照顾，这对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不过，在五等户实际划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弊端：一些有力之家往往与负责编排户等的耆老、乡书手相勾结，瞒报土地、物力，广大贫民下户，则常常被虚估户等，从而出现“飞走卖弄，听其自为需求。如志，则以上等之户降而为下等；贿赂不至，则以十金之产増而为百金”，即造成户等的严重不实。另外，同是上户，物力相差也非常悬殊，而所应差役却一样，从而出现了一些实力不济的上户由于差役负担过重而破产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