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克哈德，安南前首席发言人。今年2月，他刚放下发言人话筒，就走上了浙江大学的讲台，成为了这里的客座教授。如今，他在浙大的教书生涯“满月”了。
“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弗雷德·埃克哈德1985年正式加盟联合国，1997年-2005年担任安南的首席发言人，曾陪同安南走访过85个国家和地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当王储时曾称他为“中东地区最着名的那张脸”。
2002年10月，埃克哈德随安南访问浙江大学，一下被杭州吸引了：“那天晚上，我跟安南住在西湖边的宾馆。我注意到月亮在湖面上洒下皎洁的银光，一只小小的老式船悄无声息地从水面缓缓划过。
远处的湖岸上有一座宝塔，它后面是一抹可爱的山峦……我告诉自己，这一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2005年，埃克哈德向联合国提出退休要求，并主动表示希望能来浙大教书。2006年2月21日，他如愿成为了浙江大学客座教授，每年来浙大工作一个学期。他的夫人凯瑟琳随他在浙大当起义务的英语口语课教师。
“我所拥有的只是我的生活经历”
63岁的埃克哈德坐在讲台上，手边是一个超市的塑料袋，他每次都提着它来上课。这门课叫“联合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听课的是浙江大学新闻系40多位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
“安南一般9点半到10点之间从住所出发，这时他的保安会打电话通知我，我就站在地下车库的平台上等他。”他身后投影出一行字：“在政界，你需要有很多朋友。”
“安南下车后，我和他边走边聊当天的新闻，1分钟；与他等电梯、乘电梯到38楼，1分钟；走到办公室，1分钟；在他一天忙碌的工作开始之前，我还能跟他聊上10分钟。”埃克哈德在课堂上讲述的，主要是自己在联合国工作的亲身经历。“我所拥有的只是我的生活经历。我告诉每一位学生，我不是一个学者。学者可以每时每刻思考，而发言人的工作就像行驶在快车道上，要处理24小时内发生在新闻圈内的大事，你没有多少时间反思或者细想。”
他为学生介绍整个世界
埃克哈德还在浙大报告厅开了一门公共选修课——-“冷战后的联合国”，这还是第一次有公选课开在这里。共有349名学生选修了这门课，实际上，来听课的人数远不止这些。开课前半小时，报告厅就挤满了人，正式上课时，许多学生在过道、讲台前席地而坐，翘首聆听。埃克哈德要求配备一个无线话筒，“这样我就可以在大厅里自由走动，和学生更亲近”。
为了介绍冷战后的联合国，来浙大之前，埃克哈德专程采访了8位“历史见证人”，包括安南、加利和联合国前几任发言人，以及《纽约时报》着名战地记者，然后在课上播放采访录音。
“很多人好奇我是怎样来备课的，其实我是从发言人这个工作中学来的。
一个发言人面对媒体之前必须要做充分的准备。他专注于每一个事实，尽力猜测任何可能的问题，然后做出简洁、明确的回答。我觉得一个好老师也应该这样备课。”为了这堂大课，埃克哈德还需要一些近期的学术研究来支持他的生活经验，为此不得不进行大量阅读。“我认为这些材料比较容易理解，也希望大家都能理解。你可以去问问学生的想法。”
的确，记者采访的每位学生都满意地点头，很多人听完他的课后更关注国际形势，还有人萌发了去联合国工作的念头。“一次下课后，一个年轻人对我说：‘我们过去学的历史都是有关中国和中国对历史的看法，而你是在向我们介绍整个世界！’有学生认为你在向他介绍整个世界，你能想象这有多棒吗？”
埃克哈德得意地说。
二十多岁时教过两年书
埃克哈德不是第一次当老师，25岁起他曾在家乡美国新泽西州教过两年有关非洲的课程。“家长们邀请我吃饭。学生下课后也会找我长聊。 ”那时的学生只有12-14岁，年长一点的18岁左右，“这个年纪的孩子情感起伏非常大，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我也会随着他们的成长与他们一起体会起起落落。”
那段经历被埃克哈德看作是一生中最值得做的事。
如今当他重新登上讲台，他感到：“在大学教书和教小孩子有很大不同。
这些学生情感上成熟许多，接受能力很强。”
散步时不必再带手机
即使已从“没有私人生活”的职位退休，埃克哈德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没有时间去欣赏他朝思暮想的美景。“备课花了我太多时间，我没机会在西湖边上走走。等我明年再来，我的课程应该准备好了，我就可以好好当一名游客参观美景。”
埃克哈德和妻子住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附近一栋普通公寓里，平时他们只在住处附近散步。“我们发现了植物园，还有我们门口饼屋的美味蛋糕，那里的卡布奇诺咖啡非常棒！”散步的时候不用带手机，是埃克哈德卸任以来最惬意的一个改变。
在草长莺飞的西子湖畔，埃克哈德只有两个愿望：一是坐坐西湖上的小船，在悄无声息的水面上慢慢滑驶；二是与美丽的妻子一起，健康活到长命百岁。
2006年11月17日
浙大校长杨卫接受本报专访，畅谈一流大学创建
大楼 大师 大学精神
我们不必给“一流大学”倒计时
本报记者徐澜 俞熙娜
“大师、大楼、大学精神，要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三者缺一不可。
我们浙大有些有初步的基础，有些还很不够。把浙大比作‘东方剑桥’也好，‘中国斯坦福’也罢，这是公众对我们的爱护，但我认为不必给‘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久’倒计时，名校是多年积淀、水到渠成的，我们要努力使浙大的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只要努力，总会离理想近一步。”
到任3月有余的浙大新校长杨卫，前天首度接受地方媒体专访，把他这几个月的思考梳理成一句设问：未来浙大，如何走向世界一流？他的回答是一句话：3S——大师（Scholar）、大楼（Space）、大学精神（Spirit）。
问：Scholar、Space、Spirit，大师、大楼、大学精神，是不是缺一不可？
答：我的理解，space应当是泛指硬件条件，包括空间、大楼、实验室，等等。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经说过，光有大楼，没有大师不行。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今天我们用梅先生的话来佐证的是，大学建设不能只重“大楼”，但反之也是同理，硬件是基础，没有好的实验条件，想要请来大师，是很困难的。清华大学创办之初的物质基础有一部分来自庚子赔款的钱，有了钱不能只用在“楼”上，还要用在“人”上。当时梅校长就用很高的薪俸来吸引优秀的学者，也利用了当年教授流动比较容易的条件。今天的中国大学，光有大楼还不行，我们说“筑巢引凤”，但把凤凰引来了，还要试试住不住得惯？这所学校的人文感召力强不强？所以大楼、大师、大学精神都是同时需要的。
Space：每万师生拥有1平方公里问：浙大已经够大了，光紫金港的万人食堂就令人叹为观止，Space应该达标了吧？
答：还没有。我们的理想是，每万名师生拥有1平方公里的地；平均每位教师拥有100平方米的实验室；拥有一个高效率运作的中心校园；拥有一些世界着名的实验室。
目前浙大在校师生有五六万人，原有五校区合并只有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实验室条件也不够理想。但这些在紫金港校区全部建成后可以实现，包括主体建成后可以拥有一个中心校园的设想。最大的差距在于我们还没有世界级的着名实验室。这可能需要我们努力相当长一段时间。
Scholar：20%的学生“三明治”式培养问：关于“大师”，可以解构成“办学实力”和“学科实力”吗？
答：一流大学的“办学实力”要达到以下这些目标：学校每年经费总量（经过购买力修正后）要进入世界大学前100名；科研经费总量要进入世界大学前100名；高水平的论文等成果要进入前100名；20%的学生要国际化培养；对区域的贡献的名次优于该区域对全球GDP贡献的百分数。
目前浙大尚未做到大幅度地进行“国际化培养学生”。以后我们可能实行的一类模式是“三明治”式的培养，或浙大占据前后两头，由国外名校占据培养过程的中间某一阶段；或由国外名校占据培养过程的前后两头，由浙大占据中间某一阶段。
为了推进国际化，浙大目前已经形成了“三圈两线一点”的国际交流网络。
“三圈”为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PRu）、世界大学网络（WuN）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东南亚大学联盟（浙大是倡导者及本年度轮值主席）；“两线”是从俄罗斯出发经乌克兰、东欧、中欧至西亚土耳其一线及韩国日本一线，浙大在这些沿线国家都有合作的大学，前者侧重资源和跨文化的研究，后者利用大中华的合作氛围；“一点”是瑞典，在诺贝尔奖诞生地，我们与瑞典排名列前三的三所大学都有合作，并将这一交流融入到浙江省与瑞典合作的大框架中去。
其次是“学科实力”。这个指标可以解释为“面、高原、高峰”。“面”指学科覆盖面要大，这点浙大已经实现，目前获得授权的博士点已经覆盖了学科专业目录的60%以上，是全国博士教育计划覆盖最大的高校。“高原”指一个学校拥有知名学科的数量。据国际上ESI数据库的统计，浙大有7个学科进入世界同类学科中前百分之一的行列，成为世界知名学科。浙大的目标是要使其博士培养计划的一半以上的学科进入世界知名学科的行列。“高峰”就是要形成若干个进入世界同类学科中前千分之一的一流学科，要进入这一领域世界前50位的排名。一流大学应该拥有四五个这样的高峰。目前浙大没有。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我们将努力打造并期待“高峰”的出现。
Spirit：大学精神是一种人文感召力
问：那么，Spirit，一所大学的“大学精神”用什么来衡量呢？
答：大学精神是公众、社会对学校的认可程度，或说是一所大学的人文感召力，这是最难衡量的。但我认为，也还是有些可以间接体现大学精神的指标。
比如校友的捐赠。因为它可以衡量一所大学办学历史、校友经济地位及校友对学校的感情，是学校精神的衍生物。如果校友捐赠累计的本金（其英文称为endowment）可以达到学校年度运行经费的总和，那么可以看作已经达到一流大学标准。因为那意味着学校可以自由支配这些捐赠的利息（通常是本金的5%－10%），用于聘请大师级人物，用于有计划地支持学科发展。世界一流大学都将endowment看成办学重要指标。像哈佛所获捐赠本金已经达到190亿美元，年息10个亿，这10个亿可以让它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对诸领域中最拔尖的人才，哈佛可以想挖谁就高薪挖来！
一所大学的招生选择性也是该大学的声名的一种体现。它体现了学校对考生及其家长的吸引力，是该校大学精神的一种间接衡量。此外，学校对老师的吸引程度也可以体现“大学精神”的感召力。我们可以以“薪金”做一个衡量标准举例，如果教师宁愿放弃高薪的学校A而选择去或留在相对低薪的学校B，这就说明学校B对人才有超越金钱之上的魅力。
通向一流大学有两条路
杨卫认为，综观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和发展，通常有两条路。
一是在外部资源投入下发展。以美国为例，“常春藤名校”，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等，最早是以某个教派的基金，或某位富商投入资金创办的。经过几百年发展，成为社会认同的一所名校，而校友的力量也已经形成，由此得到更多校友捐款，办学实力持续大增。这种学校的名字属于商标性质，往往与当地经济发展联系不一定很紧密。
二是在当地孕育形成。如加州大学、德州大学这类名校，都属于这一类。
他们通常以学校所在的地域为名，与当地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通常本州的居民在上这些大学时所交纳的费用比其他州学生要少些，并且当地政府每年对这些大学也有一定的经费投入。但这些学校并非就成为区域性大学，它同样是可以世界一流的，如加州大学的诸分校大多都是名校。再比如密歇根大学，本部属于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程度很高，而其他几个校区多为教学研究型或教学型大学，以承担普通的本科教育为主。通过这样的形式既满足所在州的需求，又追求国际化高水平办学。
杨卫认为，浙江大学比较像后一类大学。浙江人杰地灵，区域经济活跃，科技创新冲动很大，有条件也有能力孕育出后一类的世界知名学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