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到地方，总爱传播些京中闻人佚事。孙侍郎讲到正得恩宠的民政部赵秉均如何如何之“侈汰浅陋”。赵秉均是北洋巡警学堂的创办人，后为巡警部右侍郎，民政部正是由巡警部改名而来。这个赵秉均，因为依附了袁世凯，四年之间，从一介八品典史，一跃而跻身于全国最有权势的八个大臣之列。“岁有十四万金之入”，“每食须三十四元”。
刚刚完成了上海县候补咨议员选举监督任务的李超琼忿忿地
想，这种人“尚可任天下之务哉！”
回到衙署，当地士绅程伯抟来访，也谈起了袁世凯。
那天下午，李超琼来到日晖港参加一条新建马路的通车礼。顺道在那里了解了两个会馆的建筑物所占用土地的纠纷。李超琼快人快语，当场说出了自己的判断，并作出了明快的处理。
晚餐后，李超琼像往常一样，处理案牍至时钟敲过十点。然后写日记，这是他数十年未尝或辍的事情。
他记下了下午程伯抟说到的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袁世凯在得势之前，曾与胡燏棻、岑春煊三人一同去请一位相士测算终身。相士说：胡燏棻“当贵以终”；而袁、岑二位“皆极贵”；袁“尤显赫”。但是，“岑四十八必诎于时。袁五十必败，五十八尤可危”。袁世凯是晚清头号权臣。这一年，袁恰好五十岁，相士的话会否应验？李超琼随手记下了这个故事，以便拭目以待。对于人的宿命和未来历史的进程，他向来是抱着好奇之心的。
当时“未来”今天都成了历史。今天看来，这位无名相士的预言还算靠谱。李超琼记下这位相士的预言的时候，生命还剩一两个小时。他上楼去检查小女儿淑循的功课，并为她作了些讲解。那年，淑循十七岁。高楷已经为淑循向湖北候补道永川黄楚楠（秉湘）的三公子提婚。黄楚楠欣然同意，并且正式请托高楷作伐。
高楷兄弟是他终生的挚友。也起于耕读世家的泸州高氏，仅用了两代人的时间，便达致了“一门两进士，叔侄五登科”的兴盛。高家兄弟都是李超琼在锦江书院的“总角之交”。登上仕途后，他们个个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没有一个是“奔竞利禄之徒”。高氏兄弟的老大、排行第五的高棠是李超琼癸酉乡试的同年。高棠早早去世，李超琼与高树、高楠、高楷的友谊又继续发展，彼此间书信往返几十年绵绵不断，每遇困难都最早出手相助。高树，曾任军机章京、锦州知府，主张“富强之道，必须农工商艺之徒皆富，而后国可富”；高楠，有“铁笔御史”之称。光绪二十九年，因上疏“请勿移海军军费重修圆明园”而惨遭腰斩。高楷，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痛定思痛，上书请求朝廷“停书院，办新学”，并获准实施。六年前，高楷家的小儿子高笃先娶了李超琼的大女儿淑馨。上年，李超琼在日本留学的儿子廷侃，又迎娶了高棠的二女儿。他或许没有想到，把儿女托付给高家这样的亲家，岂不是六十三岁后命运的一次眷顾？
他回到自己的寝室，又与外甥徐子莪说了一会儿话。徐甥是二姐静恒的儿子，二姐夫去世后，一直在他的衙门里帮做收发。每天都一样，直到他脱衣就寝，徐甥才掩门出去。
半夜里，忽然他房里传出叫人的铃声，仆人已经睡了，只有淑循听到。淑循赶来时，只听到父亲在说心慌。她连忙叫来子莪和表弟廷儆。
这时，李超琼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指指茶杯，要水喝。
二儿子廷昂闻声赶到，李超琼已经足伸目暝，一命呜呼了。
李超琼有四个儿子，老三早夭。此时，长子廷毅远在合江老家务农，老四廷侃在日本留学。老二廷昂正好来上海探亲，于是便成了父亲临终在场的唯一的儿子。
廷昂从卧榻的草苫中找出了父亲的日记本。翻到最后一页，见墨光犹新，想到慈颜再不可覩，不禁悲从中来。他提笔续写了一小段文字，代他父亲记下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多年来，李超琼一直被心、肺、肝、肛肠等多种病痛缠身。最后击垮他生命的，可能是心脏疾病。但是这样的结局，在一百多年前的人们眼里，仍属“无疾而终”。无疾而终，岂不也是一种命运的眷顾？［注］
［注］本节未加注释或说明的情节和引文均出自李超琼《石船居在官日记》稿本，苏州工业园区档案馆馆藏。
身后无钱
半年多以前，宝山县县令窦殿高（镇山）病故，李超琼送的一对挽联说：
老友语即定评，憨而好辩多真气；近人诗可移赠，死竟无钱是好官。
意思是，廉洁奉公是官员的基本品质，单凭死后不留余财这一
条，就足以认定官员廉洁与否。这条严苛的标准，现在可以用来检验他自己了。李超琼逝世后，一条消息在上海传得沸沸扬扬。1909年4月7日
的《申报》称：“正任李县令身后萧条，（债务）积累颇重，殊觉惨然。”事实上，家里已经不名一钱，连丧葬费用都凑不出，“几无以为殓”［1］
上海士绅立刻行动起来，先由总工程局牵头，筹集白银一千两为李超琼治丧。
然后，上海士绅在《新闻报》联名发表《上海士绅上督、抚电：为李故令乞恩免追亏欠》，向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请求破例免于追缴李超琼的亏欠。还公布了《故令亏欠细账》，说明李超琼的亏欠，都只是因公亏欠。
李超琼欠的都是地方官每年必须按规制向朝廷解缴田赋。汉代以来，历朝历代田赋的形式都是粮食，通过州县官的手从农民手里征收粮食，然后运往京都。江南地区是国家的主要产粮区，所谓“国之膏腴”。江南的粮食主要通过水路运往京都，所以叫漕粮。到了晚清，解缴漕粮的方式出现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改革。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漕粮全部折成钱币交纳。名堂也改称“漕银”，或“漕项银子”。
清朝廷对漕项拖欠的追讨向来严厉。即便是因公亏空，也要求地方主官负责弥补，不惜革职查办，变卖家产，哪怕人死了也要追讨到底。
所以，时任江苏巡抚的瑞澂对上海士绅们的联名请求的回应十分明确：“不能允准。”瑞澂做事，一向都有些不着调的纨绔气，但这一次是认真的，他代表的是朝廷的意志，公事公办。
漕银，说到底还是地方老百姓的血汗钱，用于地方赈灾济困、改善设施，究竟有什么大错，要这般不依不饶！封建王朝的命数已经指日可待了，准与不准，早已经不再由朝廷一方说了算了。
士绅领袖李平书是上海滩的呼风唤雨的社会活动家。一个月以后，三月初十，他以上海士绅的名义，在小西门白云观为李超琼举办追悼大会，有市民一千多人参加。他亲自登台，向市民和报界公开李超琼“因公亏累细数”，并且提出“筹备弥补之策”。
李平书报告说，已故县令李超琼“于吴县任内亏银三万四千余两，南汇任内亏银四万一千余两，上海任内亏银五万五千余两，共银十三万两。”“丁、漕两项赔累”的直接原因是“钱价日跌，米价奇贵”。一切“有账可查”，“并非他项浪费”。他强烈呼吁督、抚衙门同意上报户部奏销。同时也建议，“应解之款，先行设法筹措解缴”。李超琼在吴县、南汇、上海欠缴的银两，其实与曾经任职的无锡等县，也有些连带因果关系，所以他建议，由无锡县士绅周舜卿先生负责具体落实无锡等县的应解之款。
追悼会当天，李超琼曾任过知县的元和、吴县、溧阳、阳湖等八个县的士绅代表，也都应邀赶到上海小西门参加了追悼大会。他们纷纷要求重新拟定请求免追亏欠的呈文，以便列上自己的职衔和姓名，表达出他们相同的意愿。
追悼大会变成了与巡抚意见唱反调的请愿大会。
晚清，《辛丑条约》签订后，财政入不敷出、严重亏空的州县，何止李超琼的上海县一个。“死竟无钱”的宝山县县令窦殿高显然是一例；曾与李超琼共同力主冒着犯规之险，购进暹罗百余担，平抑上海米价的南汇知县赖葆臣，肯定也是一例。李超琼去世前二十天，出城经过谦太客栈，到赖葆臣的临时寓次一坐，两人越谈越深，“以亏累之巨，彼此同情”，都估计到“本年奏销均有不了之势”，还为此商量了“筹备之方”。
富庶如松江府的上海、南汇、宝山如此，其他县份呢？与松江府同为国家税赋主要来源的苏州府如何呢？江苏省又如何呢？
如果把清王朝比作一棵大树，那么，上海、南汇、宝山诸县，松江、苏州诸府和江苏、浙江诸行省，都是大树生存仅能依赖的主要根系。这些根系蛀空烂透之日，便是大树轰然倒地之时。这本来就是如“落花流水花落去”一般自然的事。谁允准、谁不允准，其实都没用。于是，所谓的李超琼亏累案最后只好不了了之。这样的不了了之，岂不又是一种命运的眷顾？
倒是这场亏累案让人们再次从深处认识了李超琼。受李平书、姚文楠等人的委托，八十高龄的杨葆光先生为李超琼编纂年谱。杨先生学问渊博，著作等身，又有长期在地方州县担任牧令的经历。他在年谱中并不避讳“亏累”的事实，但摆出了另一项事实：那就是李超琼“历任二十余年，故里未增一亩之产” ；“身后不名一钱”。
辛亥光复后，李超琼的两位有名望的生前好友——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江苏都督的程德全和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的江瀚分别为他的年谱作序。
程德全在年谱序中，把李超琼的最可贵之处概括为四个字：“处膏不润”。长期在国家最富庶的膏腴之地为官，而纤毫不染，以至于“其卒也，几无以为殓。”所以，程德全评价他：“息息以民心为心”，“视民如家人父子，置一身毁誉于度外”。
江瀚在年谱序中说，李超琼居官为政，“不阿长吏，不欺细民”；“唯日孳孳，以闾阎之休戚为休戚”。
一个好官，应该怎样安排身后之事？李超琼早有考虑。
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曾有过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那年，因母亲去世，他回合江老家丁忧。又听闻“庚子之乱”的种种消息，心情极度悽怆。九月十五日上午，天气奥热，几不可耐。他突然感觉“心血顿竭，慌怯异常，几有不保之象。其急迫，时若有不能自持者”。他把这种症状称为“怔忡”。连服几天“天王补心丸”，怔忡仍未消除。于是这年九月以后，他多次随手挥洒，写下了一些有关死亡的思考和自己身后之事的安排。
在他的认识中：“气聚则生，气散则死。理之常也，夫何作怪。”
回顾自己的人生，他说：“自维一介村甿，幸读书识字，遂忝窃一官，已为非分，而曾无补于君民，亦无益于家计。”而眼下，“时艰孔亟，方忧居寂处，不能效马革裹尸者以为报靖，则死又奚足惜耶？”
一旦自己有个三长两短，他请儿孙们记住并且照办的大致有四点：
一是不要请和尚、道士进门超度。
二是棺材，“不得买重价者”。买二十多元钱的就足够了。后来大概了解了市场价格，在下一次提到身后事时，改为“在五十元之内”。既然价格不可控，就指定质量标准，要求“只用婺源杉”。
三是寿衣，“可用旧有之”。可以缝一身绸子的裤褂，其他都用旧的衣裤。如果是冬天死，棉衣棉袍，现成就有，不必另买。切记不要多花钱。现在我还在老家为母亲服丧，如若死去，就让我穿着这身乡下的丧服下葬。照例是应该穿缞麻缝制的孝衣的，姑且就从俗了吧。
四是葬身之地，有就行，不要浪费土地。人若死在江南，就葬在江南；也可以照习俗运回四川安葬。运棺柩回川，“可将衣物、器具、书籍变卖”，充作资费。可以考虑葬在父亲墓的西边稍后丈把远的地方。那里正好可以对着笔架山和丁峰山，都挺好的。不要花钱去请风水先生。［2］
他还详细开列了自己的私人债务。当时，他还借着沈佺三千两银子，借汪南陔、马筱沅各一千两；借存义公商号三千两；借孙展云、吴粤生、李集甫各五百金。先前还借过李集甫三百两，都未还。曾借石怀觐、明寿经各八百银元。以上这些，都是没打欠条的“义债”，自己这辈子两手空空，无力偿还了。他寄希望于儿子们，相信哪天他们事业有成，一定会记得偿还的。他还说，“负欠皆我之罪”。欠了这么多钱，看来儿辈们即使“倾家”，“亦不能即偿”。如果这样的话，就“只好求诸义友，缓以时日”。儿辈们应该“勉志求自立，他日有成，勿负人厚谊可也”。
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他在吴县知县任上时，还在思考自己的身后事。因为顾虑到“家无恒产”，趁着两位亲戚要经过上海回合江去，他就请托他们在上海代为购买“缝袜手机”，带回老家去，让“子妇辈习之”。他指望老家的媳妇们“皆能习工艺。将来如毛（巾）手巾之类亦可仿造”，这样也不失为养家糊口的一种门道。
据民国十八年重修《合江县志》，李超琼墓在合江县东二区松
盖山，距县城十五里。
2009年，李超琼逝世一百周年，苏州市纪委、苏州工业园区工委、管委会在金鸡湖畔李公堤西段立李超琼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