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以松浦玲所著《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为讨论的对象，对胜海舟的中国认识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如松浦玲所言，胜海舟的谈话常常被篡改，其多大程度反映了胜海舟本人的真实思想，需要进行严密的考证。要再现真实的历史，的确很难。这一点胜海舟本人也有同感。他说：大凡世上没有比历史更难的了。本来人的智慧就不能看透未来之事，所以鉴于所写的过去的历史，来试图推测将来，然而此紧要的历史却不能轻易地相信，这不是太困惑了吗？你看，从幕府倒台以来才经历三十年，而就是这幕末的历史，能够完全地传达的，不是一个人也没有吗？而目击当时情况的故老也还健在。但是这些先生，即便如此，他们也并不理解局面的内外表里。那么在三十年之后如何才能书写传达那时的事情呢？就是说，从今后再过十年二十年，等这些故老也都死了，到那一天，怎样的错误都可能传到后世。所谓历史，实在是难呀。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56—157页。历史，别说三十年，就是三年，甚至昨天发生的某一个历史事件，想要弄清楚真相，都的确很难。这里不想陷入对真实的历史书写和传达是否可能或如何可能的空泛的理论思辨中，仅以对胜海舟的中国认识的理解何以可能出现歧义这一具体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但愿这种探讨能够有利于深入理解、同时也平心静气地对待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时期乃至整个日本的中国认识。
第一，要尽可能对具体论题所涉及的原始资料进行全面的搜集和整理。
关于胜海舟的相关历史文献整理，已经出版三种全集，即改造社版《海舟全集》（10卷，1927—1929年）、劲草书房版《胜海舟全集》（21卷、别卷2卷，1972—1982年）和讲谈社版《胜海舟全集》（22卷、别卷1卷，1972—1994年）。松浦玲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研究者之一，因为参与讲谈社版全集的编纂，在文献的整理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他关于海舟的研究与论断是值得我们充满敬意地学习与领教的。但是即便如此，在材料使用上似乎也有些尚待补足或可以商榷的地方。在阅读《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之前，我对胜海舟并没有系统的了解，感谢该书给了我想要进一步了解胜海舟的兴趣。以上只是有针对性寻找相关材料，也许不自觉地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也许会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是经过这样的讨论，使胜海舟的不同侧面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也许对于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会有帮助。海舟对甲午战争态度，还有些值得仔细琢磨的地方，下面再举几则史料加以分析。
《海舟遗稿》中收有一篇《日清战役后书感》：昨伤鲁太子，今击清大使。
狂浪恣徘徊，叹息招国耻。
邻邦牵恶感，岂唯顽强訾。
顺运渐向逆，忽漫殊误是。
春风积雪融，阳和军机弛。
疾病生兵营，恐到大事已。
庙谟谁所画，窃希能终始。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20—21页。《海舟遗稿》中第一句为“唯伤鲁太子”，据《冰川清话》本改。此诗收入《冰川清话》时，其前后各有文字加以说明。其前面的文字，就是上文提到的“惩罚支那对日本不利，此事，世人还没有觉悟到吗？我从最初开始就知道。战争还在进行时，我就已经写过这样的诗。”接着就是上面这首诗。该诗引完之后，又说：“不正好是这种状况吗？”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47页。然后就是那段上述为松浦玲所反复强调的“支那不是国家，仅仅是人民的社会”那段话。
这首诗也可以独立来看胜海舟的“战后”感想。该诗写作时间，由“今击清大使”可推知。李鸿章受刺杀是在1895年3月24日。“顺运渐向逆，忽漫殊误是”一句最值得玩味，其中“顺运”是不是暗示他对战争以来日本时势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到他在后来的收入到《冰川清话》里的谈话也没有变。后来也不是都没有变，至少在写诗的当时，他认为“今击清大使”是“招国耻”之举，重点在担心此举会使“邻邦牵恶感”。但是收入《冰川清话》里的谈话，谈到这一点时重点已经有所改变。他这样说的：李鸿章实在是一个狡猾的老翁。他前年被小山六之助狙击的时候，好像没有任何痛痒的感觉，尽管自己国家的医生准备得很周到，但还是接受敌国医生的治疗，一点也不怀疑。无论怎么说，到底是李鸿章呀。真不知他到底怎么想的。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91页。这里，首先将清朝与日本的关系定位为“敌国”关系，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钦差大臣到日本议和，在“敌国”遭到刺杀，胜海舟说他竟然“好像没有任何痛痒的感觉”，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上述胜海舟说到的中国人对换了天子、国土被掠夺等没有任何感觉的谈话。至少这里用“没有任何痛痒的感觉”来评价李鸿章我想不会是什么“赞辞”，以此类推，将中国人的那种状态冠以“尧舜的政治”真会是“赞辞”吗？
还有胜海舟对三国干涉还辽之事的态度，也值得琢磨。《海舟遗稿》中收有一篇《闻辽东还附有感而赋》：世事都儿戏，闭门独默思。
濛濛六合里，大义有谁知？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21页。此外他还做了一首俳句，题为《辽东附还三国云云，世上有愤者、愁者、泣者，我甚惑之，自画富士山之图咏之》龟谷馨编：《海舟遗稿》，东京：鸿盟社，1899年，第64—65页。俳句为：“三国にふんはたかれる富士の山”。巍巍富士山，踏开三国何所惧。胜海舟多处对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政府在处理三国干涉还辽的问题上表示过不满。对此问题，他心中的“大义”是什么呢？这里举一例可窥见一斑。《海舟余波》中记载：三国干涉，终究还是归还了，但是有说就这样原原本本地归还的吗？我忠告过在支那铺设铁道、将赔偿金用在这方面。我也知道这不能实行，但总归今后要这样，所以先一竿子插上，然后，人心不会萎靡。对此，伊藤等好像说这是说大话。（1896年10月17日）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37页。这里的“大义”是不是也有通过在中国铺设铁路等举动，主张对中国大陆要有长久的“经营”理想，以此来鼓舞民心的意思呢？如他对“台湾总督”的人选就有明确的要求，他说：“台湾的总督，不具有海阔天空的大胸怀不行。靠耍小聪明是治理不好的。”同上书，第140—141页。
以上这些材料，我想对于全面弄清楚胜海舟的日清战争观和中国认识，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二，要尽可能对同时代、甚至不同时代相关具体论题之间的史料进行比较，分析其相关性。
要彻底阐明胜海舟的中国认识，全面地展示胜海舟的相关论述是第一步。同时还要将胜海舟还原到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中去，通过与他相关的人物和事件的比较研究，认清他与同时代的关联及其特殊性。比如说“尧舜之道”，作为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一般都是指中国历史上的“三代之治”，三代之后，比如荻生徂徕、古贺侗庵等，都强调尧舜之道就已经不存在了，更不要说到内政外交已经千疮百孔的清末。可见以“尧舜的政治”来称道清末的社会，按照正常的逻辑是说不通的。
上文中提及胜海舟的一些中国认识与尾崎行雄、竹越与三郎的观点的相似之处，还有比如将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与幕末日本等量齐观，福泽谕吉也有类似的观点。松浦玲以胜海舟否定西乡隆盛为征韩论者的“事实”（西乡隆盛的真相如何另当别论）来说明胜海舟本身是百分之百的征韩论否定者、亚洲同盟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