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曾纪泽为了镇静此惊骇，③ 曰：“吾人睡眠，今将觉醒。其结果如何？三亿万之民，自觉其梦醒之力量时，不产生滥用其力量的危险吗？曰：否。清国人决非侵略之人种，历史证明其为平静之人民。怎么会到将来不然呢？”然此保证不可信。所谓支那人不曾为侵略之人种，已虚伪也。所谓历史之证明，亦虚伪也。组成现今清国之大半的汉人之祖先，为什么人种？汉之武帝兵出四方、实行侵略政策以来，历朝帝王，自觉其大势力之时，无不四境出兵，征伐外国。……若回顾其穿越大漠，出兵塞外，蹂躏欧洲列国，在罗马城外耀武扬威的支那人种的侵略史，可以说彼等几乎是天生的如同强盗般的侵略人种。如果这样的人种也可以称作静谧的人种，那么就如同说俄罗斯人为天性最为柔弱、爱好和平之民一样。曾纪泽之言终究不过是外交官的常套口吻而已。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39—44页。引文中①②③编号为引者所加。曾纪泽出使欧洲应该是从1879年到1886年，1886年离开英国归国之际，写有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一文在伦敦的杂志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发表。文章发表后“备受热议”，曾纪泽“命同文馆懂英语之学生将其译作汉语，以馈知近传阅”。该文1887年2月8日被香港的英文报纸《德臣报》（The China Mail）转载。同年6月14—15日，《申报》刊载了该文的汉译稿《中国先睡后醒论》。同年夏，何启、胡礼垣写了《书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后》（以“新政真诠初编 曾论书后”为题收入其《新政真诠》，1901年格致新报馆铅印出版，附录有汉译《曾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全文，译述者署为“古沪颜咏经口译，娄东袁竹一笔述”）进行批判。曾纪泽此文不仅成为晚清中国“睡狮”形象的一个重要源头，而且在当时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参见刘泱泱《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评介》（《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郑正伟《曾纪泽与〈中国先睡后醒论〉》（《天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单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醒狮形象》（《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石川祯浩《晚清“醒狮”形象探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引文中编号部分据《中国先睡后醒论》汉译本分别为：① “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② “盖自庚申一炬，中国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己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围大作，仅中央咫尺平静。窃以此际，中国忽然醒悟。”③ “有问中国有三万万人，如一时俱醒，而自负其力，其作事得无碍于中西之和局否？或记昔时之屡败，今骤得大力，得无侵伐他国否？余应之曰：决无其事！盖中国从古至今，只为自守之国，向无侵伐外国之意，有史书可证。嗣后亦决无借端挑衅、拓土域外之思。”见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64、165页。这里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其一，他将中国比喻为如同大象那样的大动物。认为中国虽然有生长，但是没有进步，这也是中国“停滞”说的一种表现；虽然停滞，但肯定其“分量上有增加”。其二，上文对曾纪泽的批评可以说是曲解本意、强词夺理，以尽污蔑中国之能事，同时为所谓“征夷清国”寻找借口。曾纪泽此文是在当时中国已经陷入西方列强围攻、并被蔑视为“陵夷衰微终至败亡之国”的情况下，向世界声明中国奋发自强并谋求国际和平的外交主张。《皇朝蓄艾文编》的辑者于宝轩评论说：“曾惠敏公此论，于交涉虚实之间，苦心孤诣：或因西人素所鄙夷之处，迫制之端，而悚以危词，慑其轻蔑之气；或于中朝为难，牵掣失机之事，回护通融，藉张国势，收拾人心。其持论吞吐断续之中，实有一腔热血，大声涕泪，渍于字里行间。”转引自刘泱泱《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评介》，《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可谓平心之论。曾纪泽是针对现实的外交状况而论，强调：“近日与诸国交接，中国可谓和谐而无强求，以后当复如是也。”说明中国并非那种“一受灾害，始终切齿”，“所遗之血，惟血可洗”的睚眦必报的国家，而是能够反思“败衄之故，在于国之柔弱及多错误，而辱亦在是。如果弱而能强，错而能正，一经自知，稳固无敌，则国耻已雪，无异于铭识家表铜盾去锈镀金”。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见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第167页。注重从自身寻找失败的原因。且不说曾纪泽的原文中根本没有所谓“侵略之人种”之说，况且几乎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都无不是战争与和平相互交织而发展的，只看到战争的一面，便将中国人定性为“天生的如同强盗般的侵略人种”，显然是强词夺理。
《支那论》之所以对曾纪泽之论无理取闹，大概是其中有两点刺痛了日本人的神经。其中的一点是曾纪泽在该文中特别提到“声明中国统属藩国之权”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其中说到：“现已钦派大臣，往高丽西藏新疆经理其事，借以维持大局。后有侵夺该藩属土地，或干预其内政者，中国必视此国为欲与我弃玉帛而事干戈矣。”日本对朝鲜觊觎已久，此言对他们该是极为刺耳。第二点是该文在结尾指出曰：“亚洲之诸国，彼此常存嫉妒，甚有过于欧洲之忌亚洲者。亚洲诸国有同患之情，不应嫉心相视，自宜协力同心，务将与西国一切交接，基于国谊而立之国约，非基于败衄而立之和约。”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见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第168、169页。这显然是对日本“脱亚”论的批评。
《支那论》之所以如此强词夺理，一定程度也是觉得中国对日本是一种威胁，出于一种恐惧心理。比如他认为，中国因为“其山贼般的侵略根性”，一旦觉得力量足够强大，就必然会发作，那么临近的国家就是最危险的了。断定其目标所向必然是日本，所以说“清国是日本百年的深忧大患”。他说：“吾人决不惧怕清国，然吾人不想怀疑清国自觉强大之时最先映入其眼中的就是我日本。”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49、50页。那么日本该如何面对中国呢？对中日之间“你死我活”的关系，他表示：日清两国之手互相触及，我不杀你，你将杀我的危机，决不可避免。是若如此，吾人即便牺牲掉一切也还要与山贼般的国民购买和平吗？吾人抛却我荣光、我利益，也必须去买和平吗？吾人即便牺牲我“大日本”，也非要与山贼般的国民合作吗？如果向必然给我施以威力的国民牺牲掉一切而求和平的话，这种和平除了百年的降伏之外，终究还有什么结果呢？同上书，第51页。对于中日之争的必然性，他还从人口的增长方面来进行论述。他说：支那人是世界上最容易繁殖的人种，彼等如同鼠族，几乎是自乘式地增加。二十四朝、三千年，历史是朝代革命的历史，朝代革命的历史，是杀人如草、流血如河的历史。他国的战斗以谋略决胜负，清国的战斗以杀敌的多寡决胜负。然而暂时的太平，人口迅速繁殖起来。几百千回的残忍的杀人战之后，在医药止于草根树皮之国、卫生养生之术还不能清除瘴毒之国，于四百二十九万平方哩之中有人口三亿六千百五十万。这与器械工艺文明、保生安命之术无所不至的欧洲在三百八十万平方哩中有三亿五千七百万人口相比，难道不能说是具有膨胀力的人种吗？吾人看到我国民繁殖力之甚，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一平方哩内有二百七十五人，大吃一惊，说必须迅速于海外寻求新故乡。然而看看支那，根据1890年的调查，它以四百二十万平方哩的大国，已经每平方哩中容二百八十九人，冱寒、暑热、不毛、瘴毒、苛政、恶习、洪水、疾疫相参差的国土，在人口繁殖上却风光温和，这种比率，比民政宽和、医疗技术周到的我国要大。繁殖速度不及清国之我国民，若六十二年之内四千万人口倍增，清国四亿万之民，不是会以更快之速度飞跃地增加吗？四亿万之民，成倍数增长之时，彼等将在何处建立其新故乡？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54—56页。对中国蔑视的心态，从“如同鼠族”、“残忍”以及“医药止于草根树皮”、“卫生养生之术还不能清除瘴毒”等对中国文明程度低下的形容，以及将中国视为“冱寒、暑热、不毛、瘴毒、苛政、恶习、洪水、疾疫相参差的国土”，即自然环境与社会风俗与制度百无一是的措辞中可见一斑。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繁殖力和膨胀力惊人，将“支那人种”视为“抵抗日本国民膨胀性的最直接、最强大、最残忍的”对手。同上书，第54页。这种恐惧，甚至令他感到战栗。他引用英国军人吴士礼（Garnet Joseph Wolseley， 1833—1913）对中国的评价：“支那人种从西伯利亚、从西藏、从印度逶迤而来侵略欧洲，俄国不能拒，法国不能守，人种之波，滔滔侵略欧洲不已。最后为了与此可怕的大队作战，英国将与美国作成盎格鲁撒克逊同盟来抵抗。”对此他虽然认为这是外交上的煽动之辞，但是他对中国的大量移民十分感慨，这种感慨之中同样交织这蔑视与恐惧，还有一些嫉妒。他说：不藉其政府的政权，不受军舰保护之民，三百万移民向世界进出，年年有一亿万元之财富输送回本国，在豚尾汉、流浪者的嘲笑中，只保护其独自一个而吸尽世界财富之民，决不可轻侮。何况其山泽之利尚未开掘、其文明之工艺尚未在国内试验。如果天津之铁道一旦通向吉林府城，向左从陕西、甘肃而到玉门关，魏秦幽并之民听到汽笛之音，创世以来未曾开发的四川云南之山泽也被开发的话，其经济上的吞吐之势不如同海洋一样了吗？财富增益人口，人口增益财富。支那内地开发之日，四亿之民一跃而增至五亿，两跃而达六亿，三跃而到七八亿，人种的波涛必定以滔天之大势向着“大日本”的预定地而来。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60—62页。这完全是受西方帝国主义“黄祸论”的影响，目的也是为对中国开战制造借口。对此，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早有驳斥：中国本无人满之患，无须另寻新地，以为游民寄居。欧人谓其国人多于地，不能不觅新地以安置其人，非笃论也。或谓中国许多次已有亿万人为势所逼，而某食于古巴、秘鲁、美国及英国属地。不知此种人非因乡里谋生之难，乃遭粤匪之乱，丧失故业，乏困所致。其实十八省内，原有无主失种之田亩，兵燹之处更多。兼之满洲、蒙古、新疆，均有宽阔荒地，向无农工开垦者。中国人丁虽兴旺，即安插之，而尚有余地。故中国所应为者，不在使民谋食于外国，乃设法将民分置于国内，至迁百姓诣该处垦荒，为富国之一上策，亦军防之一要务，而不能不行者。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见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第165页。曾纪泽在该文中还谈到西方国家“屡欲与中国立约，准华民出洋佣工”，而中国方面“不愿含糊怂恿出洋”，这是因为“华民在外国，每受无穷之陵侮”。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见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第166页。前面提及的“玛也西”号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支那论》全然不顾这些，为“黄祸论”推波助澜，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假象，其用意，竹越与三郎也毫不讳言，他说：支那国民之势如此。如果任其纵汜横溢、自由发展的话，我日本人种还想在何处建立新故乡？吾人还想在何地开拓“大日本”？清国政府的山贼般的行为或者可以制止，然而支那国民的人种上的侵略队伍决无可以制止之日。而彼等之锋芒直接朝向要从东洋到世界开拓“大日本”的日本人种，而我们还能够安坐、沉默，为了“东洋的和平”而旁观吗？日清国民之争，即如同英俄之争、英法之争、盎格鲁撒克逊与拉丁人种之争。争是当然的、必然的、人种上的、国家层面的。而其争之根深蒂固，是你死我活的。掩盖必然的生死之争，而用“东洋”这样地理上的空名来培养千百年的深忧大患，究竟有什么益处呢？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62—63页。至此，竹越与三郎所论中日之争的性质及必然性，就已经一目了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