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开战的重大障碍是日本政府担心欧美列强的干涉，正在日本政府为此煞费苦心之际，陆奥宗光发现机会来了，他说：“恰在这时，中国政府拒绝了英国驻北京代表的调停，其他各国也暂时取旁观态度。我感到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既不能长久继续下去，还不如以促成中日间的冲突为上策。于是在7月12日电令大鸟公使：‘英国在北京之调停已告失败，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只要在不招致外间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陆奥宗光：《蹇蹇录》（中塚明校注），第73页。伊舍石译、谷长青校：《蹇蹇录》，第34页。在13日，陆奥又向派遣赴朝鲜的外务省参事官本野一郎强调：“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由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同上书，第136页。同上书中译本，第69页。大鸟圭介（1832—1911）公使没有辜负陆奥的期待和重托，利用中韩宗属问题，用陆奥的话说是“采取狡狯手段”、“厉行高超的外交政略”，日军于7月23日占领朝鲜王宫，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强迫朝鲜方面请求日方将在牙山的清国军队驱逐出境的愿望，于是中日两国陷入开战状态。1885年副岛种臣“希望没完没了的争论尽快发展成为战争”的夙愿也终于实现了。
而事后，陆奥宗光却将战争的责任完全推给了李鸿章一人，并对当时的清政府进行了嘲讽与批评。他说：李鸿章在中国，实为将此次朝鲜事件引起中日纷争的祸首、主谋者。不消说，其功罪均应由他一人承担。然而，在局势发展中，特别是在国家兴亡迫于眉睫之际，北京政府竟徒逞党争，对李加以此种如儿戏般的谴责，不仅使他不能充分发挥才智，而且还免除他的职务，在李鸿章方面固属不幸，清朝政府也可说是自杀政策。在北京政府和李鸿章继续这种明争暗斗期间，朝鲜局势已经紧张到万分，接着牙山、丰岛的陆海战争已经发生了，中日两国发布宣战诏敕，和平破裂，战争正式开始。这时冥顽不灵的北京政府，可能也感觉到此时已不是揭发李鸿章的过错而图自快的时机，或者由于没有人能代李担负这个重任才算作罢。总之，李鸿章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之下，终能支撑中日交战的局面，日夜孜孜从事于外交和军事上的活动，其处心亦甚可悯了。陆奥宗光：《蹇蹇录》（中塚明校注），第113—114页。伊舍石译、谷长青校：《蹇蹇录》，第56页。1894年8月1日明治天皇睦仁发布《对清国宣战之诏敕》，甲午战争正式开始。在此前不久曾预测“东洋之祸机不出十年将破裂”的山县有朋，对中日开战当然非常兴奋。在开战之前他也是积极的主战派，由于他自告奋勇地要求出征，8月8日，担任过总理大臣、时任枢密院议长、陆军最高统帅的他被任命为朝鲜远征军第一军司令以下关于山县有朋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参照了德富苏峰编述《公爵山县有朋传》（下卷，东京：原书房，1969年）第二编“公与二十七八年役”及前述藤村道生的《山县有朋》。9月4日从东京出发，与增援的第三师团于14日进入朝鲜京城，此日正值农历中秋，他赋诗一首，曰：“出师万里奉皇猷，行路兼吾不自由。期见天津桥上月，韩城城里遇中秋。”紧接着他与第三师团长桂太郎中将及第一军参谋长小川又次少将等向平壤出发，于日军占领平壤之后十日，即9月25日到达。“到处山河新战场，凄凉风色近重阳。平安道上秋将老，却想奉天城外霜。”这首《平安道上》的述怀诗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平壤攻击战仅用两日就被占领，这极大地鼓舞了日军的士气，山县有朋认为这是负责直接攻城的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的指挥有方和将士的英勇善战的结果。
10月25日，山县有朋率领的第一军从义州强渡鸭绿江，翌日占领了九连城。其《取九连山县有朋手迹城有作》曰：“所向无前意气雄，欲衣粮敌敌还空。何时饮马长城窟，万里山河一路通。”11月10日，天皇向山县有朋下达犒劳第一军的敕语，嘉奖其“忠勇，能排除百难进而将敌人击退到朝鲜国境外，最终进入敌国，占领其要冲之地”。但是由于其不服从大本营的统帅而独断专行，作为战地司令官恐怕对战争的大局造成不良后果，以健康为理由12月初敕命召还。他于是给野津、桂两位师团长留下一首励志诗，同时也表示了他壮志未酬的遗憾：
马革裹尸元所期，
出师未半岂容归。
如何天子召还急，
临别阵头泪满衣。山县有朋的志向从上述所引三首诗中可见一斑，即所谓“期见天津桥上月”、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 “却想奉天城外霜”、“何时饮马长城窟”。11月7日在九连城中的山县向朝廷提出《朝鲜政策上奏》，吐露了他的蔑视朝鲜和称霸东洋的心声。对朝鲜，他认为“其举国之民乏于进取之气象，偷安姑息，饱食则眠”，“想要帮助这样的国家成全其独立之名与实，实为至难之事”。因此使朝鲜独立为保全日本在东洋的利益提供方便乃是需要认真策划的。山县有朋认为当务之急是要“铺设自釜山经京城到义州的铁道，以及在平壤以北到义州的枢要之地移植日本人”这两条是最为紧急之事。对于铺设铁道之事，尤为重视。因为他认识到：“釜山义州之铁道即贯通东亚大陆之大道，无疑可以用作今后横断支那直达印度之道路。不仅如此，我国欲称霸东洋，永远雄视于列国之间，亦须要凭借此直通印度之大道。”《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24页。而让日本移民于临近中国国界朝鲜枢要之地，目的也是为了让这些日本移民“渐次掌握其商业农业之权，同时诱导土著民走向真正的文化之域，可以以此断然杜绝清国之影响”《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25页。。可见这种移民思想的要义在于“文化殖民”，也是为与中国争雄、为称霸东亚作准备的。
日军进入中国境内之后，关于作战方案，山县有朋早在11月3日就提出《征清三策》，并违反大本营的指导而命令第三师团进攻海城，12月12日他在被召回的途中还提出了《关于征清作战的上奏》，为未见到自己的进攻计划的实现就被召回而感到“终生遗憾”。在此上奏中，他主张乘胜前进将兵力推进到山海关附近，尽全力攻陷敌人的首都而使之结城下之盟。但是据说由于已经接近结冰期，要在山海关附近登陆已经很困难，那么他希望采纳他提出的第二策，即“使陆军在山东半岛登陆，陆海合议协力攻击威海卫”，他认为攻击威海卫可以消灭北洋舰队，掠夺其唯一的根据地，为在融冰之后陆军在直隶作战做好准备。为此他表示可以不惜个人性命，也要“屠敌国之首都，速战速决”。同上书，第226、227页。
读到“屠敌国之首都”的“屠”字时，不禁使人感到心惊肉跳。因为就在11月21日日军第二军（司令大山岩）攻占旅顺口，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及步兵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下令屠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惨案。郭富纯编：《永志不忘——旅顺大屠杀惨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28日，《纽约世界报》报道了旅顺陷落后四日间6万非战斗人员、妇女儿童惨遭杀害，整个旅顺，免遭杀害的中国人只有36人。日本这一头“披着文明的画皮而具有野蛮筋骨的怪兽”，终于“脱下了文明的假面具”而赤裸裸地将其“野蛮的真面目”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藤村道生：《日清战争》，岩波书店，1973年，第132页。米庆余中译本，第118页。而山县有朋正是受到第二军“成功占领”旅顺的刺激而在11月25日下令进攻海城的。对于这种野蛮行径，伊藤博文指示：“如果严格追究的话有很多危险，不是好办法，只能置之不问而专门采取辩护手段。”如藤村道生所言，其结果使日军“对残暴行为失去了罪恶感，使得此后这种行为连续发生”同上书，第133页。参见米庆余中译本，第119页。。也是顾忌到西方列强的干涉，山县有朋的直隶作战、屠敌国之首都的计划没有能够实施。
就在甲午战争停战讲和、签订马关条约的前两天，即1895年4月15日，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上奏《军备扩充意见书》，明确提出“欲乘连捷之势，投机而径直成为东洋之盟主”。他指出，通过这次战争在海外日本可以取得新的领地，“而原来的军备只是以维持主权线为本，然而如果想使这次战胜的效果不落空、进而作为东洋之盟主的话，必须要考虑利益线的扩张。然而以现在的兵备，还不足维持今后的主权线，以什么来扩张利益线而称霸东洋呢？”《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30、231页。利益线的扩张范围，在日俄战争中明确提出来。1904年7月，时任外务大臣的小村寿太郎向桂太郎首相提出《日俄媾和条件意见》，其中提到：“在战争（日俄战争）之前，帝国以韩国为我势力范围，在满洲仅仅以维持既得的权利为满足，而不幸的是此温和的要求不为俄国所容，以至于终开战端，基于此结果，帝国对满韩政策与前日相比，自然不得不更进一步，即韩国在事实上为我主权范围，基于既定的方针及计划确立保护的实权，应更加谋求我利权之发达，将满洲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我利益范围，不能不期待我利权之拥护伸张。”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上），原书房，1965年，第229页。明确地将满洲划为其利益线应该扩张的范围。
甲午战争的确是东亚近代史的转折点。这场战争最终以中日双方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而告结束。中日两国自我认识及相互认识的情形如何，我们还是回到陆奥宗光的《蹇蹇录》上来。关于日本的国内形势，他写道：我国人民在平壤、黄海战役胜利以前，对最后的胜败都暗自有所焦虑，但现在对于将来的胜利已没有丝毫怀疑，余下的只是我旭日军旗何时进入北京城门的问题。一般气氛，称心快意，欢喜若狂；凯歌之声，到处可闻；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觉流露出来了，因此对于未来的欲望日益增长。全国民众都如同克里米亚战争以前英国人所起的绰号jingoism（好战的爱国主义）团体一样，只知道进攻之声，其余什么都听不进去了。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妥当中庸的主张，就被视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必只能忍气吞声、闭门蛰居。……我国人民所怀抱的理想，其热度如此之高，当然由于我国素来具有的一种爱国热忱所致，政府自应对此加以鼓励，毫无排斥压制的必要。然而这种爱国热忱不管如何豪迈，如果不注意在事实方面的运用，往往反而使当局感到困难。正如斯宾塞曾说俄国人富有爱国心，最后又说爱国心是野蛮的遗风，这虽然是过分的批评，但只有爱国心而不详细考虑运用的方法，往往就会与国家的大政方针不能相容。陆奥宗光：《蹇蹇录》（中塚明校注），第178—180页。伊舍石译、谷长青校：《蹇蹇录》，第90—91页。这里将当时日本民众的狂傲与自满情绪以及对中国的蔑视态度活生生地描绘出来了，而且非常冷静地分析了“爱国心”的必要及其无节制的危害。他指出：“当时我国国民的热情，对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观的判断，而丝毫不容作客观的考察。只重内而不顾外，只知进而不知止。”陆奥宗光：《蹇蹇录》（中塚明校注），第181页。同上书中译本，第89页。面对西方对日本人的褒贬，他可以说还是具有非常清醒的自我认识，他说：“日本人虽不像欧洲人从前所贬低的那样没有采用欧洲文明的能力，亦未必像今天欧洲人所过分褒奖的那样进步到文明的顶峰。也就是说，日本人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采用欧洲的文明，但是能否进步到这个程度以上，这是将来的问题。但是人类一般常情是：如果得到赞扬，便洋洋得意，一旦遇到指责，便垂头丧气。现在日本人不断受到世界各国的羡慕赞誉，今后如此才能估计自己的真价，也属于将来的问题。”同上书，第176—177页。同上书中译本，第90—91页。他者认识可以说与自我认识是互为镜子，而这时候，开始膨胀的日本，已经很难有清醒的自我认识了。自我认识不清晰了，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他者认识也就模糊不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