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故宫在武英殿布置一个比过去景阳宫瓷器陈列室规模大几倍的宋元明清瓷器陈列室，以接收古物陈列所的一部分藏品为基础，加上故宫原藏处提集的物品补充组成的。其中有两件展品在提集过程中，有一点意外的趣事。朱家溍还清楚记得：有一次在寿康宫前院西配殿一间小佛堂提集，这间小屋看上去没什么好东西，照例先翻开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按照物品存放部位和报告上的名称和号码核对一遍。记得供桌上有香炉、蜡台、海灯和插供花地金漆瓶一对。拿起金漆瓶一看底，才发现是白瓷瓶“乾隆年制”四字蓝料款。瓶身被海灯的油烟熏成了黄色，很像金漆。瓶底没熏着，仍然保持了瓷瓶的原样，可能点查时没有拿起来看，所以错误地记载成金漆瓶。这对瓶洗净后现出本来面目，是乾隆年制白瓷珐琅彩瓶，也算是意外的收获。
这个瓷器陈列室是后来陶瓷馆的前身。解放后，故宫博物院大力开展古建筑维修，多方征集文物，每年10月仍然必有新的展览。朱家溍在故宫博物院里，义无返顾地投入了这项繁琐的工作。即使在文物鉴定领域已有了很深造诣的今天，他仍然认为即使再熟悉的事物，只要深入研究，对它的认识肯定还会有变化。何况自己研究的不知道的事物每日层出不穷，也可以说他从青年到老年一直是这样。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谭斌称朱家溍先生几乎是类类兼通，有时候分课题，朱家溍就说：“其他人先选，剩下的我来做。”一方面说明他博学，另外说明他年事已高的时候仍然有这种刻苦攻关的学术勇气。“有一次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让他到图书馆去，他过去没有管过图书，到了图书馆没有几年，他成了版本学家了，故宫所藏的善本书目他来整理，这个老人很不得了。”
1983年，朱家溍选择了其中100件珍品主编的《国宝》画册，成为赠送外国元首的礼品，并且一度占据西方畅销书排行榜。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称：“朱家溍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又是一位饱富学识的有深博学问的学者，他的学识可以说，对故宫的文物，对清宫的历史、档案，都非常的熟悉，并有很深的研究，所以很多人都称他为杂家，说他是杂家，不是说他到处是蜻蜓点水，他是对很多门的学科都有精深的研究。”
周围的同事经常说到朱家溍是国宝级的人物。在故宫博物院的分工是很细的，研究书画的人就不去碰瓷器，研究青铜器的人也不去介入宫廷史，而惟独朱家溍是从书画、青铜器、宫廷史、礼仪，包括戏曲样样都精通。朱家溍说：“在这一点我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的。来了东西你就研究，你比如说故宫的戏曲档案，不但外面人没看过，研究戏曲的这些专家也听我发表文章，也引用过，他也不张罗看，故宫这工作没摊上他，他绝不看。”
1931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被诬告在文物南迁中用赝品换走真文物。当时，法院出具了一大批的假文物作为物证，所谓假《宋徽宗听琴图》就是其中极其重要的物证之一。十八年后，朱家溍在故宫库房中整理编目时，从故宫的假古董当中把当时宋徽宗的《听琴图》，还有马麟的《层叠冰绡图》这两个非常珍贵的珍品找出来，判断其绝非假古董。而当时画家黄宾虹已经判断这两幅画是假古董。朱家溍此时才二十多岁就敢向权威挑战。
朱家溍回忆：“那时候年轻，有这种彪劲，因为故宫的假东西，我们外人想不到，老说皇宫里哪会有假的，有假的也是来晚清进贡来的有真有假。这个《听琴图》，还有马麟的《层叠冰绡图》，那一看就不是这种东西，那古气盎然，而且，首先蔡京的字是真的。这幅《听琴图》不一定就是宋徽宗本人画的。宋徽宗是我国一个难得的酷爱绘画的皇帝，他不仅自己画了许多的作品，还成立了一个宣和画院，养了一大批的画家，为自己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而这幅画也不落款，就是宋徽宗提了一个‘天下一人’，画押签字。在过去文物界就公认这种是真的。当时我看过很多真的宋徽宗的画，也看过不少蔡京的。蔡京是很有名的书法家，这东西从纸墨来看那就没错了。”
当初法院叫黄宾虹看过这些珍品之后，被称为假古董的这批文物便被藏了起来，没人敢再提出要看，也没人产生过怀疑。1949年春，故宫博物院古物所所长徐森玉长期在上海，由朱家溍主持馆务。他认为，这批东西已经冻结了十多年，是应该动一动它们了。但他知马衡院长是最谨慎的人，如果请示他能不能开箱，他一定会说先不要忙着开。朱家溍采取一个调皮的策略，不是请示，而是和马衡院长聊天，随便说一句：“法院封存的箱子，现在也可以打开了。”他没有用问话的方式，马衡也没有回答。朱家溍就认作可以开了。他于是就开了箱，一箱一箱逐件看过，绝大部分都是一望而知的假东西，无须专家鉴定。朱家溍说：“大凡本院的工作人员都能辨认出这些东西地地道道是故宫的原藏品，绝不是从外面拿来抵换的。”
这批假古董怎么会流入宫中的呢？朱家溍介绍说：“这批大名头假字画、假青铜器都是清代后期历年万寿节各方面送的贡品。大凡贡品不外各地特产，包括衣料、食物、用具、陈设、家具等等，或新奇物品及洋货。但贡单上也要点缀风雅，于是不得不有古董字画。别的东西都可以货真价实，惟古董字画在市场上向来假的比真的多。办贡品的人又不是鉴定家，而西太后那样的人根本也不欣赏古玩，在贡品中并不占重要地位，真假都无所谓，收下一入库，经手的太监照常规拴黄条记上年月日交来某某一件编号入账便算了事。”
朱家溍的这番介绍，对观察现代的古玩书画拍卖市场有很大启发，看到明明是假东西，为什么居然有人去买。这可能和过去一样，买的人并不懂真假，也不是为了收藏，而是买去“进贡”去了。如今一些贪官的赃物中也有许多假古董、假字画，可能有着同样的道理。
朱家溍发现此画后，首先拿到马衡院长办公室，“当时我说您看这怎么能是假的，他虽然也不是书画的专家，但是他经验也很丰富，他一看，这是真的。我再把《层叠冰绡图》提出来辨真迹。很快一件《层叠冰绡图》、一件《听琴图》，搁到钟萃宫里，马上对外陈列了。”
3. 故宫前辈
朱家溍回忆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印象最深的自然是当时的院长马衡。马衡先生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来故宫工作以前是北大的教授，国学门研究所的导师。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曾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馆长。后来他又兼任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三反运动以后，专任文物整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不再兼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工作。
朱家溍说：“马衡院长领导故宫的那几年中，印象很深的是接受古物陈列所，征集采访工作的开始，1949年前夕保护文物的措施，抗战胜利后的古物北返和清理‘易培基盗宝案’的物证。”
原来当时紫禁城外朝部分属于古物陈列所，内廷部分属于故宫博物院，前后不相通。抗战胜利以后，是马衡先生多方面呼吁，在南京开会屡次提出合并的主张，几经催促，到1947年才成为事实。当时马衡将文物按件点收，增多售票口，令参观者极为方便；同时将武英殿前殿成为完整的“宋元明清瓷器陈列室”；首先提出太和殿恢复历史面貌的主张。
故宫博物院原本是保管陈列清朝皇宫原存物品，没有征集过其他文物。抗战胜利后，马衡就由王世襄经手接受了三项文物。一项是郭觯斋的藏瓷，这里面的仿古铜彩牺耳尊，是一件有名的珍品，下面紫檀座由雕成的四个儿童组成，各自以不同的姿态用力抬着牺耳尊，形象生动，是造办处的精品。这类器物都是地道的宫中旧藏，是后来流散出去的。一项是天津张园溥仪住宅的物品，其中赵子昂的《秋郊饮马图卷》是一件珍品。绢本设色，款署皇庆元年十一月子昂，钤赵氏子昂印，《石渠宝笈》著录，乾隆御览之宝，养心殿鉴藏玺。此卷后来存储在东陵。孙殿英盗陵案发生后，当时住在天津张园的溥仪派原内务府大臣去东陵料理。最后把东陵行宫内残余的珍品物品包括《秋郊饮马图卷》都送到张园。抗战胜利后，美国柯克上校负责将文物交还故宫，其中就有此件。还有一项是杨宁史所藏的青铜器，虽然和故宫没有什么渊源，但是商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都是有价值的历史文物。除此三项接受文物之外，还有两项收购的文物，以及唐写本《切韵》和南宋宝庆刊本《四明志》的七、八卷。以上征集的文物数量并不大，但故宫博物院的征集工作是从抗战后马衡先生领导故宫开始的。
北平解放前夕，有一次马衡先生召集院务会议，宣布行政院指令，要故宫把珍品选择空运到南京，等人空运重量体积都有限得很，所以要精选。因为文献和档案重要的太多，选择太难。马衡先生说：“好像行政院意在古物，古物馆是要费事的，先把精品选出来，造清册，交总务处报院，这个工作要快，至于包装，一定要细致妥当，要保证不损坏，不要求快，记住！不要求快。”当时朱家溍分析马衡院长的原话，不像真心要空运古物。因为前几天文献馆的吴相湘要求调南京，后来不辞而别乘飞机而去。马衡先生知道后说这种人，真没出息。如果马院长真心要空运古物，那就说明他自己也打着走的主意，那么就必然会同情吴相湘的走。既然骂他没出息，那他自己一定是不打算走的了。所以他说要选精品，造清册，报出来要快，可是包装古物不要快，又重复一句“记住”，这不是很明白了吗？大家都同意朱家溍的分析，就说过几天看马院长催不催，这也是测验他真装假装的方法。日子一天天过去，马院长并没有催，这时候国内的形势也是天地变化。院长室的尚增祺对朱家溍说，“今天袁同礼馆长来电话，问古物装箱的事。我听马院长回他说，星期五装不完，你要星期五走，就先走吧，总之要派专人押运的，”朱家溍想马院长对古物装箱的事情不闻不问，怎么能知道周五装不完呢？从这句话就可以判断他真心是不想空运古物的。袁馆长坐飞机走后，马衡院长还是没问装箱的事情，接下来没几天，北平王府井南口戒严，断绝交通，听说要使用长安街做飞机跑道，没见实行，航线便停了。后来北平和平解放了，朱家溍问马衡先生，是不是一开始就不打算装运古物？马衡先生连吸几口雪茄烟，闭着嘴从鼻孔冒烟，不说话，这是他经常表现的神情。等烟冒完了，才慢慢说：“我们彼此算是‘会心不远’吧！”
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初期，在马衡先生领导下，故宫还有几项前所未有的大型陈列。例如伟大祖国艺术展览、中国艺术赴苏展览、清代戏曲史料展览、美帝侵华史料展览、清代纺织品展览等，并在慈宁宫开辟了陶瓷馆，这是故宫举办大型专馆的开始。
朱家溍是1946年正式到故宫工作的，但是见到马衡先生却不是1946年开始，在他上中学的时候，马衡先生到朱家拜访朱家溍的父亲，那是朱家溍和马衡先生最初的见面。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即设有专门委员会，聘请朱家溍父亲为专门委员，但迟迟没有去。有一次马衡先生亲自来约朱文钧到古物馆审定书画，此后又连续几起亲自送审查书画目录，朱文钧再三劝阻，才改成常规，让通信员送目录。这是朱家溍最初对马衡先生的印象。
后来在抗日期间，朱家溍到四川，那时候故宫博物院设在重庆南岸海棠溪，马衡先生就住在隔壁院子，正准备在中央图书馆办一次展览。有一天朱家溍去看他，马衡先生说：“你来帮忙吧。”朱家溍很高兴地答应了。到了展览期间，朱家溍和王世襄一起都在展览会工作。那一次，马衡先生留给大家更深的印象。朱家溍回忆先生对待工作人员，一点不像长官对属员，就像学生跟老师念书的滋味。后来朱家溍到北平，正式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七八年光景，也是这个印象。
当年故宫博物院理事兼图书馆馆长是陈垣先生。虽然朱家溍到故宫工作时，陈恒先生已经是理事，不兼任图书馆馆长，但是这位在辅仁大学念书时拜识的老师还是给朱家溍留下深刻记忆。
故宫博物院开创时期图书馆下设两部，即图书部和文献部，以寿安宫为图书馆馆址就是陈恒先生选定的，因为这座宫殿周围的楼房相连数十楹，干燥通风宜于藏书。当时《四库全书》收藏在文渊阁，“天禄琳琅”的宋金元明版收藏在昭仁殿，《宛委别藏》收藏在养心殿，《四库荟要》收藏在摛藻宫等。陈恒先生主张这些书应在历史上原藏地点保管，而把分散的书集中在寿安宫书库。陈恒先生主张赶快公布档案史料，供学术界研究，将《掌故丛编》改称《文献丛编》，还编印了一种《史料旬刊》。他认为，公布档案史料不必耽搁时间，搜寻某一历史事件的全部档案，根据档案原来次序发排，十天出版一册，如果原来档案不缺的话，将来总会出齐的。采用线装，可以让不同读者根据不同需要拆散重装。学术界需要故宫博物院加速公布资料，故宫的工作人员近水楼台利用资料写出有价值的文章，当然受到社会上的欢迎，但更迫切需要的是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