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讨论奠定了后来的发展方向，此后他们特别是康有为确实利用自己的人脉比如与张荫桓的特殊关系，不断在政治高层进行游说，为伊藤来华访问，也为伊藤就聘新政顾问制造舆论。
大清王朝的改革在过去几十年始终停留在经济层面，在政治参与和政治近代化进程上，清廷始终裹足不前。这方面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与清廷的统治基础有关。不管怎么说，满洲人是以一个比较弱小的族群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而真正处于这个统治阶层顶端的，其实是非常少的一批满洲贵族。满洲贵族缺少中国历史上汉族统治者所具有的大气与大度，无法接受非我族类的人步入政治高层。这是清廷政治的局限，当然是一种政治上不够坦然、不够自信的表现。所以，聘请伊藤为新政顾问的说法虽然在北京官场有各种各样的版本，但始终在政治高层并没有一个定本，大家似乎都在等着看。而在有人群的地方从来都有左中右，有支持，总会有反对。支持力度越大，反对的力度也总是最强烈。所以，尽管清廷并没有就伊藤出任新政顾问的事作出决定，但伊藤到京的事实，以及皇上甚至还有皇太后将给予召见和礼遇的传言，已使那些对康有为不满，对新政不满的人很有意见，他们也通过各自人脉向朝廷表达自己的看法，试图影响朝廷的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伊藤来华当然是后来政治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反对朝廷聘请伊藤为顾问的人，以为伊藤是康有为那些政治新锐的同党，而康有为等政治新锐似乎也认同这个看法，以为伊藤在政治理念上真的接受了他们的看法，真的相信清廷内部存在着两个中心，真的相信皇上力主变革，皇太后主张保守。这些人无疑太天真了，无疑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待伊藤。
伊藤并不像康有为等政治新锐所期待的那样，支持他们激进的政治变革，恰恰相反，伊藤主张政治变革必须在稳健的政治家主导下进行，至于那些激进的年轻政治家，在政治格局中只能充当配角，只能是被培养的角色。伊藤已经将他的这些看法向总理衙门王大臣作了阐释，只是康有为等政治新锐不知道而已，所以康有为依然把伊藤作为救星，相信伊藤对他们这些政治改革家特别是皇上所遇到的困难一定会出手相助。这大概也是康有为和他的那些门徒追随者9月18日上午讨论过的一个方案。
9月18日午后，康有为匆忙赶往李提摩太住处。李提摩太算得上是康有为的老朋友了，所以两人说话也就比较自由。稍事寒暄，康有为坦率告诉了这几天的消息和他的一些判断。他告诉李提摩太，新政进行甚为艰难，他自己已奉皇上谕旨准备离开北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如果不发生意外，应该在明天启程。
康有为还说，现在北京的形势已相当危机，他原准备请求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友邦在方便的时候向清廷提交外交照会，忠告朝廷中的保守派不要胆大妄为，阻止新政，更不要想着由皇太后重新出山训政，废止皇上的权力。康有为说，可惜贵国公使外出避暑，不在北京，这一请求根本无法实现。
英国公使确实不在北京，然而北京的局势是否严重到这样的程度？这不能不引起李提摩太的高度关注。不过，李提摩太似乎意识到康有为在思维路径上可能夸大了危机，这些传闻最多只是在强调两宫之间的矛盾可能在激化。李提摩太认为，对这些传闻，不必夸大，不必夸张，相信两宫自有办法，一定能重建团结，协调一致。李提摩太建议康有为要从这个层面去想问题、想办法，要积极促进两宫之间的团结。
对李提摩太的说法，康有为有自己的理解。他说皇上推行新政，进行改革，肯定将损害一些既得者利益，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基本上就是那些政治老人，他们只担心自己的政治地位、政治特权是否会随着改革而丧失，所以整天在皇太后面前哭诉。久而久之，皇太后也就自然听信这些一面之词，对皇上的作为有所不满，所以两宫之间的心结，主要的是皇太后对皇上主导的新政有所不满和不理解，而不是皇上有什么看法，所以调和起来估计很难，皇太后可不是一个轻易改变主张的人。
康有为虽然不相信两宫矛盾还有调和余地，但李提摩太的说法与告诫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所以，他一方面继续坚持与其门徒进行秘密准备，以为当形势不可控制时，用武力化解危机，收拾残局，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康有为参照李提摩太的提示，寻求调和两宫矛盾以赢得时间。
英国公使不在北京，指望由英国人出面是不可能了。当时能够对清廷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人，大约只有伊藤博文。康有为经李提摩太居间介绍，很快到伊藤博文寓所拜访，寻找帮助。
谈话伊始，康有为不忘表达自己对伊藤的崇拜，表示伊藤此次访华，正值我皇上锐意革新之时，我维新志士深望阁下赐教，以维持东方大局。
伊藤谦逊答道，鄙人性好游览，环地球各国名胜，足迹殆遍。此次之所以来到贵国，只是寄情于贵国山川风景，不敢就国家大事发表意见。
康有为说，我皇上决心变法，其实是以贵国明治维新为蓝本，这大概因为中日两国同洲同种同文同俗，而且贵国转身向西，先走一步，获取成功，成为亚洲国家的楷模。我维新志士决心师法贵国进行变法，草泽士民，亦同此志，甚望阁下有以教之。
这样谦逊的姿态不能不使伊藤感动，伊藤就此表示，贵国欲变法，首要在于破除自尊自大的陋习。世界上不论何种人，皆生长天地之间，一律平等，无分贵贱。然而贵国始终抱持天朝上国的心态，自称“中华”，而贱称他国“夷狄”。这种妄自尊大的政治姿态不仅伤害了别人，最重要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国民无知而不求上进的习惯，最后吃亏的当然还是自己。
伊藤的指责大致说出了中国人中央帝国老大心态的本质，然而由外国人说出这样的话语，总觉得不太舒服。康有为就此解释说，这样妄自尊大的中央帝国心态确实已有久远的历史传统，不过至甲午战争，又确实被贵国一举而粉碎，现在的中国人，继续抱持这种心态的为数不多，大致说来都建立了一种比较谦虚的学习态度，中国在甲午战后确实有一猛醒，有一觉悟，确实意识到向东西洋学习的重要性。
康有为的解释当然也是历史事实，只是这样的解释似乎还不能使伊藤满意。伊藤接着说，中国人读书人的习惯是妄发议论，排斥外国，这种习惯就是大国心态，是一种不健康的文化传统，是无知无识的表现。贵国的进步，必须要使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知道外国真相，知道世界大势，知道自身与国际社会的差距，这样才会奋起直追，才会发愤图强。然而贵国长时期实行为民做主的愚民政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结果就是一般百姓、读书人，甚至还有许多官员，都不知道外国的真相，不知道别国的进步，井底之蛙，妄自尊大，以为天下不过九州，世界就是中国。贵国一般百姓，往往因教案枉杀外国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不仅引起贵国与外国的冲突，最重要的是抑制了中国人向他人学习长处优点的任何可能，滋长了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贵国要进步，贵国政府和维新志士一定要想方设法劝诫老百姓不能这样做，政府更不能有丝毫利用民间民族主义情绪的想法。这一点可能是贵国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于这项指责，康有为不以为然。他向伊藤解释说，阁下对敝邦如此蔑视，可能是出于误解和误会。我中国人的排外主义情绪在甲午战前确实强大，那时一些年迈的守旧大臣确实利用了民众的情绪宣扬排外。但是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在战场的失败，在谈判桌上的失败，中国年轻一代很少还有如此议论和意识。特别是这几年随着维新运动的开展，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迅速传播，中国人的知识系统有了很大改变，年轻一代确不再是阁下所说的井底之蛙，故步自封。他们渴望了解外国，学习外国，渴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像东西洋各国一样走向富强。
康有为的解释或许引起了伊藤的兴趣，伊藤接着问，贵国几年来谈变法谈维新，现在究竟有怎样的进步、怎样的问题，收到了怎样的成效？
伊藤的提问正是康有为的兴奋点，对于维新运动的迟缓与艰难，康有为正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牢骚要发。他说，我大清的行政体制必须全面改革，枝节的改良根本无效。行政体制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甲变而乙不变，其实大家都没变，结果除了自寻烦恼，增添新愁外，毫无意义，劳而无效。康有为表示我皇上心里很明白这些道理，也很想推动整个行政系统的全面改革，很想从本原的改革做起。无奈，我皇上似乎并没有这样大的权力，总是受制于各方面的压力，不能遂愿。一个很小的改革，总是耗费无数精力，花费无数苦心，结果往往还是依然如故，我行我素，处之泰然。历史经验证明，变法不从本原入手，很难根除积弊，虽行新政，很可能是为那些贪劣之人提供了新的营私舞弊的条件。我大清之所以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裹足不前，困难重重，关键就在于我皇上不能像贵国天皇那样拥有主导改革的全权，皇上发布的改革诏书虽然连篇累牍，但并不被各级官员所重视，或视若空谈，或视为无物。朝廷对此毫无办法，这就是我大清政治改革迟缓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