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成功开讲《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
1980年，汤一介终于恢复了讲课资格，这一年，重新走上讲台的汤一介已经53岁。不久，他被评为副教授。回忆几十年走过的道路，汤一介决心把逝去大好年华的痛切化为发奋努力与顽强拼搏，以迎接学术研究的春天。从此，汤一介以他的执著、艰辛付出和生机勃勃的创造力，让他哲学研究的生命焕发光彩，更为中国当代哲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一年的夏天，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率先开设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课程。而为了成功开讲此次《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汤一介付出时间和精力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在当时的环境下，汤一介选择《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作为教授的课程，应该说是有很大难度的，因为这个题目涉及面非常广泛。其中既有“魏晋玄学”的问题，也有“魏晋玄学”与当时佛教、道教的关系问题，这就要求必须掌握大量有关哲学著作的内容。因此在“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开课前，汤一介不仅读了有关“魏晋玄学”的书，还读了非常必要的有关佛教、道教的典籍和黑格尔的《哲学史演讲录》、文德尔班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以及20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哲学的有关著作。
这样各类书籍的大量阅读，让汤一介每天都要读书到很晚，几乎没有一天能在夜里两点钟前上床就寝。而正是汤一介如此的努力和付出，才使得他的《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开局”第一讲便获得了成功。
关于成功开设的《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汤一介后来曾这样回忆：
《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可以说很受学生欢迎，三易教室，最后还是因为来听课的学生太多，而用发听课证的办法才得以解决。最使我感动的是比我年长15岁的周一良教授自始至终听完这门课。后来他向我说：“过去在燕大也听过邓之诚先生讲《魏晋玄学》，不知到底它讲什么，这回总算知道什么是《魏晋玄学》了。”我不认为周先生是客气之辞，而是对我努力的肯定，对此我很感谢一良先生。我的课为什么受到学生的欢迎，我认为主要是我在努力摆脱教条主义，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和苏联哲学史教科学的框框以及1949年以来文化上的虚无主义的束缚下进行的。为此，我努力把教学与研究和政治意识形态脱钩，力图坚持独立思考，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来。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在学术上十分艰难的历程，长期在教条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培养下的一代知识分子，就像放了脚的女人一样，走起路来仍是那么的艰难，难免东倒西歪！
年，汤一介与中国、日本著名学者合影。左一：汤一介，左三：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岛田虔次，左四：我国著名学者冯友兰，右三：我国著名学者张岱年。
汤一介最早开设的《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获得的成功，也在当年学术界引起反响，很多学者纷纷给予高度评价。其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李中华先生曾这样说：“这是汤一介先生继他的父亲汤用彤教授之后的又一次更深入的研究，而这一研究不仅推动了整个学术界对魏晋玄学的研究，也是汤一介先生对学术界的又一贡献。”
因此可以说，成功开讲《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是汤一介在哲学研究道路上一个新的起步，也是一个新的探索和突破。而于汤一介而言，这些都离不开父亲汤用彤教授的直接影响。汤用彤先生早在1937年就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经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他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完成《魏晋玄学》一书。因为汤用彤先生一直认为，只有完成《魏晋玄学》一书，才可以使魏晋玄学因为被忽视而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方面十分薄弱的状况得到改变。
但是由于战乱和当时的工作及身体状况等原因，汤用彤先生的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他只留下了一些单篇的论文，一直到1957年，经过汤一介整理，才编成《魏晋玄学论稿》一书出版。
关于这方面，深圳大学的景海峰先生曾在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探寻真善美——汤一介先生80华诞暨从教55周年纪念文集》一书中这样描述：“他一方面大量参考了用彤先生的既有成果，沿着文德尔班（WilhelmWind—elband）《哲学史教程》之观念史和问题演变史的路数，对魏晋玄学的发展历程、概念范畴及其方法等再作梳理；另一方面，又紧密地结合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况，对哲学界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所以这个‘开局’，既可以看作是他对父亲未竟之业的延续和完善，同时也是他自身的学术发展寻求突破的一种尝试。”景海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对新时期中国哲学的贡献》，选自《探寻真善美——汤一介先生80华诞暨从教55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83页。
景海峰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同样为汤一介开设《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的深远意义及对中国哲学的伟大贡献作了高度评价：“……我们可以从该课程的‘绪论’中看得出来。一开始他即强调了这门课的四个要点和目标：一是通过对外来思想文化与本土文明之关系的揭示，加深了解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文化的格局，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关系，开展比较哲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研究。二是从概念范畴体系入
手来研究中国哲学，避免用西方的东西生搬硬套，应该探讨中国思想自身的观念系统，把这些历史线索清理出来，而魏晋时代恰恰提供了这方面极其丰富的内容，故显得重要。三是着重分析哲学家建立他们思想体系的特有方法，‘一种新的哲学方法可以为一个时代开路，并且体现着这个时代的哲学水平和特点’，譬如玄学中的‘言意之辩’就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了。四是揭示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用研究哲学史的方式来锻炼逻辑思维的能力和增强哲学的头脑与识见。这些问题的提出，在80年代初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而先生新颖的眼界和超前的意识在当时又是多么地与众不同和令人振奋！”景海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对新时期中国哲学的贡献》，选自《探寻真善美——汤一介先生80华诞暨从教55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83页。
从李中华先生和景海峰先生的高度评价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到汤一介成功开讲《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的深远意义以及他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卓越贡献。从这以后，汤一介即迈开步伐，在中国的哲学大地上昂首挺胸、奋力前进。1981年，汤一介又专门开设了《魏晋玄学》一课。1982年，汤一介奔赴兰州大学，为哲学系学生讲了一个月的《魏晋玄学》。
1984年，汤一介又为北大哲学系开设了“中国早期道教史”，次年又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为题开课。在这以后的几年间，汤一介又接连讲授了“中国哲学专题”、“中国哲学的现代意义”等课，并为研究生开设了“中国佛教资料选读”、“般若婆罗蜜多心经”、“唯识三十颂”等课程。
走出阴霾的汤一介终于焕发出学术活力，踏上了他在哲学领域全力拼搏，不断开拓进取，成为时代引领者的路程。
2、完成《郭象与魏晋玄学》
开设《魏晋玄学》的同时，汤一介仍以不停歇的脚步开始着手整理编著《郭象与魏晋玄学》。关于这一项工作，汤一介说：“我认为，郭象的哲学是魏晋玄学发展的高峰，如果能把他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那么整个魏晋玄学大体上也就可以弄清楚了。”
“魏晋玄学”进行了两轮讲课以后，汤一介开始了大量的阅读和参考，除了阅读与《郭象与魏晋玄学》有关的大量史料和很多西方哲学史外，汤一介又参考了很多父亲汤用彤教授的魏晋玄学手稿以及一些当年未发表的提纲和笔记。因此，比起开设《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课程的精心准备，此次为编著《郭象与魏晋玄学》的准备更为细致，汤一介阅读和参考的书籍都更加丰富，付出的心血也更多。
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汤一介从思想观念的内在理路入手，以分析玄学思潮的发展为线索，重点突出了哲学史的认识史意义。此外，在详细地论述了玄学和佛教、道教之间的关系外，更对他认为代表了玄学发展高峰的郭象的思想进行了超越前人的分析。因此，在此书中，汤一介比《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更大胆完整地提出了新的见解。
《郭象与魏晋玄学》于3年后的1983年问世，正值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地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刚刚从禁锢的思想中走出来，很多人还在迷茫的状态中不知如何迈出脚步。而这时汤一介则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以新颖的文风和流畅的语言，大胆提出新的见解，可说是为困境中的中国哲学点亮了一束新的火焰。因此也可以说，《郭象与魏晋玄学》的完成，不仅对哲学领域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和深远意义，更是汤一介在这个时期对中国哲学界的又一贡献。
景海峰先生对《郭象与魏晋玄学》的深远意义和巨大影响也同样做了精辟总结：“在讲过两轮课之后，汤一介整理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对于这本书，傅伟勋有一评价，认为其‘诠释学创见’足以与钱穆的《庄老通辩》和牟宗三的《才性与玄理》相媲美。这只是站在大陆局外的纯粹学术性的观察，而就内部而言，其三十年漫漫长路的转折意味和方法上、观念上的一系列突围，则显得更为重要。经历了‘文革’严冬后，政治气候还乍寒乍暖，普遍的心灵滞塞、头脑僵固尚未消除，禁区犹在，壁关重重，正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汤一介首先想到的是要冲破学术上的种种教条，寻找新方法，提出新见解，走出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他反对那种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力图抛开几十年所形成的条条框框，重新用哲学的眼界和学术的方式来叙述中国思想，把世界文明的格局、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点等，这些过去被忽略或有意遮蔽了的问题，重新引入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表达中。而在叙述上，则尽量不用或少用当时流行的方式和套话，改用纯粹学术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荡涤陈规的突围意识和不囿旧见的创新精神，成为汤一介重新开始他的学术研究之后，开辟新进境的利器和不断寻求发展的动力，在80年代初的风气转变初始，尤为重要和难能可贵。……这些研究，无论是学术视野还是理论深度，都将魏晋思想的透视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地。”景海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对新时期中国哲学的贡献》，选自《探寻真善美——汤一介先生80华诞暨从教55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84、185页。
汤一介对当年完成《郭象与魏晋玄学》则这样回忆：“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经常考虑到如何能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来，以便打破长期以来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框框。从1980年开始，到1983年差不多写了3年的时间，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破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模式。现在看来，这本书可以写的更好一点，但我认为，我的某些尝试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而开始我还不敢想成为一个‘哲学家’，只想做一个稍有独立思考的‘哲学史家’。所以在80年代初，我把在北京大学讲的《魏晋玄学与道教、佛教》一课修改成《郭象与魏晋玄学》，于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后又于200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在这本书中，我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1） 找出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2） 通过魏晋玄学范畴的研究寻找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3） 探讨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4） 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5） 勾画了魏晋玄学到唐初重玄学发展的原因。这些问题的讨论，对当时哲学思想的解放起了一定的作用。”
3、出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教授晚年时对道教的研究已经很有建树，曾著有《读〈道藏〉札记》。受父亲的影响，汤一介也很早就涉入道教领域。因而在编著《郭象与魏晋玄学》的同时，他又开始了对道教的研究。
在1980年，汤一介最早撰写的有关道教史研究的第一篇文章《略论早期道教关于生死、形神问题的理论》就已完成，并于第二年初在《哲学研究》发表。两年后，汤一介以“早期道教史研究”为专题的课程终于开讲，这是那个时期我国学术界开设的最早的系统讲习之一。
为了进一步完善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史的内容，汤一介在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的两轮授课之后，于1984年又远赴加拿大和美国的有关学术机构查阅资料并继续写作，终于在1987年完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并于1988年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汤一介提出必须把“宗教”与“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除讨论了道教思想，还从四个问题讨论了当时佛道之争。这些问题不仅全面描绘了南北朝时期的佛道之争，也是此前道教研究很少讨论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