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的重庆文学理论批评
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迎来了拨乱反正的思想大解放的春天。在新时期里，文学的阶级性得到重新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遭到废弃，社会生活中诸多非阶级性领域紧锁着的大门被奔腾的思想力量撞击得七零八落；“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受到限制（当然，这不是说文艺不可以或不能为政治服务），文学的其他功能如审美、娱乐、休闲等在多年的禁锢中获得释放。同时，新的“二为”文艺方针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一切，使新时期的文学具备了多元化及多样性的发展可能性，文学进入了一个更为宽松、自由的发展时期。
在此阶段，重庆文学理论批评获得了突出的发展，并且较之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呈现出更为鲜明的本土色彩。这主要取决于理论批评队伍的变化及因此而获得的人员保障。国家经济工作重心的转移，高考的恢复，使高等教育得到迅猛发展。高校一大批学者投入到文学事业之中，迅速崛起，成为重庆文学界的一支生力军和主体力量，大大加强了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进程，与社会上的文学工作者一起，共同促成了重庆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局面。
新时期重庆文学理论批评从构成上看，可以粗略划分为两个大的主要方向：一是从一般性的角度研讨文学理论批评问题和探究评论中外古今的各种文学现象，二是立足本地文学创作进行思考、批评。在此，我们主要从总的理论批评状态上分别予以概括、评价。
第一节 一般理论批评
这里的一般理论批评所说的一般性的提法，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用语，它主要是相对于范围较小的本土文学批评而言的，前者意味着泛指，而后者则是特指。
一般文学问题的研讨，基本上是以高校学者为核心构成的。其主要发表阵地是西南师院学报（后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重庆师院学报（后更名为重庆师范大学学报）、涪陵师专学报（后更名为涪陵师范学院学报）、万县师专学报（后更名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渝州大学学报（后并入重庆工商大学学报）、重庆师专学报（后更名为重庆文理学院学报）、重庆教育学院学报等。另在全国各地的各类学术理论刊物上，包括在学术界享誉最高影响最大的刊物如《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重庆学者也发表了不少的论文。
这批高校学者思想活跃，研究视野非常广阔，范围涉及古今中外，内容则几乎无所不涉，写出了不少高质量高水准的学术文章。其中，不少文章被颇具权威的《新华文摘》、《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光明日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摘要或转载，亦有一些学术观点被他人所引用，在学术界形成了较大影响，造就了一批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学人。
新时期伊始，他们还文学为文学，站在新的文学本性的立场上，批评了“唯现实主义”、“唯阶级”、“唯政治”的文学偏向，使革命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回归到其本来的意义和位置上，并对现实主义、阶级、政治等在文学上的理论含义作出了重新的诠释和界定。与此同时，以前包裹在现实主义里的浪漫主义又重新获得了独立的文学地位，迎来了它在文学园地里的新生。而之前遭到批判和封杀的各种现代主义思潮和流派，在长期的高压之下一朝释放，形成了异常活跃的对之进行思考、研究、批评的热潮。由此，多元化的理论研究格局得以逐步确立。
在理论研究活动蓬勃展开之际，批评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人们不再局限于庸俗社会学的眼光来看待文学，而是从艺术立场、美学观、心理学、文化学以及包括引进适用的自然科学方法等多种角度、多种方法去认识、评析中外古今的文学思潮、流派，各种典型的文学现象，著名的作家作品等，获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
重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中人才济济，涌现出以殷白、杨？、苏鸿昌、蒋洛平、李敬敏、林亚光、吕进、蓝锡麟、石天河、曹廷华、苏光文、刘扬烈、戴少瑶、吴向北、杨从荣、周晓风、张荣翼、李怡、代迅、王本朝、陈本益、朱丕智、郝明工、蒋登科、韩云波、向天渊、王晓初、赵心宪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他们的很多研究都具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则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如胡风问题的研究，在国家尚未给胡风平反之前，重庆方面就陆续写出不少重新认识、评价胡风文学思想的翻案文章，在学界形成一定影响。还有对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总体认识、各阶段发展的演化历史及其性质的重新辨识和建构，也初具体系。至于对小说、诗歌、散文等各类文体及作品的研讨，也形成了一种系列化的研究倾向。尤其是诗歌方面的研究，从符号学、文化学、艺术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新诗的发生、演化、发展的历史也做出了深刻的概括，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此外，在大众文学、通俗文学、新武侠小说方面的研讨亦独树一帜，提出了一些新的创见。当然，最具特色和最有成就的是“抗战文艺研究”。由于重庆有作为抗战陪都的优势，档案资料较为齐全，原名罗斯福图书馆的重庆图书馆文献资料丰富，这给重庆文学界在抗战文艺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宜。重庆文学理论批评界找到这个研究的突破口，组织调动了一大批人进行这方面的专门研究。他们收集、整理了这时期的大量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讨，将从前所作的不实评论和错判重新剖析，澄清了过去许多误遭批判的文学观点和作品，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和看法，同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的体系性认识。这项研究工作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还获得不少当年在陪都文艺界战斗过的老前辈如罗荪的赞扬。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批颇有成就的学者，如曹慕凡、徐五闻、刘知渐、熊宪光、黄中模、熊笃、杨星映、董运庭、刘明华、谢真元等。他们立足于现代理论的视野之上，去整合、重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去重新阐释古代文学现象的作品，做出了较为显著的成绩。而影响较大的要算与日本学者进行的“屈原问题”的论战，引起了学界对屈原的深入研究。
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亦非常活跃，杨武能、林亚光、蓝仁哲、孙法理、江家骏、杜青冈、靳明全、董洪川等在此方面均获得了颇为突出的成果。他们对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英美文学、法国文学和中外文学比较，尤其是中法文学、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以及专题方面的的如英诗研究等领域，做出了新的认识和解析，达到了相当的学术高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发表大量理论批评文章的同时，这批高校学者还在上述研究领域中出版了数百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这些体系性的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鸿篇巨制，充分显示了重庆文学界在新时期所作出的理论努力和学术贡献。
第二节 本土文学批评
经过“文革”的沉寂之后，随着新时期的到来，重庆本土文学亦开始复苏，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其中不乏有一定全国影响的小说、诗歌作家。但是，重庆本土作家及其作品，始终未能引起学界或文学理论批评界的足够重视。在20世纪90年代前，只有重庆某些著名作家偶尔进入批评领域，作出一些颇为零散的评论。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状况逐渐有所改变，文艺界学人开始对本土文学给予了较大的关注，殷白、杨？、李敬敏、吕进、蓝锡麟、马立鞭、沙鸥、石曼、余见、王泉根、敖忠、周晓风、冉易光、余纪、张家恕、彭斯远、张育仁、黄良等的文学批评亦达到相当高度，尤其是外地名家如臧克家、刘白羽等的介入，更意味着重庆本土文学走向全国的趋势。关于本土文学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下述两方面。
其一，对小说、诗歌等“纯文学”（此之纯只相对于影视作品而言）作家作品的探讨。
此类批评文章的主要发表阵地是《重庆日报》的“文艺副刊”，本地一些学报和文学刊物《红岩》上亦偶有少量篇章。在这方面，重庆文联的确做了不少工作，除了举办过多次作家作品的专题座谈会之外（如杨益言、刘德彬的《大后方》、黄济人的《崩溃》、王群生的《朋友，我爱你》等），还专门组织了一批文艺评论者，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一批作家如黄济人、莫怀戚、朱亚宁、梁上泉、傅天琳、聂云岚、廖亦武等的作品进行专人的批评。这些批评文章对作家本人及其作品的创作风格、艺术品味、意识表现、情感表达、技法技巧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究，无疑对重庆本土文学的创作具有推动性的意义。用更高的眼光来衡量，重庆本土文学批评在深度上还有待开掘，应将他们置放在中国文学的大环境及其发展过程中去进行比较、鉴别，这样，或许我们会发现重庆文学新的地位和价值。
还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学者对重庆文学所体现的本土精神文化的追问和挖掘，如对重庆文学中码头文化的探索，以及对乌江作家群的研究等。从文化学的角度去探寻共处于同一地域作家的文化渊源、人文因素、地缘情结、文化心态、文化精神等，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针对重庆地区在新时期所出现的作家群体，部分学者从上述各方面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剖析和阐释，并尖锐地指出了其中的局限和缺失。这种具有历史观念和学理深度的文学批评，对于作家意识和作品价值的提升，必将产生长远的促进作用。这应当是我们本土文学研究中值得倡导和发扬的批评方向之一。
其二，对地方方言戏剧、影视、曲艺作品的探讨。
地方方言戏剧、影视、曲艺作品的大量涌现，是新时期重庆文学发展的一个颇为突出的文学新现象。其创作动因主要是文学市场的萎缩，作家们力图用人们熟悉的方言土语来吸引地方读者、观众，而影视传媒为了扩大收视率和增添所谓的地方特色，在这方面也起到相当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方面的批评言论，主要发表在《重庆广播电视报》和一些文艺社团组织及大型单位主办的内部刊物上。
从文学价值上去审视，此类方言文学创作，除个别从真实历史人物取材的作品外，大都品位不高，格调趋俗，多从搞笑角度去设置情节，而在语言运用上则尽量地“土”，甚至不惜采用一些粗鄙不堪的秽语污言。重庆文学理论批评界似乎对此不屑一顾。但在电视媒介和广播电视报之类的大众传媒阵地上，倒不时会有一阵热闹的赞扬之声。这或许也算是一种批评，我们不该一概否定，相信其中也不乏有价值的意见。只是从总体上说，此类批评大都是立于个人立场上的鉴赏性的评价，尽管在审美活动的意义上任何人都无权置疑，但从真正的文学批评的角度看，这种批评缺乏具有普遍性的艺术立场。当然，这类批评里面也不排除别有用心的炒作之嫌，那就更非一种公正的做法了。在信息传播、交通通讯工具如此发达的今天，方言类文学创作实在不值得大力提倡，然而它既然能够生存，也就应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就此而言，重庆的文学理论批评应当对之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20世纪重庆文学在经历了萌生、发展、巅峰、沉寂和再度繁荣的历程之后，终于走到了世纪末的结束。需要清醒看到的是，在再度繁荣背后，文学又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们社会生活领域的急剧扩张，文学，这个曾是在人们传统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和相当位置的精神产品，正在一步一步地削减着自己的作用和领地。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眼光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我们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要人们把主要的精神生活都放在文学上，因为现代社会给人们提供了更多更广的精神生活渠道。犹如戏剧的衰落一样，不管怎样高呼振兴，依旧逃不脱历史法则所规定的必然命运。当然，我们不是文学的悲观论者，只要有人类、有语言，文学就不会消亡，但是文学必须正视社会的变化和找准自己正确的社会位置。文学会永远存在，但怎样存在、怎样发展，这恐怕是所有文学人士和理论批评界值得在新世纪来临时深长思之的首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