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头河农场学校连一张乒乓球台都没有看见，自然会提出这样简单的问题，我借口没有球桌而推卸了这种要求。
他们不断的提问，我不厌其烦的回答，实实在在的叙述让听课的学生和老师频频颔首，互动的教学方式引来了大家会意的微笑。课后，瓦列里特意用我那架傻瓜相机，为这堂课留下难忘的瞬间。
我与瓦列里谈到了他的愿望，他只是摇摇头，淡淡地一笑。从他的表情上看，我理解他的内心是无奈的，痛苦的。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俄罗斯，通货膨胀毫无下降的趋势，说经济千疮百孔，国有企业纷纷倒闭，大批工人失业，中小学教师的日子也不太好过，教师要求增加工资而游行的消息也在报纸上有所报道，连身为校长的瓦列里月工资也不过15万卢布（相当与人民币600元）。
一个乡村学校的校长在个人开支相当拮据的情况下，居然能够一心一意筹划自己的学校的发展，构建自己理想中的教育事业，除了苏霍姆林斯基倡导的知识分子良心在驱动外，在俄罗斯教育界，还有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呢？
良心的祈求
瓦列里是我在俄罗斯认识的同行，石头河学校的校长。一个足有一米八高的个子，大脸庞，宽肩头，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无声地告诉你，他曾经是一个英武的军人。大学毕业后，在乌拉尔炮兵营服役两年后，他才分配到这所十一年制的学校教书。因此我感觉到，在他的身上既有军人的豪爽，又有教师的细腻。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6月的一天，刚结束与俄方的首次谈判，我们从农场办公室出来，正在议论谈判的得失，就碰上一个高大的男子朝办公室走来。大概我们的衣着和肤色与当地的俄国人迥然相异，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只是微笑着，习惯地向我们点点头。我也随即用俄语向他问好。他发现我们一行中有讲俄语的人，就猜中了我的身份，驻足朝我仔细打量：“你好！”他首先友好地向我招呼。我也停下脚步：“你好。我愿意和你认识。”我们便交谈起来。瓦列里告诉我，早先这里也来过两批农工队伍，可是随队的翻译都是来自工厂，听说我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遇上同行，他自然十分高兴，便主动邀请我到学校做客。我想，这也是了解农场情况的一条重要渠道，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开展，便欣然允诺。
石头河学校是一所十一年制的完全学校，学校学生还不足300人，教师都是大学师范毕业生。我走进瓦列里的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不大，但布置得井井有条，办公桌上最醒目的就是《苏霍姆林斯基全集》。我们在学校的办公室里聊天，天南海北地聊，对于我来说，正是练习口语、熟悉俄罗斯社会的好机会。
当国家政体发生某种嬗变后，其衍生物往往是悲痛和凄凉的。具有八十多年的苏共被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为非法组织，停止了一切活动，共青团组织也取缔了，少先队员胸前飘扬的红领巾也从人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对这样的社会现象，瓦列里把他那心爱的党证拿出来给我看了看，摇了摇头：“一切好象就发生在昨天，真不可思议。”他没有给我深入破解其中秘籍，只是把我带到了学校附近的夏令营。此刻，我无法猜测有多年党龄的瓦列里失去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痛楚和孤独。
夏令营，那曾经是孩子们课外生活的乐园。我们拨开足有半人高的杂草，走进夏令营大门。门楼、活动室、厨房等早已是空空荡荡，屋角结满了蜘蛛网，天花板脱落，电线电灯不知去向，秋千、篮球架锈迹斑斑，满目凄凉，一片破败景象。这与我们过去向往中的儿童乐园相距太远了。只有几只小鸟唧唧喳喳，仿佛在述说当今社会的无限悲伤。踩着荒草丛生的小路，瓦列里只是不断地叹息：“一切都都过去了，但是，我们的石头河学校还是要办下去，孩子们还是要来上学呀！”我看到一个普通俄罗斯教师祈求俄罗斯的未来，在彷徨和无助中苦苦挣扎的身影。
我询问了他们政治课的教学内容，似乎都很现实。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讲了，取而代之的是爱国主义、公民教育。学校墙上，遵照上面的要求，摘下了熟悉的列宁的画像。我真担心学生思想会跌进危险陷阱。走廊里两侧挂上了一幅幅照片，一打听，才知道，那全是本村抗击法西斯的游击队员，二战时期的英雄。老师常给孩子们讲述本村抗击法西斯英雄的动人故事。这在我惆怅的心境里终于添上一丝欣慰！
公民教育呢，就是介绍保护环境，讲究公共秩序和卫生，尊老爱幼，和谐相处。难怪，无论你走道那里，遇上了小学生时，他们总是满脸笑容，主动向你打招呼呢。
在学校里，似乎没有“补课”的概念，学生的双休日除了帮助父母作家务外，没有被繁重的家庭作业束缚，就是无忧无虑地玩，到树林里去拣蘑菇，到河边钓鱼，充满了孩提的天真乐趣。瓦列里的办公桌上，摆放着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我想，他应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忠实信徒，他的一切思考和行为，应该与这位教育大家的思想息息相关吧。
瓦列里告诉我，教师应该想得远一些，光读书死书是远远不够的，那是今后工作的需要。我看了学校的课表，学科开设非常齐全，除了通常的文化课以外，还开设了劳动和课外活动。
“能开得下去吗？”对这样的课程，我以习惯思维审视的口吻询问。“怎么不行？我们这里有许多学生课外活动小组。”瓦列里对我提问似乎感到唐突，笑了笑反诘道，这倒让我有些尴尬。
于是，他带我走进他们的工场。天啦，一个五十多平米工场竟然安装了车钳刨铣床和许多供加工的钢材和层板。瓦列里顺手取了几件学生加工好的零件和烙铁画给我看，的确是学生的作品。
“那些女学生也喜欢摸车床吗？”
“我们教他们学刺绣，学针织，还学摄影。”
看得出，安排男女学生的课外活动，学校是颇有心思的。女学生本性心细手巧，编织这些围巾、披肩和小挎包之类的针织品，非常合适。我注视着这些别致的小作品，仿佛看见了那些天真活泼的小天使，在白桦树下，在嬉笑声中穿针引线的热闹场面。是的，这些十分惹眼的小作品，凝聚了少女特殊的智慧，融入了女学生的爱美的秉性，折射出她们对周围事物的无比关切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瓦列里本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他既会照相，又会冲洗照片（那时俄罗斯的彩照还非常稀少，更没有看见数码摄影），是学校摄影小组的指导教师。依我看，瓦列里送给我他自己拍照和冲洗的黑白照片，足以可以与专业水平的作品媲美。
我渐渐悟出瓦列里提倡，“不光读死书”的含义了。
我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瓦列里萌发了邀请我上课的念头。他似乎要从另一个国度的教师中吸取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来充实自己学校的教学，增添一些异样的色彩。
上课安排在十一年级的班内。与其说是一个班，不如说一个小组：一个教学班，仅有4个学生！恐怕在我们这里就是组织“复试教学”班，也极为少见。我按照瓦列里的要求，认真介绍了一个普通中国人一天生活的的情趣，然后请学生提问。
“老师，什么叫中国功夫？请你表演我们看看！”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难住了我。一介文弱书生，怎么能用几句话讲得清楚？又怎给他们展示堂堂中国武术呼风唤雨动山摇的威武气质呢？我只好在课堂比画了几下太极拳的动作，算作对学生提问的交代吧。同学们居然对我的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
“你能表演一下桌上的台球运动吗？”
在石头河农场学校连一张乒乓球台都没有看见，自然会提出这样简单的问题，我借口没有球桌而推卸了这种要求。
他们不断的提问，我不厌其烦的回答，实实在在的叙述让听课的学生和老师频频颔首，互动的教学方式引来了大家会意的微笑。课后，瓦列里特意用我那架傻瓜相机，为这堂课留下难忘的瞬间。
我与瓦列里谈到了他的愿望，他只是摇摇头，淡淡地一笑。从他的表情上看，我理解他的内心是无奈的，痛苦的。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俄罗斯，通货膨胀毫无下降的趋势，说经济千疮百孔，国有企业纷纷倒闭，大批工人失业，中小学教师的日子也不太好过，教师要求增加工资而游行的消息也在报纸上有所报道，连身为校长的瓦列里月工资也不过15万卢布（相当与人民币600元）。
一个乡村学校的校长在个人开支相当拮据的情况下，居然能够一心一意筹划自己的学校的发展，构建自己理想中的教育事业，除了苏霍姆林斯基倡导的知识分子良心在驱动外，在俄罗斯教育界，还有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呢？
无力的博弈
一向能够吃大苦，善于干巧活的“木匠”，说病就病倒了。
在农工队里，“木匠”是有名的铁汉子，身体像一块铁板，非常结实，再大的狂风吹不歪，再猛的雨刮不倒。几个月来，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怎么会因为连续几个夜晚搭建育秧大棚就倒下了？这也说明，在国外并非遍地黄金，挣钱同样不容易啊！农场里的医生把可用的检查手段全用上了，把该用的药也一齐用上了，治疗三天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除了用“水土不服”这种传统的生活习惯去解释，很难让人相信这是现实，而且是一病就卧床不起！
根据我们与农场签订的合同，凡是到俄罗斯做工的中国农工享有俄罗斯公民同样的权利，包括生病住院期间的医疗和伙食费用由俄罗斯政府承担，享受政府发放的“误工补贴”。这事反映到场长谢尔盖那里去了，场长当即决定把病人送往特洛依茨克区专门医院检查治疗。
那天上午风和日丽，汽车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跑完了40多公里的路程。我随农场的联络员一道乘车来到区专门内科医院。医院占地面积不大，被排排绿树分割成几个区域。院内道路平直，绿树蓊蓊郁郁，飞花点翠，偶有几声鸟鸣才打破了院区的安宁，处处显得十分恬静。挂号登记后，联络员直接找到内科医生，仔细介绍病员病情，不到20分钟，“木匠”送到了病房接受检查。
俄罗斯医院入院前的检查，那真叫全方位检查：从测量血压、心率，到检查小便、大便，验血，最后插胃镜，一整套常规检查，丝毫不马虎，照例不误，一项也不能少。
在我们外行看来，未必是繁文缛节，望闻问切不就得了？单凭丰富从业经验，也可以诊断病因，处方一挥而就。在俄罗斯的医院就要务必如此，尊重科学，讲究程序，逐一排查，弄清来龙去脉，查出病因，对症下药，不然，怎么叫区医院呢？这样下来，我们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医院敲定，接收农工入院治疗。
联络员很快办完住院手续后，就庚即乘车回场了。“木匠”不懂俄语，我就只好留下来，暂时陪护半天，也只能呆半天，因为场里还需要我穿梭式的工作呢。
我陪“木匠”走进一间屋子。这时，一个年轻护士走到我们跟前。她长得娇小玲珑，眉目清秀而灵动，体态飘逸又风韵别致。一看见她天使般的美丽形象，你的病情仿佛就轻松许多。
“谁是病人？”那声音简直就像铃声那样清脆。
“就是他。”我指着“木匠”说道。
“赶快换上病员服装！”
看着护士送来白蓝条纹相间病员服装，“木匠”有些纳闷，干吗非要穿这个玩意？坐在那里无动于衷。
“这是医院的规定！”美丽的护士此刻语言十分坚毅，命令口吻更加明显。
“木匠”左顾右盼，的确四周病员都是这样的穿戴，无可奈何，只好点了点头，换上护士送来的白蓝条纹相间病员服装，那套便装就带走保管起来了。
病房墙壁呈湖蓝色，房内设置了2个床位，洁白床单铺在床上，雪白的被盖十分松软，俄罗斯特有的方枕头搁在被盖上。病房一角安放有报架和电视机，宽大的窗户挂着雪白的窗帘，窗台上摆放着一盆鲜花，透露出幽幽的香气。病房陈设简洁而整齐。
“怎么样，还可以吧？你就安心治病了。”我探问“木匠”的心境。
“我呆在这里，什么话也不会说，什么话也听不懂，怎么办呢？”“木匠”预测到一人在病房的孤独无助。
那几十个同胞在田里劳动，农场的许多事还需要我去联络。我必须马上离开医院，只有安慰“木匠”静心养病：
“不要紧，你就比比划划，把你要想说的画在纸上，医生护士见多识广，准能看懂，不就得了。”
“木匠”一想，自己在国内的确是个木匠，还有点名气，画个简单的图样没有多大问题，也就答应了。我告诉“木匠”，病痊愈后，医院会通知我们来车接回农场的。
哪知后来的情况并非想像那么简单。
我前脚一走，“木匠”孤独的心情就涌上心头——他的确没有本事和别人交谈。他说，谁能明白意思？别人说，他怎么能听懂？躺在病房，看报纸，两眼一抹黑；看电视，不知在里面在折腾些什么，他是个“瞎子”、“聋子”，什么也不明白。
呆在医院时间长了，闷得发慌，“木匠”就想出外边溜溜。
他穿着一套醒目的病员服，刚一跨出医院大门就被逮个正着。门卫倒觉得这个中国病员非常奇怪，死活要往外走。谁知道你患的什么传染病？别惹出麻烦害人！ “木匠” 无论怎么饶舌，比比划划，门卫还是双手拦住，不让他越雷池半步。
又说这病号伙食，“木匠”也很不满意。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年人，每餐一盘土豆泥，四片面包，一小碟鸡蛋炒西红柿，有时换碟土豆烧牛肉，加上一杯红茶，或配一杯牛奶，说是有营养，却老感觉肚子空荡荡的，实在没有填满。“木匠”兜里有钱，人民币，有，卢布，也有，可哪儿去买呢？语言不通，医院食堂也不卖零餐，出大门，门卫双手阻拦。
这里住院除了治病外，享有生活补贴，这是早先苏联优越社会主义制度延续下来的福利，咱中国农工也能享受！在国内也没有这个福分，还算不错。可是，再有好的待遇，没有人能同自己讲话，自己还是个哑巴，是个聋子，谁能理解？呆在这里，真是憋得发慌。想打个电话，回农场，找谁呢？谁能听动？找翻译，又哪里去寻觅？一连串的棘手问题，横亘在他面前，无法解决。
第三天，“木匠”壮起胆子，只好跟护士“交谈”，表达希望马上回农场意愿。
他找来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画一个小人，接着又在小人的对面，画了无数个圆圈，先用食指指了自己，又指小人，再把小人指向无数个圆圈，然后用食指和中指构成一副圆规的形状，“圆规”从小人的位置不断移动到无数的圆圈那边。
护士怎么也无法破译“木匠”图画蕴藏的内涵，自然就猜不透他的心思了。
后来，“木匠”告诉我，他的本意是说，他是石头河农场的农工，身体恢复很快，想回农场去工作。那个小人就是他自己，那些圆圈就表示石头，也就表示石头河农场。
天啦，护士的智商不算低，可怎么想不到圆圈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圆圈代表什么？是鸡蛋？是卢布？是白菜？是西红柿？食指和中指比划什么意思？是想用餐的刀叉，还是要双中国人吃饭的筷子？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什么乱七八糟的奥妙？“木匠”的“天书”让护士难于解读！他把护士折腾了二十分钟，使出全身的工夫，手舞足蹈，木讷无言，像个哑巴似的咿咿呀呀，额头都沁出了细汗，还是无济于事。护士也只是耸起双肩，无助地摇摇头，实在无法猜透这个中国病员心中的意图。
